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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夫噴子和圍觀者 中文主播在西方社媒的兩個世界

2019年5月19日，“悉尼奶爸”頻道在視頻播放平台油管（YouTube）上問世。澳大利亞華人盧雄飛在後來兩年多的時間裏人氣不斷上升，積攢了14.7萬名訂閱粉絲。

作為一個時政評論類的主播，盧雄飛在節目中探討的話題廣泛。從評論中國和澳大利亞的社會熱點，到講述個人的政治觀點，再到與持不同政見的網絡紅人對話，盧雄飛的視頻在發布後普遍獲得數萬的播放量，有時甚至可以達到數十萬。

“我的口號是‘八月十五殺大紅龍’，紅代表極左，龍代表極端民族主義，”曾在中國當過節目製作的盧雄飛告訴ABC中文。

在距離悉尼七千五百公裏外的中國廣東省會廣州，澳大利亞人赫瀚睿（Harry
Harding）在2020年9月創辦了自己的油管頻道“HazzaChinaVlogs”。一年後的今天，赫瀚睿的訂閱粉絲數已接近兩萬。

在廣州生活了十多年，如今的赫瀚睿在廣東廣播電視台擔任英文新聞主播，負責每天製作一檔廣播節目和一檔電視新聞節目。當地觀眾親切地叫他“大哈”，或者Hazza。

許多年前，因為喜歡中文流行音樂而決定學中文的赫瀚睿在畢業後到中國發展。在自己的頻道上，赫瀚睿除了談論自己對中國社會和一些政治議題的理解以外，還會分享自己演唱的中文歌曲。

“這個頻道的所有內容都是獨立製作的，與我的平常的工作無關，”赫瀚睿說。

近些年來，持有不同政見、說中文的網紅在西方社媒平台上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對峙。

盧雄飛和赫瀚睿都用中文製作節目，但他們在節目中看待中國議題的角度幾乎完全不同。在ABC中文最新一期的《直播澳洲》節目中，他們和幾位嘉賓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麵的對話。

“反共≠反華，愛國≠愛黨”

盧雄飛說，他口中的“大紅龍”指的是對意識形態的壟斷。他說，自己製作的內容反對的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反華，也不反中”。

“我個人認為反共不等於反華……首先我不是反華，也不反中，我自己的身份認同是澳大利亞人，中國人或華人，我做的很多事情的確是反共的，”盧雄飛說。

在被問及他對自己的定位是公民記者，還是娛樂節目主持人時，盧雄飛說，他一直主張“說人話”，也就是講道理、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談新聞。

“你可以認為我把新聞娛樂化了，但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接地氣的表達方式。雖然我隻有一個人的力量，但是我還是很重視新聞素材來源的查驗。”

幾個月前，盧雄飛與觀點親中國共產黨的油管網紅主播組織了一場直播。他形容那期節目是一場“辯論”。

這是他的係列節目《我的粉紅朋友》其中的一集。盧雄飛說，他希望把辯論的另一方當作自己的朋友，在“反共不等於反華，愛國不等於愛黨”的框架下進行交流。

“我一直在找對麵的，和我意見相反的人做連線……我特別喜歡和這種極端的——跟我的意見不一樣的、聲音很少被人聽到的這些人對話交流，”盧雄飛說。

當被問及他是否嘴上都是主義，心裏都是生意時，盧雄飛說，他的收入全部來自油管視頻的廣告費，以及自己在另一個會員平台上獲得的捐贈。

“如果你是反共的人，你隻有靠YouTube這一個平台賺錢，YouTube是唯一一個給反共的聲音提供資金支持的平台。”

他說，與“親共”網紅的視頻變現能力相比，這是“一根蘿卜和一堆青菜”的區別。他說，接廣告或直播帶貨對和他一樣的時政評論主播來說是不可能的。

“我因為生病，會員節目已經三個月沒更新了，我的會員們都非常慷慨地在支持我，”他說。

“我個人做節目一年多來，我覺得最方便、最簡單、最高效、最輕鬆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想什麽說出來。而不是去營造一種輿論氛圍，表演什麽，那是最累的。”

“發表看法、分享生活”

今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廣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話音落地，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政府將尋求更接地氣的方式拓展和鞏固在海外的宣傳工作。

部分國際媒體在報道中提到過一些在華外籍主播參加了中國政府組織的宣傳活動。也有聲音懷疑，這些主播是拿錢辦事，為中國政府做“大外宣”。

赫瀚睿說，他在中國認識的外籍網紅主播不多，目前還沒有聽到身邊有人被征召參加宣傳項目，也表示自己的油管賬號沒有得到過中國政府或官媒的經費資助。

“習主席說完這些話以後，對我的生活沒有任何的影響…… 我不能告訴你完全是沒有這樣的現象，因為我自己不知道，”赫瀚睿說。

“[身邊的主播]跟我說沒有收錢，他們還開玩笑說‘如果能收錢就好了’。

“我有主動跟我工作單位說我有這個[油管]號，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要求我去做任何內容，也不會控製我的言論。”

