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3日，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站在自由女神像前，說了一句將被證明錯誤的話：“我們今天簽署的法案不是一個革命性的法案。它不會影響數百萬人的生活。也不會重塑我們日常生活的結構。”他指的是《哈特—塞勒移民法》(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這是一項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立法，它取消了對亞洲、非洲、南歐和東歐移民的限製性配額。
該法案最終通過時，反對者描述了一幅世界末日般的情景，美國及其白人人口將被一大群外國人占領。約翰遜則向公眾保證，放寬限製隻會對美國的人口結構產生輕微影響。他相信，大多數人會留在自己的國家。
在接下來的50年裏，《哈特—塞勒法案》將帶來數千萬來自亞洲、南歐和東歐以及非洲的移民。沒有任何一項立法以這樣的方式塑造了這個國家的人口和經濟史。
在《哈特—塞勒法》之前，移民進入美國依據的是《國家起源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這是一個看似簡單的製度，每年發放15萬個簽證，根據1920年的人口普查計算，每個國籍分到數量不等的配額。你在美國的同類越多，你的原籍國可以移民的人就越多。因此，愛爾蘭、德國和英格蘭等國獲得的簽證數量會遠遠超過東歐、亞洲或非洲國家。（非裔美國人和非洲移民被排除在配額計算之外。美國白人按國籍分類，而所有美國黑人按種族分類，因此非洲國家的名額最少。）
這種配額製並沒有延伸到“東方”。將亞裔排除在美國移民政策之外的官方做法始於1875年的《佩奇法案》(Page
Act)，該法案禁止中國女性進入美國，以限製中國勞工組建家庭的能力。僅僅七年後，《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通過，終結了中國移民的到來，並阻止所有居住在美國的中國人獲得公民身份。
這項法律很大程度上是對加州勞動力市場的回應。大多數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都是年輕男子。在淘金熱和鐵路時代，這些人充當廉價勞動力，通常與主流社會隔離。
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製造商和農業大亨開始用華人取代其他勞動力，本土主義的反彈很快就出現了，他們將華人描述為天花和霍亂的攜帶者，是低一等的人類。1881年，有影響力的漫畫家喬治·弗雷德裏克·凱勒(George
Frederick Keller)畫了一幅畫，後來成為排華鬥爭中的典型形象。這幅名為《我們港口的雕像》(A Statue for
Our
Harbor)的漫畫將自由女神像重新描繪成一個衣衫襤褸的華人男子，右腳踩著一個頭骨。他的頭上有放射狀的光點，上麵寫著“白人勞工的毀滅”、“疾病”、“不道德”和“汙穢”。
這種侮辱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例如，在《排華法案》之後，年輕的日本工人仍然被允許進入美國，在鐵路、礦業、伐木業和小型農場工作。他們也將很快感受到美國勞動力市場競爭的種族化影響。
1906年舊金山地震後，本土主義暴徒在街頭公開攻擊日本移民，呼籲抵製他們的企業。這一連串的仇外暴力蔓延到了地方政治。原本可以自由上舊金山公立學校的日本學生遭到驅逐，被迫進入已實行種族隔離的中國學校就讀。這一舉動在日本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也給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帶來了外交上的麻煩。就在此前不久，他還因成功通過談判結束了日俄戰爭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最終，羅斯福未能緩和美日關係，部分原因是一個名叫小澤高雄（Takao
Ozawa，音）的日本移民，他在舊金山定居，在加州大學學習，並在地震後最終搬到了夏威夷。1915年，小澤高雄成為第一個申請美國國籍的外國出生的亞裔。這場鬥爭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結論是，盡管小澤完全有條件成為美國人，但公民權隻能擴大到白人。
1922年做出的這一決定在國會引發了一場鬥爭，他們看到了創建一個完全種族化的移民製度的機會——不僅日本人、中國人和朝鮮人，而且猶太人也被排除在外——還有一群議員，他們和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總統一樣，認為對移民的新限製會摧毀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的希望。
柯立芝和他的盟友失敗了。1924年的《約翰遜-裏德移民法》(Johnson-Reed Immigration
Act)將“移民”定義為同樣有權最終獲得公民身份的人。由於來自“東方”的人不是白人，因此無法成為公民，因此該法律實際上終止了所有亞裔移民到美國。
移民法通常與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目標同步發展。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的第二天，美國和中國都對日本宣戰，這促使了為期兩年的外交努力，將中國列為美國的長期盟友。作為回應，日本開始了一場宣傳運動，將這場戰爭重塑為在“大東亞共榮圈”中對抗盎格魯-撒克遜帝國主義。
在亞洲各地播放的數十種小冊子、文章和廣播節目中，日本宣傳機構嘲笑有些亞洲人以為美國人會把他們當作公民，賦予和白人移民同樣的權利。他們還提出了一個東亞大陸統一的願景，能夠帶來一個新時代，具有無與倫比的和諧和經濟實力。大部分批評都集中在一個簡單而不容忽視的問題上：華人如何與一個有專門針對其人民的種族主義移民法的國家結盟？
挑撥產生了效果，雖然並不完全是日本人設想的那樣。1941年至1943年間，美國的學者、政治家和媒體成員都主張終止《排華法案》。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的普利策獎獲獎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取材於在中國度過的童年，這位長老會傳教士的女兒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倡導結束排華的種族主義法律。
1942年在阿斯特酒店的一次午餐聚會上，賽珍珠注意到日本的宣傳開始顯示出成功的跡象，並得出結論，除非美國讓其亞洲盟友相信他們在美國法律下將被平等對待，否則美國無法贏得戰爭。後來，賽珍珠寫道，隻要美國繼續歧視中國人，“我們在這場戰爭中就站在錯誤的一邊。我們和希特勒是一夥的。”
