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所職業學院的“學姐查寢”視頻引發全網熱議。視頻中，幾個學生會幹部官味十足的作派引發“群嘲”，身處教育焦慮中的家長們關心的職業教育生態也再度引發關注。江蘇師範大學講師杜連森發表於今年6月的一篇名為《“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與教育的“空洞”》的論文跟著“火”了。這篇論文是以他讀博期間在一所職校的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寫成的。
田野調查期間，杜連森的身份是代課老師。他所帶的班級是五年級，學生們正處在從學生向“打工人”的身份轉變的當口。他在這裏看到了一個“空洞”的世界。他發現，在職校，“管理”比教育更加重要，技能和知識的學習隻是一種點綴——這種局麵對學生和學校雙方都是某種無奈，學校擔心“學習行為習慣不好”的學生製造更多、更大的問題，所以采取“嗬護邏輯”；而學生們不是不想多學一些技能，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修養，但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一旦進入職業學校這個大環境之後，就不自覺地開始“混日子”。
杜連森將職校學生的“混日子”理解為一種結構性力量的驅動。這種結構性力量既包括學校整體“重規訓，輕技能”的教育邏輯，也包括畢業後等待他們的“去技能化”的勞動工業。“現在社會裏就是大多數的職業需要的技能越來越少了，那種重複性的、枯燥性的、簡單化的技能勞動越來越多。”每個人似乎都是一個龐大機器上的螺絲釘，很難再感受到作為整體的工作的意義，“這個時候再讓勞動者去有工匠精神，其實就是已經特別難了”。
以下是杜連森的講述——
之所以研究這個選題，是與個人從小的一些經曆和觀察有關係的。比如在我上小學的年代，那是90年代，我在一個農村小學。學校裏的大多數老師都是中師或中專畢業的——在農村，如果達到了中專的水平，就已經是十分有文化的人。比如，我的小姨是80年代初的中專生，當時她考取了我們當地的一所商貿學校，在我們家族裏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為在那一年，我們全鎮就隻有兩個人考上了中專。小姨畢業後，被直接分配到我們當地市裏的外貿局工作，實現了從農家孩子向城裏人的蛻變。小姨的故事經常被我父母用作教育改變命運的案例來講。結果給我的一個認知就是，能上中專就已經是非常好的學校了。中專畢業後就可以國家包分配工作，而上高中考大學的難度更高，農村父母在孩子初中畢業時，哪怕學習成績非常優秀，都會推薦孩子去考中專，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更加穩妥的選擇。
但是這樣的局麵，在我上初中時，2000年初的時候，就已經完全變化了。隻有那些學習成績很差的學生才會去上中專、上職校，周圍人也不再認為上中專能夠改變命運，而是一定要考大學才行。為什麽中專教育由受人尊敬到後來無人問津，在兩代人的時間裏就發生了這麽大的變化，帶著這樣的困惑，我選擇了職校教育作為我的研究方向。
在進入田野之前，通過各種新聞媒體的調查和論文研究的了解來看，中國存在大規模的技工荒，中國製造業的發展迫切需要大量受過技能教育的工人，所以職業教育應當是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的。在碩士期間，我就已開始對職校生群體進行關注，碩士三年級的時候，我曾在某建築類職業學校實習了三個月，每天都目睹頭戴安全帽，身穿工裝，與普通建築工人無異的職校生成群結隊地走在校園路上，當時我萌生了一個想法，職業學校正在為中國培養和形成一批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能的新產業工人，這種從學生到工人的角色轉換過程應當極富研究價值。
然而，直到再次進入職業學校的田野，真正著手研究之後，我才發現，事物的真實樣貌可能與本來的設想大相徑庭。
不自覺地開始混日子
