本文作者 黃有光
馬來西亞華裔，知名經濟學家、複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當年曾經提出“一妻多夫”方案，來解決人口問題。
既然是一個夢，就不是真實發生的。這裏的‘真實’，是指這個夢是我真正今天清晨鬧鍾響前做的夢，不是我杜撰的。其次，這個夢的情景是可能真實發生的。
這個夢有兩個情景，地點相隔萬裏。第一個在墨爾本，我和幾位中國留學生或訪問學者在飯桌上討論留學後回國工作的利弊。其中一位就是剛剛完成博士學位，馬上要回中國工作的。我很支持這個回去的決定，我說，‘隻要中國采用正確的鼓勵留學生回國的優惠政策，回歸應該是互惠互利的’。另外一位說，
‘回去一個兩千萬人口的密集城市,
生活很難改善’。[其實，這個認為人多不好的觀點是錯誤的看法。試想，為何絕大多數人偏好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鎮，更不是鄉村呢？詳見拙作：《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複旦大學出版社）第1.2，1.3節、附錄A。]
第二個情景是在東歐一個國家，一位留學英國或美國後，剛剛回來，家裏正在替他洗塵的晚宴。不知為何我也在晚宴中。吃完後還連同幾位主角拍照。最後我留下我的電郵地址，希望以後知道他回國工作後的情況，心中想是否可以證實我在第一個情景中說的觀點。
根據我知道的前學生回歸與沒有回歸的不同情形的比較，我認為整體而言，應該是回歸者的情形會更加好。若然，可能有些讀者會問，那麽，為何黃有光自己沒有回歸呢？
其實，我不是從中國出去的，我是在馬來亞（後來成立的馬來西亞的主要成員）出生長大的。當時，馬來亞包括馬來聯邦與新加坡（當時叫星州或星加坡），我在馬來聯邦的吉打州出生，在檳城州長大與讀書，中學畢業後到新加坡的南洋大學（唯一在包括港澳台的中國以外以華語為教學與行政媒介語的大學）讀本科經濟學。本科後才到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讀博。我讀完博士後，也是想回星馬（星加坡與馬來聯邦的簡稱）。最先申請職位（講師）的大學是母校南洋大學。沒有拿到職位後，才申請西方的大學。
關於我沒有獲得南大的聘請的原因，後來我聽到兩個不同的說法。一個是說我學生時代搞左派學生運動搞得很厲害；一個是說我在國際第一流學術期刊發表了太多文章。當時，沒有任何經濟係的老師曾經在經濟學頂五期刊發文章，而我在本科生時，就在沒有老師指導的條件下，單獨在頂五之一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了文章，博士時期也陸續有發表，回到南大會讓教授們相形失色。我不知道真實情形是哪個原因。因此，當我在教授福祉經濟學，討論到brain
drain(人才流失)時，我對學生們說，我不是brain drain的一個例子，因為我是被推掉的，不是流掉的。
我在澳大利亞的大學工作後，曾經拿學習假期與無薪假期，‘半回歸’到星馬、港澳台與中國大陸的多家大學（包括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澳門大學、台大、北大、複旦、暨南大學、西安交大、華中科技大學等）做過多次數星期、數月、甚至超過一年的教學訪問。另外，我以前主要在中國香港與新加坡，後來與現在主要在中國內地發表的中文媒體評論文章，比我在海外的英文媒體文章多很多倍。我能夠順利融入西方英語社會，但我也沒有忘記提供我文化乳汁的東方華人社會。
留學海外的人士，如果能夠回到祖國工作，多數能夠提供一些其他人未必能夠提供的知識與看法，自己也多數有更大的發展平台；還有，語言、飲食習慣、親戚朋友等因素，也多數會使海歸比留在海外更加快樂。不過，另外一方麵，如果有些留學者，認為海外的工作或生活環境更加適合自己的研究或偏好，選擇留在海外工作與生活，隻要沒有為非作歹，工作有所貢獻，自己也能夠快樂，也是可以接受的選項。
隨著中國在經濟與其他方麵的繼續發展與改善，包括對新冠疫情的更加有效的控製，今後留學者會越來越認為回歸是更加優越的選項。另外一方麵，隨著中國大學水平的提高、新冠疫情的影響等因素，留學海外的人數，可能會大量下降。
2021年9月26日於墨爾本。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留學後回國的利弊——對一個真實夢境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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