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斯·哈塞爾曼(Klaus
Hasselmann)是昨晚新鮮出爐的諾貝爾獎得主。他曾任馬克斯·普朗克氣象研究所的所長,無疑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但我們今天先不介紹他厲害的學術成就,而講講他是怎樣一位狂妄的天才——
他出生在普通家庭,十幾歲時去機械廠打工;發現自己念書還不錯之後奮發圖強,隻用了兩年就拿到博士學位。後來當了教授,又讓學生自我懷疑到直接出家(當了牧師)。

哈塞爾曼,一位頭發始終茂密的物理學家 | BBVA Foundation
沒人能成為他真正的導師
哈塞爾曼選擇了物理,物理也選擇了哈塞爾曼。
13歲的時候,哈塞爾曼從同學那兒花2先令6便士——差不多是一張電影票的錢——購入了一個晶體管,組裝了一台收音機。哈塞爾曼被這種“無中生有”的魔力迷住了,跑到圖書館去讀書,想搞明白晶體管和收音機的工作原理,“這些東西我在學校都沒學過,學校的物理課沒幫到啥忙”。
盡管哈塞爾曼物理成績很好,但物理老師覺得他是個淘氣鬼、煩人精,經常在放學後罰他不許走。“直到今天,‘哈塞爾曼,四點鍾留堂!’這句話仍然在我耳邊回響。”接受采訪時,這位75歲的老爺子說。
一顆反叛的種子種下,哈塞爾曼從此不走尋常路,開始了對物理的個人探索。
18歲時,哈塞爾曼全家從英國搬回德國,他仍然對物理很感興趣,並因此進入了——機械廠。

1949年,哈塞爾曼返回德國之前
但是機械廠的工作太辛苦了。想到自己要一直這樣幹活,哈塞爾曼縮了。他跑去參加德國入學考試(Fleißprüfung),通過了,覺得自己智商還可以,於是繼續學習,先是拿到了大學畢業證,又隻用了不到兩年就拿到了博士學位,還是在馬克斯-普朗克流體動力學研究所和哥廷根大學這麽金光閃閃的地方。
哈塞爾曼的博士論文隻得了2分(相當於
B)——因為哈塞爾曼堅持認為助教建議的方法行不通,用自己獨創的方法完成了研究。“導師不太爽,但還是讓我畢業了,因為我用德國第一台超級計算機做出的結果賊好,給我的論文加了無數圖表。”
是的,大師到了二十幾歲的年紀,還是沒有放棄和導師掰頭。

G1是德國第一台超級計算機,用的還是打孔紙帶。上圖為它的繼任者G3丨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
在之後的研究裏,也沒有任何一個大佬能成為哈塞爾曼真正的導師。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主要“自己輔導自己”。
自己被勸退,學生還出家
沒有體驗過美好的師生關係,可能給他留下了陰影。成為教授之後的哈塞爾曼對學生也是出了名的嚴厲,盡管他聲稱自己已經盡最大努力支援學生了。“我記憶裏沒有哪個學生是沒完成學業的,”哈塞爾曼說,“但確實有個學生在跟了我一年後出家當牧師了。”
這名學生之後向哈塞爾曼致謝,說哈塞爾曼“間接鼓勵他做出人生新決定”。
不過大師並不是一直牛逼。物理海洋學、氣候變化、經濟學、粒子物理,都是他後來才逐漸發展的研究方向。“起初,我想成為一個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物理學家來著”,他在采訪中這樣說。
“這麽說來,您是曾經解決了某一項實際的物理問題吧?”
“這問題就尷尬了。”

1972年的哈塞爾曼
另一件讓他形容為“尷尬”的事,或許更令各位社畜心有戚戚焉:
20世紀60年代,他剛剛從美國回到德國時,曾在很有名的研究所工作。他的能力已經在美國得到了證實,但個人研究方向和研究所的目標不一致。在耗費了研究所很多資金去招納新員工、開發新項目後,終於有一天,領導悄咪咪地找他談話:“哈塞爾曼先生,你不覺得自己應該在其他單位重新找個工作嗎?”
大佬轉身離去,並瀟灑地在半年內得到了新職位:漢堡大學理論地球物理係主任(本係由德國科技部資助)。
哈塞爾曼的學術道理始於物理,但沒有被物理束縛。身為一個研究氣候的物理學家,他總是被問“所以人類要怎麽對付氣候變化?”。哈塞爾曼看來看去,覺得經濟學家的研究都不靠譜,於是他自己開發了一些簡單的氣候-經濟耦合模型,還發了好幾篇論文。

2002年正在解釋一個氣候-經濟耦合模型的哈塞爾曼
險些喪命夏威夷
哈塞爾曼雖然更喜歡做理論模擬而非實驗,但他倒也不是隻在辦公桌前工作,而是參與了很多大型線下實驗。有一次,他還差點因此喪命於美國……
20世紀60年代,哈塞爾曼在美國的研究所工作。他的領導,沃特爾·蒙克(Walter
Munk),想做一場大型的、海洋尺度的波浪實驗。蒙克沿著整個太平洋的大圓圈裏建立了一係列測波站,從新西蘭島開始,中間的薩摩亞(Samoa)、巴爾米拉環礁(Palmyra)等島嶼都有站點,終點則是阿拉斯加。

跨越整個太平洋的實驗 | 穀歌地圖
幾位科學家分散在了不同的站點。哈塞爾曼和家人呆在夏威夷,照看一台波浪儀,每天兩次檢查實驗數據,順便做點後勤工作。
另一位科學家戈登·格羅夫斯(Gordon
Groves),則和一名無線電操作員被空運到巴爾米拉。這兩人比較倒黴。巴爾米拉在二戰期間是個空軍基地,現在成了個無人荒島。巴爾米拉配了5台發電機,看起來還算富餘;但其實它們都是二戰時留下的老掉牙貨色,有4台經常壞掉。這使得其他人都非常擔心他們。