一個直觀的印象是這些學生特別愛玩，沒有普通高中生那種緊張學習，規規矩矩的感覺。第一次上課，進入教室，就有兩個學生在教室前麵的教學電腦前打拳皇遊戲，然後有一夥學生在圍觀起哄。底下的學生，很多都在聯機打王者榮耀，要麽就是玩其他手機遊戲，或者看玄幻小說。這些學生非常喜歡插科打諢，比如我教的“應用文寫作”裏有“啟事”的寫作，我問道，大家平時都見過什麽樣的啟事？有學生就高聲喊重金求子啟事，然後全班哄堂大笑。在課上，兩個學生發生了矛盾，甚至會當著老師的麵互相破口大罵。很少有那種在大學和高中裏可以明顯看到的對老師的敬畏感。
社會通常的印象就是說這些孩子都是不愛學習，行為乖張，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行為習慣方麵的問題。我真正接觸這些職校生以後，發現這些孩子其實也並不是像社會所認為的不愛學習。我了解到的很多的孩子，他們其實也是愛學習的，也非常地願意在學校期間多學習一些技能，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修養。但是他們自己也講，不知道為什麽，盡管自己很想學習，一旦進入職業學校這個大環境之後，他們就不自覺地自己也去混日子，也不做作業，也上課的時候玩手機，跟同學們一起聯機打手機遊戲，所以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他們最不希望變成的那樣一種。
他們會跟我講到，剛剛上一年級的時候，他們還是保持了一種比較好的學習習慣的。就是每天在放學之後都會背著書包把當天老師講到的一些功課，還有練習冊都帶回到家裏，認真地做作業。但是高年級的同學進來之後，會說老師他要求沒有這麽嚴格的，我們最後都能夠及格通過的，你這麽費時間去做作業幹嗎呢，還不如大家一起去玩個遊戲或者去操場打個球。然後久而久之，哪怕這些當初希望認真學習的同學在這種我稱之為“波級傳導”的不良習氣的熏陶之下，學習習慣也逐漸地變壞了，最後就融入到職業學校整個的一種大染缸裏，都成了一種混日子的狀態。
這些學生其實感情非常的純粹，會毫無保留地喜歡和信任一個人。有一個學生阿濤，我給他指導過學習規劃方麵的一些問題，他覺得我一直住在學校裏夥食不好，就邀請我周末的時候去他家吃飯。這些學生喜歡不喜歡一個老師，表現是特別明顯的。我剛進去的時候是新老師，他們更喜歡原來的那個語文老師，所以對我他們還是有一種排斥心理，但是當我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以後，他們覺得我這個老師還是比較好接觸，也願意傾聽他們的想法，他們就會在課餘的時間裏來找我談心，談他們的一些苦惱和想法。到學期末的時候，我對一些學生做個別訪談，有幾個學生就告訴我，說老師，其實你剛來的時候，我們是很排斥你的，但是後來我們就慢慢喜歡跟你接觸了，因為你比其他老師更願意聽我們的聲音，也沒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他們自己也會反思，就是自己學習成績是怎麽慢慢變差的。
有些學生會講到自己在初中時候的一些經曆，也講到自己的一些家庭上的經曆。比如有一個學生就講到他的父母忙於工作，說因為父母都在這個機械廠和電子廠裏上班，但是工廠裏有非常嚴格的時間規定。當他在學校裏，比如說有一些學習方麵的問題，老師會叫家長去學校裏去溝通，但是他的家長就因為工廠的這些規定很難請假去學校裏跟老師溝通，所以久而久之這些老師慢慢地也就不搭理他們這群學生了，就覺得家長對於他們這些孩子不上心，那我還為什麽要對你上心？久而久之呢，這些學生就感覺到似乎班主任老師對他們有一些偏見，家長也沒有抽出時間來管自己，自己就會慢慢放鬆對自己的要求，就是通過玩手機、玩電腦來排解時間，重心也就不在學業上，就不再好好地做作業，最後導致自己的學習成績變差。我自己來看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因為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從事生計性的勞動，很難有餘力來照顧孩子學習，在孩子的教育卷入上遠遠不能跟中產階層的父母相比，結果就導致了一種惡性循環——父母階層越低，就越是忙於生計，無暇顧及孩子教育，孩子學習就越差，就越難以突破自己的階層桎梏。