赫瀚睿說，一些亞洲的國家和歐洲國家的政府會通過在廣州的領事館邀請他的節目前往拍攝。這種被稱為推廣體驗遊（Familiarisation
trip）的活動他曾參加過，但那些國家的政府對節目組沒有具體的要求。

“沒有跟我們說一定要拍這個，一定要說這個，所以我想可能國內的活動應該也是差不多，”赫瀚睿說，盡管他曾經受到過邀請，但他在中國國內“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活動”。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我是擔心我的觀眾會誤會，他會覺得我是因為收了錢，或者我的言論被控製，所以我就拒絕，沒有去參加。

“我做YouTube不是為了錢，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有穩定的收入。我做YouTube是因為我要發表我自己的想法，分享我的生活。”

盡管如此，赫瀚睿曾多次遇到網絡攻擊，甚至有人把他稱為“叛徒”。

“我在國內發表一些言論也會被網友罵……
[在YouTube上是]繁體字，還有有粵語表達方式的，還有澳大利亞人也罵我，攻擊我，”赫瀚睿說。

“網絡上有人分享了我澳洲的電話號碼。有一段時間，有很多我不認識的人給我打電話來罵我，說一些特別難聽的話。

“這個是我見過最可怕的事情。”

平台的責任

在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本周把“網絡噴子”形容為“懦夫”，並表示堪培拉將研究如何確保人們對其行為負責。

莫裏森總理說，社交媒體是“懦夫的宮殿”（coward’s palace），允許人們不負責任、不計後果地發表粗俗和冒犯性的評論。

“那些匿名在社交媒體上詆毀別人、騷擾他人、欺負他人，從事誹謗性言論的懦夫，他們需要對他們所說的內容負責，”他說。

其他社交媒體，例如臉書（Facebook）近期有吹哨人爆料，該公司為了商業利益“助長分裂”，未能有效打擊假消息。

澳大利亞總理提及的情況對盧雄飛和赫瀚睿來說並不陌生。

時政評論員、前中國駐悉尼外交官楊涵說，華人在西方社交媒體上對峙的觀點，有時涉及人身攻擊，也有可能涉及反對民主自由，甚至觸及法律。

他說，在澳大利亞，具有人身攻擊、侮辱人格、誹謗、不實言論等網絡暴力行為的賬號擁有者或機構須負法律責任。

“最近澳大利亞的最高法院有這樣的判例…… 賬號的主人要負責，”楊涵說，這可能會減少躲在虛擬世界賬號名稱之下的不良行為。

“兩重”世界的背後

對於目前油管上華人網紅主播形成的生態圈，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RMIT）數字媒體專家於海清教授說，自媒體為了吸引眼球就需要保持其爭議性，這與例如福克斯在內的傳統媒體類似。

“你越是中肯，越是中間派，越沒有爭議的話，你的粉絲就越覺得你沒有意思，”於海清教授說。

她還指出，受眾也在今天這個政治議題娛樂化的時空，不再考慮新聞來源是否可靠，而像追韓劇一樣“抱著圍觀一切的心態”觀看時政新聞、國際新聞。

“因為各種陰謀論、假消息、各種爭議，這些吃瓜群眾……覺得這是個消遣。他們不在乎真相如何，信息來源，”於海清教授說。

“就把國際新聞、博主之間的爭論就當做明星出軌一樣的娛樂新聞來看。

“越是匪夷所思，兩個人打得越厲害，越能滿足他們看熱鬧，看熱鬧不怕事大。”

澳港聯維州主席、前香港資深媒體人Jane
Poon說，油管網紅主播就是時政評論員，他們表達的是自己的觀點，因此無需保持客觀、公正、平衡。但是，她說信息準確則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YouTubers實際上就是時政評論員，你有你的立場。YouTubers不是記者，除非你認定自己是記者，”她說。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他們討論的事實一定要準確，不能說一些假的消息。”

墨爾本大學國際關係碩士、“澳洲華人事實核查”小組發起人楊冰清說，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社交媒體，算法對信息的過濾都可能會誤導受眾。

“[這些社媒]屏蔽了一些你不感興趣和不認同的內容。這就造成了一種‘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最後就變成了一種‘回音室’（echo
chamber）。不斷接受一些你願意看到的東西。就會錯認為這就是當下的政治光譜，其實不然。”

盧雄飛說，從他個人做主播的經驗看來，以油管為例，播放量的主要來源是來自“同溫層”的受眾，而不是和主播觀點相對的人群。

“我可以負責任地講，90%的會看你頻道的人都是認同你是某一個意識形態的，而你和我是‘同溫層’的，”盧雄飛說。

“他們是想聽自己覺得舒服的東西，而不想你來挑戰他們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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