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那年，90後姑娘傑克妮決定為自己拍一部紀錄片。
她出生於福建一個家庭，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她是夾在中間的“老二”。在7歲前，她從未見過自己的父母姐弟。為了躲避計劃生育，她被寄養在福建的奶奶家，父母帶著姐弟住在800多公裏外的廣州。
當重新回到家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她覺得自己是個“多餘的孩子”，沒有辦法和爸媽親近，總覺得不被理解，但少有人發現她的敏感。隨著年歲增長，她感覺自己能理解父母，但依然舉起攝像機想去尋找一個答案——小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麽，為什麽她的家庭會是這樣。
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以來，“獨生子女”成為40多年來這幾代人最顯著的標簽之一。但不可忽略的是，在一些地區，受重男輕女、傳宗接代觀念影響，生育三孩甚至更多孩子的現象並不少見。
據學者統計，截至2015年底，中國獨生子女人口為2.246億，占同期出生人口的43%。其中，城鎮家庭中“雙獨”家庭占11.9%，“單獨”家庭占40.8%，“非獨”家庭占47.3%。
2021年5月31日，三孩生育政策公布，引起網絡熱議。對於傑克妮們來說，這既是她們一個“現身”的機會，也是一個回望過去、重新出發的時機。
7歲前，傑克妮住在福建奶奶家。盡管懵懂，她依然會反複追問，為什麽父母不在她身邊？父母有沒有專門打電話來問過她？但大人從來不告訴她準確答案。
直到法定上學年齡，她才在廣州的一個理發店裏見到父母。姑姑牽著她的手，讓她喊爸爸媽媽，她喊不出來，直到一年半載後才能鬆口。直至今日，她對當時的場景仍記憶猶新。
上大學前，在廣州生活的傑克妮並未覺得自己有什麽不同，身邊朋友大多和她境況相似，家中有幾個兄弟姐妹，其中最小的一般是弟弟。直到去上海讀大學，她才發現，在江浙滬地區，身邊獨生子女占據主流。
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顯示，出生人口性別失衡的重災區分別為“廣東（129.49）”“海南（129.43）”“福建（125.71）”。而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發現，這一數字並未好轉。廣東（113.08）、海南（112.86）仍高居榜首，12個省（區、市）高於全國平均比例（105.07）。這一數據對於實行了40多年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來說令人震撼。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曾分析，造成如此嚴重的出生人口性別失衡原因，一是強烈的男孩偏好，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追求生男孩的觀念一直存在；二是現代技術條件的發展，使得生男孩變得容易。
對於許多農村地區的80後、90後“非獨家庭”，“逃計劃生育”成了一個共同記憶。
河北保定一名1993年出生的男孩告訴筆者，母親至今仍保存著兩張他的“出生證明”，一張是“征收計劃外生育費通知書”，上麵詳細寫著計劃外生育3胎應征收金額；另一張手寫字條上寫著，“今收到xx三胎罰款3600元。注：（如在一個月內小孩發生意外，經村委會驗證，結紮後，將所有罰款全部退回）一個月後無效”，落款是村委會。在那時，這一筆罰款相當於一頭牛的價格。
■ 河北保定男孩家裏保存的“征收計劃外生育費通知書”。
■ 河北保定男孩家裏保存的繳納超生撫養費證明。