為什麽他們都這樣混日子呢？我後來的研究結論說就是因為職業學校的整體的一種教育邏輯，它是重規訓，輕技能的，技能的培養實際上在職業學校處於一種次要的地位，而社會上提供的工作崗位對職校生來說也都是一種低技能的崗位，沒有過高的知識和技能的要求。所以在這樣的一種大環境之下，職校生都成為一種無聊、混日子的狀態。並不是說他們個體本身想去混日子，而是有一種結構性的力量驅動著他們慢慢地都去混日子。
跑操、胸卡和儀容儀表
職業學校的家長和普通中學的學生家長在孩子的教育參與度上確實是不一樣的。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有一次我調研的這個學校和它隔壁的一所中學共同舉行了家校聯誼的活動。當時來參加聯誼活動的家長都是要在家長簽名冊上簽名的。我當時就觀察到，中學學生家長的簽名簿上幾乎已經簽滿了，但是職業學校家長的簽名簿上有大片大片的空白。
當時我問校長，校長就直白地跟我講，很多家長一把孩子送到我們職業學校裏來，就覺得孩子已經廢掉了。所以在這個職業學校裏麵，關於他們的學習狀態，能學到多少東西就是一種看天收的心理，肯定是不像中學學生的家長有這麽大的教育期望。我本身去做家訪的時候，家長也跟我是這樣講的，他們不是說對孩子就毫無期望，他們有一個最基礎的期望是什麽，就希望孩子能夠平平安安的，起碼在行為上不要沾染上一些惡習——比如說千萬不能夠賭博，不能夠染上泡吧的習慣，不能夠跟社會上的一些“痞子”、三教九流沾染在一起——至於學多少東西，就看他自己吧。
職業學校在麵對這樣的一種生源現狀，還有校園的環境，采取了一種嗬護邏輯的行為，他們把大部分的工作重心都投入在學生的管理和規訓上麵。班主任他會想很多的方式方法，怎麽把班級裏的精神狀態或者說比較守紀律的氣質給體現出來，他們會不斷地讓他去練習，然後在日常的教學中也會不斷強調這些問題。
從學校來說，采取這麽多的這種細節化的監控，也可以講是一個無奈的結果。這些學生學習行為習慣不好，可能也會伴生著其他的一些行為問題，那這樣的一些學生集合在職業學校裏出問題的概率是會更大一些。
一個班級的日常管理是從晨會開始的。晨會開始的時候班主任會過來講今天大致的學習安排，總結一下昨天班級裏發生的一些大小的事項，然後再強調一下今天的紀律。晨會之後馬上就會去跑操，班主任會檢查一下班級裏麵孩子的儀容儀表，比如說服裝穿著是不是統一，有沒有都佩戴胸卡。跑步的時候也是班主任帶著他們去跑，然後帶著學生們一起喊響亮的口號。這個過程裏要注意學生們的步伐，跑得一定非常的整齊劃一。學校對這個跑操有很嚴格的一個考核要求，就是每個班的跑操的狀態整齊不整齊，有沒有學生在說話，都有一個嚴格的分數的考核。
他們跑操的時候是有像軍鼓聲的音樂的，學生們踏著這個鼓點的節奏往前邁進。如果你第一次進入這個職業學校去看他們跑操活動的話，感覺還是比較震撼的。每個班他都會有自己班級比較特色的班服，跑起來像是五顏六色的幾個模塊一起在這裏跑步。這種整齊劃一又參差有致的美感是校長非常關注和在意的，他有一次在開行政辦公會議的時候就講到，現在我們每個班級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整齊，像一個勻速的盤子在操場上轉動，跑出了我們職校生的氣勢。
每天檢查胸卡，也耗費了老師們較多的精力。胸卡上會寫明學生的名字、班級、專業，其實也相當於這個孩子的個人信息就直白地寫在胸前。我問過一些學生，他們稍微是有點不太舒服的，感覺自己好像時刻就處於一種注視之下。但是時間長了以後好像也就習慣了。學工處的老師解釋過戴胸卡的原因：“你去企業裏要戴胸卡，但是戴胸卡的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養成的。可能是我們把這種企業文化意識慢慢融進來以後，便於他們就業了，很快地能適應崗位的需求。”
學校在管理上的一些細節，像跑操，檢查胸卡，檢查儀容儀表都顯露出學校對學生的行為訓練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教育內容。我們看了之前的黑龍江職院的事情裏麵，報出了這種霸道查寢的事件，其實就是因為在職業學校裏學生幹部在很多方麵承擔了教師的一部分管理職能。那我觀察的，不僅由學生來查寢，在職業學校裏還會由學生來查晚自習，檢查學生晚自習的上課狀態，還會在校園裏麵安排學生在各個路口檢查學生的儀容儀表。