位於太平洋中間的巴爾米拉 | Alex Wegmann / nature.org
有一天,荒島上傳來消息,說格羅夫斯的手受了傷,“流了不少血”。緊接著的一個星期都沒有任何其他音訊傳出,哈塞爾曼心急如焚,決定乘飛機去荒島看看。
哈塞爾曼的“座駕”是一架老式的 B25
飛機——又是二戰老遺物。飛機上連導航設備都沒有,隻能純靠飛行員的記憶“瞎飛”——往一個方向飛一段時間,考慮一下風向,算算自己現在在哪,是不是已經到了目的地。但顯然這次他們沒算準,壓根找不到巴爾米拉。無奈之下,他們隻能繼續前進到塔希提——而塔希提正在雷雨,根本無法讓他們降落。他們的唯一選擇變成了往回飛、再一次錯過巴爾米拉、最終返回夏威夷。
“我們用掉了最後一滴燃油。我們降落時,為了安全起見,整個機場都被清空了;我們降落之前,任何其他飛機都不得降落……兩名飛行員後來直接被警察帶走了”,哈塞爾曼回憶道。
如果當時不幸發生了“用盡最後一滴燃油後飛機墜落”事件,我們就要損失一位重要的科學家了。

那真是多飛了不少冤枉路 | 穀歌地圖
大難不死的哈塞爾曼決定再戰一次,這次終於坐上了專業的運輸機,有導航的那種。他們終於找到了目的地巴爾米拉,準備去營救那名“重病的科學家”。
然而迎接他的是笑嘻嘻的格羅夫斯——手指上還貼著一個小創可貼。
我是科學家,不是搞冷戰的!
之後,哈塞爾曼回到了德國,並在北海(大西洋的那個)開展了跨國的海浪研究。

哈塞爾曼與妻子及兩個孩子。他希望孩子能在德國長大,所以開始嚐試一些在德國的工作
1968年夏天,哈塞爾曼和團隊成員們本來打算用3個月時間,在德國北部海域做一係列實驗和測量。正當他們興衝衝準備的時候,哈塞爾曼接到了德國國防部的電話。原來也正是在那個夏天、那個海域,北約打算來一次大規模的海對空導彈試驗。做導彈試驗嘛,就需要跟蹤導彈的路徑,但哈塞爾曼他們的實驗設備會幹擾到國防部門對導彈的跟蹤。
國防部:“你們必須取消實驗。”
哈塞爾曼:“不可能!我們花了至少200萬德國馬克來準備這個實驗!”
國防部:“而我們花了5000萬!!”
這個理由很無敵,哈塞爾曼敗下陣來。經過一番拉扯與讓步,哈塞爾曼決定當年少做一些實驗,但明年對方必須資助自己做完全套的實驗——物理學家也要會討價還價。
後來的事情是這樣的:1968年這場削減版實驗不太順利,除了通信係統被證明完全不靠譜之外,實驗團隊的無線電台還總是被蘇聯方麵騷擾——畢竟上世紀60年代還在美蘇冷戰期間,蘇聯人把哈塞爾曼他們的實驗當做北約導彈試驗的一部分了。
不過經過了這次試手,來年的實驗就進行得特別順利了。而且還得到了國防部的全額資助嘛。

實驗地點是敘爾特島(Sylt),屬於德國但離丹麥頗近 | 穀歌地圖
不太會和媒體打交道
哈塞爾曼曾經作過一份長達70頁的個人專訪,看來對自己的一輩子,老爺子真的有很多話值得說;但其實,哈塞爾曼覺得自己並不太會和媒體打交道,也經常在溝通中倍感沮喪。
他說:“媒體熱衷於報道人們喜歡讀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應該讀的東西——也就是科學事實。”但科學事實有時候又稍顯無聊,尤其像氣候變化這類議題,變化本身就非常緩慢,而媒體卻喜歡提出極端的觀點,而且往往是沒有充分的科學支持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
公眾就弄不清楚氣候變化到底是怎麽回事。
哈塞爾曼直言,許多科學家都缺乏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而他身任研究所所長時,也的確將一些與媒體、公眾、政策製定者互動的壓力交給了其他人。

比如與他合照的馬克斯·普朗克氣象研究所的聯合主任哈特穆特·格拉斯爾(Hartmut
Grassl),據哈塞爾曼說就幫他分擔了不少的媒體壓力
實際上,哈塞爾曼對於科普本身還是非常讚同的。他認為,科學家有義務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成果,而媒體就是最有效的途徑;尤其是對於那些可能會影響社會政策的科學成果,就更應當如此。他還分享了一個十分正麵的例子:“有一年,我們做了一個量化的研究,證明全球變暖會引起自然界的變化——雖然隻有一點點。但這很快就讓民眾意識到,氣候變暖是真的,而且已經可以被監測到了。”
哈塞爾曼60歲生日的時候,有人為他舉辦了一個生日驚喜座談會。當天,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他曾經的許多合作者,突然都出現了。這讓他非常感動:“我如此幸運,能在職業生涯裏擁有這麽豐富的友誼。“

哈塞爾曼60歲生日座談會的合照
想必今日,再過20天就要迎來90歲生日的哈塞爾曼,同樣也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獲獎祝福。(所以哈塞爾曼的學術成就有多牛?戳這裏感受一下→《懲戒混亂,追尋規律,這是本屆物理學獎得主的使命!》。)
作者:翻翻,小毛巾,李小葵,luna編輯:麥麥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被老師留堂、被單位勸退…新諾獎得主的人生太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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