他長大後才知道，自己的出生可謂波瀾曲折。在那個年代，計劃生育是一場運動，“就像一陣風”。剛生完大姐後，村裏要拉所有生過一胎的婦女去統一帶絕育環，母親翻牆逃回娘家躲過了。生育二姐後，家裏被罰了1050元，最值錢的收音機被拿去抵押；但想要一個兒子的念頭，讓父母仍鋌而走險，母親在懷孕2個月後，終於被村委會抓到做絕育手術，本以為這一胎保不住，但最後他還是平安落地。
他上頭有兩個姐姐，小時候父母有時開玩笑會說，二姐是“多餘兒”，他不懂事時，有時也跟著叫，現在覺得有些愧疚。
“我就是國家計劃生育的漏網之魚。”出生在安徽阜陽的李岩是家裏的“老二”，她有姐弟，各相差兩歲。如今談起過去，她可以開玩笑地說出這句話，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學校關於獨生子女的教育讓她曾認真思考，自己作為“多餘人口”，“是否在給國家和社會添亂”。
李岩經曆過幾次轉學、用過很多名字、換過3次姓，這一切都是為了躲避計生部門的檢查。
讀小學時她一直屬於“黑戶”；五年級時，鎮上查計劃生育的風聲緊了，她被迫轉移到另一個鎮上學，直到初一下學期才回到自己家。初中時她曾跟嬸嬸姓，又跟母親姓，中考報名時她想改回父姓，但陰差陽錯沒成功。此後她一直會被別人問起，為什麽她和姐弟不是一個姓。
盡管經曆了這些波折，李岩覺得父母已經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為她付出很多，至少在家裏，她擁有和姐弟一樣叫“爸爸媽媽”的權利。在有些人家，二女兒不能叫親生父母爸媽，得叫姑姑舅舅，以免檢查時“穿幫”。
她覺得自己比別的“老二”要幸運些。李岩剛出生時，父母準備把她送給鄰縣一個有兒子的家庭，但對方提出領養要求，以後孩子不能再和父母聯係。父母不忍心，隻能把她放在奶奶家長大。她“逃過一劫”。
“好像我這一代的同齡人，基本上如果家裏第一個是女兒的話，後麵都會至少再有兩個孩子。”李岩說，“（超生）會罰錢，但村裏管得不是很嚴，罰錢就能解決問題。有的人會把孩子放到親戚家養，有的父母沒工作會自己養著，或者送給別人。”
對於安徽長大的張琴來說，“為什麽把我丟掉”卻是纏繞她十幾年的一道枷鎖。2020年中秋節，30歲的她第一次踏上了通往親生父母家的道路。
從記事起，她就隱隱約約聽旁人說，“你是你爸爸用菜籃子提回來的”，她將信將疑；15歲時，她無意中發現母親給弟弟買了一份保險，沒給她買，尚處叛逆期的她氣不過，鬧著要找親生父母。
一開始，家人騙她說，你是從隔壁村的姑姑家抱來的，她號啕大哭，跑去追問姑姑“為什麽你要哥哥不要我”。直到瞞不住了，長輩才告訴她，在1990年1月一個寒冷的早上，她被養父從鄰省江蘇省江陰車站抱回。當時養父母曾有過幾個孩子，都沒有保住，聽人說要抱一個回來才能繼續生，就撿到了路上遇到的她。
尋親的唯一線索是夾在繈褓裏的一張紅紙，上麵寫著她的出生日期和時間。這是養父母為她留存下來的證據，如今這張紙被揉得皺皺巴巴，有些地方還褪了色。
隨著年歲增長，她心裏知道，親生父母應該是為了生兒子而棄養她，這種情況在她的村子裏並不少見。但畢竟自己來人間走一遭，她隻想知道親生父母還在人世否、長什麽樣、過得怎樣。
在參加工作後，她的願望更加強烈。她求助過央視，四散過尋親信息，都沒有下文。2016年，張琴尋找到了江陰尋親誌願者協會，作了登記。
事情終於在2020年有了轉機，7月的一天，她接到了誌願者的電話，告訴她江陰某村有一對老夫妻在找女兒，比對他們的DNA數據，顯示匹配。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她心裏反而有些忐忑。
她幾個晚上睡不好覺，又是糾結那個答案，又為如何平衡親生父母與養父母家庭的關係感到困擾。最後促成她下定決心的還是養父的一句話，畢竟“血濃於水”。
中秋節那天，她終於踏上回鄉的路。親戚來了大半，他們在通往家中的道路鋪上鞭炮，在家擺上滿滿一桌喜宴。見到親身父母，她們抱頭痛哭。在江陰，父母要給失而複得的孩子喂湯圓，以示團圓。
自覺虧欠許多的母親拉著她的手講起當年，她才了解當年自己被丟棄的真相。30年前的冬天，重男輕女的奶奶看到兒媳婦生的第二個孩子仍是女兒，掩不住失望。此前，大孫女的出生已經讓她向兒子放了狠話，盡管計劃生育執行嚴格，也一定要生到兒子為止，大不了把房子拆了。