我在訪談的時候，對這些檢查，這些學生反映感覺沒有必要，就感覺比較厭煩。還有一點，他們不服氣的地方是，其實學校裏安排的這些學生在那裏檢查，他們本身就沒有足夠的權威，就是在學生的眼裏，檢查的學生本身就是一些出了紀律問題的學生，他們本身沒有多麽好的表現和行為，所以孩子心裏都不服氣。學校讓這些學生做這些細致的督察工作，其實一個考慮是什麽呢，就是通過讓這些學生給學校代勞管理工作來為他們平時的一些紀律問題做一種補償，或者說通過這種管理工作來起到一種勞動懲罰的效果。
跑操的學生，受訪者供圖
阿濤與阿超
在課程上，他們有基礎文化的課程，再就是專業課。專業課的理論課占了很大一部分，實訓課，就是學生真正動手操作的機會比較少。這也是由職業學校的客觀條件限製的，比如說像數控技術專業，使用數控機床需要投入非常大的資源，一台普通的數控機床需要40萬左右，同時采購幾十台這樣的數控機床來供學生實訓是一筆很大的財政投入。而且學生實訓並不產生經濟價值，相反還會產生耗材，又是一筆很大的開銷。
我剛進入這所學校的時候，發現這個學校裏的座椅是很有意思的。這個學校裏用來休息的座椅是齒輪狀的，像一個工藝品一樣擺在那裏。我當時就感覺這個學校裏有一種很強烈的工業文化的特征，它每一個部分的校園文化的設置都是為了導向一個目的，就是把這些學生訓練成藍領工人，讓他們內化這樣的一種觀念。學校裏也有很多的一些口號，比如說上崗靠學習，就業靠技能等等，以至讓學生認為技能在他們的生活裏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技能就是他們改善自己生活的武器。
但是到工廠之後，這樣的一種情境就完全顛覆了。他們在學校裏學了很多編程、畫圖這樣的一些專業特長，覺得進入企業裏他們也應該是從事設計工作，設計一些零件和產品。但是進入企業之後，他們才發現原來自己幹的就是普通的操作工。所以學生整體上是比較沮喪的一個狀態。我讓學生寫過實習期間的報告，他們也發給我實習心得，就是說空有一身本領，自己所學的東西在企業裏並沒有用得上。
在實習階段，我對學生個體會了解得更加深入。在學校裏的時候會感覺每個學生麵臨的苦惱和困惑都是差不多的，往往是到實習階段，學生個體的豐富性才展現了出來。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個學生叫阿濤，他是一個很用功學習的同學，平時的行為表現也比較好，在實習之前他給我提交了實習前的一個報告，說進入工廠實習之後我一定要好好學習，因為在學校期間的時候感覺沒有得到很好的技能訓練。但是後來我提出想找阿濤去訪談一下，看看他這三個月的實習收獲怎麽樣，阿濤不願意接受我的訪談，他說，工廠裏沒有什麽好看的，也學不到什麽東西，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樣，你過來也看不到什麽。
但我還是去了。去的那一天到了車間裏，我發現阿濤他沒有在工作崗位上，而是躲在車間旁邊的一個很小的隔間裏，躺在一些包裝袋上麵玩手機。當時我就有一個感覺，肯定是阿濤從事的這個工作非常的無聊，隻能通過刷手機來排解一下這種無聊的生活體驗。特別像在學校的時候，很多學生會做的事情——在課堂上有一個規定，讓他們把手機交到講台上旁邊的手機袋裏，但是仍然會有一部分學生他不願意交，上課的時候偷偷地用手機在打遊戲，因為感覺上課特別的無聊，每天需要手機來給他們排解這樣一個無聊的時間。
還有一個學生叫阿超，這個學生比較聰明，他在學校上課的時候就感覺回答問題比較的有條理，也很有一種學生幹部的氣場。在去工廠實習的時候，可能就是他這樣的氣質被工廠的管理者給看中了，就把他給調到辦公室裏去工作。因為他們實習的企業是外企，還要給自己起英文名，當時他還向我討教了，起什麽名字比較好。阿超當時對我講，這個實習我還是很滿意的，在辦公室裏可好了，我可以到處去轉一轉。
那時他確實就覺得自己是一個白領了。結果實習結束之後，要簽勞務合同，我又去找阿超，說這幾個月的辦公室實習，領導應該是對你很滿意吧，你現在是不是已經簽了辦公室的工作合同了？然後阿超對我說沒有，他還罵了一句髒話，說這些人就是老奸巨滑，在辦公室工作的時候是利用他實習期間的工費比較低，讓他做一些打雜的工作；真到簽合同還是讓他去車間裏去勞動，是不可能讓他去做一個辦公室的職員的。後來他在工廠裏待了四五個月以後，就辭職了。
辭職之後，阿超還跟我聯係，他說他覺得現在這個幼教行業比較好，很多家長都會把孩子送到學前班裏，他說他能不能去考一個幼教方麵的專升本的課程，將來去早教機構當一個托班的老師。我當時還給他推薦了一下可以考哪些大學的專升本的課程。他應該也是準備了一段時間，也努力了一段時間，結果後來又轉換了，就是去做房產中介。最近我又問他，阿超跟我講，他又回到了老本行，他說他去了電子廠。