1943年5月，賽珍珠和她的丈夫以及一群知識分子和出版商組成了廢除排華法案和配額製移民公民委員會(Citizens
Committee to Repeal Chinese Exclusion and Place Immigration on a
Quota
Basis)。他們利用自己在媒體上的影響力來傳播他們的信息。同月，眾議院移民和歸化委員會就廢除法案的可能性舉行了公開聽證會。反對者主要來自勞工組織、退伍軍人團體和“愛國社團”，他們挖掘了許多排斥華人的原始邏輯：亞洲人的湧入會帶來一波道德淪喪的人，他們很快就會取代本地工人。
但公民委員會有一些強大的盟友：高級軍事官員認為，得到中國的擁護不僅對贏得太平洋戰區的勝利至關重要，而且對戰鬥結束後穩定該地區也至關重要。10月，當國會對排華法案進行辯論時，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表示支持廢除。他在講話中說：“國家和個人一樣，都會犯錯。我們必須要有強大的內在，承認我們過去的錯誤並糾正它們。通過廢除排華法，我們可以糾正一個曆史性錯誤，讓歪曲的日本宣傳沉寂。”珍珠港襲擊事件發生僅兩年多後，隨著允許部分來自中國的人移民的《馬格努森法案》(Magnuson
Act)通過，該法律被廢除。
賽珍珠和她的盟友提出了通過多元主義增強實力的願景——自由的移民法可以加深這個國家與亞洲的外交和經濟聯係，以證明美國確實認為中國人是美國社會的潛在貢獻者，而不是不可理喻的外人。1942年，美國戰爭信息辦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委托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超過80%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強大盟友。
然而，這種世故的辭藻和《馬格努森法案》頒布後的實際情況並不相符。兩年前剛剛批準日裔美國人拘留營的羅斯福促成妥協，隻允許華人移民人數每年小幅增加。
後來的移民法案繼續限製來自亞洲的移民，但做出了一些讓步。1952年，來自內華達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帕特裏克·麥卡倫(Patrick
McCarran)和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民主黨代表弗朗西斯·沃爾特(Francis
Walter)推動通過了一項複雜的移民法，曆經無數次談判，該法在放大圍繞亞洲和猶太移民的恐懼說辭的同時，卻又莫名其妙地解除了禁止亞裔入籍的限製，這意味著亞裔移民現在可以成為正式公民。所有“東方”國家都有一個簽證配額，然而數量很少：每年100到185個。
但這些配額是有條件的：嚴格限製誰可以來美國。受過教育、有家室的富裕專業人士比貧窮的勞動者更受青睞。雖然該法案已經為移民製定了一些新的途徑，但它還包含一個“亞太三角”條款，將亞洲移民的總人數限製在每年2000人。
“亞太地區”的分類純粹是基於種族：來自阿根廷的第二代中國移民將無法以阿根廷人的身份申請簽證。由於他的種族出身，他永遠是華人，而意大利移民在英國生的孩子可以在英國配額下來到美國。《麥卡倫-沃爾特法案》(McCarran-Walter
Act)也限製了猶太人移民。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都以剛剛開始顯現的冷戰為理由，以及認為亞洲人和猶太人會在美國境內傳播共產主義。
本土主義者和國會中偏自由派的移民倡導者就該法案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參議員麥卡倫辯稱：“冷酷無情的事實是，在今天的美國，有一些頑固的、難以理解的團體，他們不但沒有融入美國的生活方式，反而成了美國的死敵。”
哈裏·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最終否決了該法案，但否決還是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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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支持移民的政客不願在原則的捍衛上全力以赴，原因很簡單，本土主義一直很受歡迎。但在關於《麥卡倫-沃爾特法案》的辯論中，以紐約眾議員伊曼紐爾·塞勒(Emanuel
Celler)為首的少數立法者開始提出，對亞裔移民的限製是種族主義和不道德的。在一次演講中，康涅狄格州參議員威廉·本頓(William
Benton)辯稱，這種膚淺且最終毫無意義的移民改革削弱了“我們的士兵在朝鮮戰爭中用血肉換來的巨大成果”。“我們可以完全摧毀這項成果，並且可以無情而愚蠢地摧毀對我們偉大原則的信仰和尊重，頒布這項法律實際上是對世界人民說：‘我們愛你，但我們想隔得遠遠地愛你。我們想要你，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還是別來了。’”
這些反駁，加上迫使本國移民法反映民權運動邏輯的壓力，將為1965年移民法《哈特-塞勒法案》(Hart-Celler
Act)的最終通過奠定基礎。1960年，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的白人移民約占美國移民人口的84%。相比之下，東亞和南亞人的比例約為4%。1980年至1990年間，美國的數百萬移民中的大多數來自拉丁美洲或亞洲。
這些工人中的許多人通過《哈特-塞勒法案》中的家庭團聚法帶來了他們的親屬。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報告發現，2011年，來自六個最大“來源國”（中國、印度、菲律賓、韓國、越南和日本）的移民中有62%通過家庭讚助獲得了綠卡。你可能是從韓國來美國學習工程學，拿到了H-1B簽證，然後進入了中產階級的同化軌道，但你的兄弟姐妹可能帶著完全不同的能力、抱負和生活願景來到這個國家。
結果發現，本土主義者對進入美國的人群的判斷是正確的。在整個19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來自亞洲的移民一波接一波地湧入。包括我的父母、祖父母、母親的五個兄弟姐妹、我的兩個表兄弟和我。盡管在他們的新國家，確實有一些跟他們長相相似的人，但他們和這些“亞裔美國同胞”除了一些老生常談的文化脈絡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無論是食物還是節日儀式，或是對白人的既有看法。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亞洲人移民美國成為可能，是因為這項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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