他的職業流動性非常大，就是沒有找到他所期望的那種工作的一種狀態，一直處於不斷地嚐試、落空的一個過程當中。
圖源視覺中國
“他們對於自己生活的想像不是這樣的”
工廠的一個工作特征，就是生產線上的流水線每天的工作內容非常的枯燥、重複、簡單化，然後跟機器工作還有一個弊端是缺乏跟人的溝通。人是一個什麽樣的動物？人是一個很需要交流和溝通的動物，如果每天都跟機器打交道的話，他會體驗到一種很壓抑的氛圍，他們很迫切地就是想出去走走，向外界看看。用一句流行的話來描述就是，“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我有很多的學生在調研的時候都共同表達了一個感覺，他們一想到今後幾十年都在這一家工廠裏麵工作或者說都在同一個地方工作，就感到生活非常的恐怖。
他們對於自己生活的想像不是這樣的。
有一個學生阿浩，他在工廠實習的時候喜歡聽一個很有經曆的老工人吹牛，那個同事年輕的時候就在廣州、深圳這些大城市打工，與人合夥承包快遞點，賺了不少錢，然後賺到的錢也沒攢下來，全部在當地花天酒地揮霍掉了。阿浩很向往這種大城市裏豐富多彩的生活，他講，看人家的經曆多麽豐富，如果我一輩子就在這個小城市，那我的生活還能有多少樂趣。
還有一個學生阿明，學校放假的時候他第一次去了上海，從地鐵出來，他一看到周圍的高樓大廈，那麽高，那麽的現代化，有一種眩暈的感覺。他說看到陸家嘴的這些白領從辦公樓裏出來的時候，覺得這些人洋溢著一股自信的氣息，而自己隻能做一個小小的打工者，跟他們遠遠不能相提並論。他想自己無論如何，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層次有多好。所以他講，在這個社會裏，學曆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因為小學、初中的時候沒有好好學習，結果現在隻能在肯德基、麥當勞裏做一個餐飲服務員的工作。
其實，從去年開始，“打工人”這個詞匯開始在各個階層流行了。以前的時候，那些在所謂的互聯網“大廠”工作的員工，他們都叫自己上班族，彰顯一種白領的身份，但現在似乎大家都恍然大悟，原來我們都是打工者。
這種打工人的體驗除了勞動時間的高壓之外，其實還反映在勞動的過程裏，就是一種無聊和壓抑的氛圍越來越濃重了。每個人似乎都是一個特別理性的龐大的機器上的螺絲釘，工作越來越標準化，人越來越容易被替代——大廠裏的員工，你達到一定的歲數之後，也有源源不斷的應屆生可以替代你的工作——隻是職校生更加明顯，這個困境在他們身上體現得尤其突出。
現在社會裏就是大多數的職業需要的技能越來越少了，那種重複性的、枯燥性的、簡單化的崗位勞動越來越多。如果勞動越來越簡單化，越來越不需要人的腦力的話，精神上的苦悶就是必然的。他很難去精益求精地投入工作，很難用專業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工作，或者講就是沒有一種工匠精神。
我們一般提到的工匠精神，拿來做代表的都是德國、日本的工匠。但德國和日本在過去那個時代都是手工業特別的發達。這些工匠在製作產品的時候，他對自己的產品首先要在大腦裏有一個意象，要對這個產品的形狀有所設計，設計出來以後呢，再通過自己的手藝細細地製作、雕刻、打磨，然後最終製成一個特別精美的工藝品。他在這個工作的過程當中是能夠強烈地體驗到一種工作成就感的。為了使自己的產品最終完美成形，他們願意忍受工作的枯燥部分。但是現在的這些流水線式的工作，因為勞動分工的關係，每個人隻承擔其中的一小部分，勞動者不了解每一部分的工作對於整體的意義。這個時候再讓勞動者去有工匠精神，其實就是已經特別難了。長遠來看，隻有使產業勞動擺脫這種低技能的發展樣態，職業教育才有得到根本改善的希望。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在中國，職校學生是否早早就被定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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