他們決定把剛出生的她送給附近一戶殷實的人家，但生母抱著她遲遲不肯撒手，等到送去時對方稱已收養了別的孩子；生母鬆了一口氣，以為這件事就此了結。未曾想婆媳矛盾越來越激烈，剛剛出生23天的她被第二次送出家門，直到一周後張琴的生母才得知，女兒被遺棄在江陰車站。
那時她再找過去，孩子已不知所蹤。他們去過江陰市尋找，但沒有想到她已被帶到安徽。又過了7年，這個家庭迎來第三個孩子，如願以償，是個男孩。
在認親後，張琴身上背負著“兩個家”。平時節假日，她回過幾次親生父母家，回安徽養父母家都挑周末。在過年團圓的日子，她選擇一個人在單位值班，為了“兩邊都不得罪”。
她覺得自己回親生父母家像個“重要的客人”，需要不時串門走動，卻也無法“肆無忌憚”。當親戚聊到激動時，他們會不自覺地說起當地話，張琴聽不懂，隻好在一旁默默玩手機。
和姐弟相處，她覺得更自在，他們會一起逛街、聊天，但基本不談錢。剛剛和親生父母剛見麵時，張琴包了紅包，但母親覺得虧欠女兒太多，退了回來。此後，她回家都隻帶禮物，大姐和小弟也默認不用她來分擔養老費用。這讓她覺得，他們隻維係著“親戚”關係。
張琴甚至覺得自己算是幸運的。盡管她沒有被親生父母撫養，但養父母從小待她視如己出，盡管弟弟比她小半歲，“家裏吃喝玩，都先緊著我的”。如果在原生家庭長大，她不敢保證自己是否會作為“不被期待的孩子”受到奶奶的“壓榨”。
傑克妮回到家後，與姐姐住一個房間，姐弟三人很快就熟悉起來，但她始終覺得彼此不夠親近。不過最讓她感覺有落差的，是父母的態度。
傑克妮的日記詳細地記錄下她當年的經曆。11歲時，她寫著，“快過年了，今天媽媽不給我買新年穿的衣服，她隻給姐、弟買，還要我全都要穿姐的衣服……她根本就不舍得把錢花在我身上”。
她還記得，一次台風天，她冒雨回家，進門時隻有父親問候她，母親若無其事，過了一會兒弟弟回來了，母親趕忙“跑過去問弟弟有沒有淋濕，還興奮地把弟弟一把抱起來，把弟弟當心肝寶貝”。
■ 傑克妮的日記。
■ 傑克妮的日記。
“我和我的爸媽，表麵上看來沒什麽，可在我們的親情深處，始終留著一段斷裂的距離。”13歲的她試圖尋找解決之道，她反思是因為自己沒有說過一句“爸媽，我愛你們”，盡管這句話姐姐和弟弟也沒有說過。她覺得這需要充足的勇氣和“膽量”。
這些心結憋在她心中十幾年，但在母親的記憶裏並不清晰，也得不到姐姐和弟弟的認同。
現在的傑克妮會認為，自己是否過於敏感。在教育上父母始終公平對待，供她去上海上學費更高昂的大學。她試圖為自己安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母親懷她時為躲避計劃生育政策，東躲西藏，這種環境下對腹中胎兒產生了影響，才讓她變得敏感、不安全感強烈。
“老二”身份的尷尬似乎更容易引起有相似經曆者的共鳴。在社交網絡上，有人在“三個孩子中的老二是什麽感覺”問題下留言，認為老二總是被比較，活在老大陰影下，卻又無法像最小的一樣獲得關注和疼愛，“特別羨慕那些能夠理直氣壯對別人提要求的人”。
奧地利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在20世紀初曾作研究，發現出生順序是影響一個人性格的重要因素。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弗萊克·沙洛維也曾從進化心理學角度解釋了這一現象：“兄弟姐妹之間為取得父母情感上的關注所進行的競爭和采取的對策是成年後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人反駁，兒童的人格發展非常複雜，受許多變量的影響。
李岩一直覺得，她比同齡人更獨立、自主，自我保護意識強，不會依賴別人，是因為在家庭中作為“老二”，“從小沒有享受過父母一直的關愛”。
這種“缺乏關愛”並非來源於物質層麵的差別對待，她是村裏少數讀至研究生的女孩，父母給了她旁人沒有的支持。但小時候長期在親戚家的經曆讓她覺得，自己與從小就在父母身邊長大的姐姐和弟弟是不同的。
影響日積月累並潛移默化。她羨慕弟弟得到父母最多的關注，能更隨心所欲、任性，她從小就知道，放學回家要幫父母幹活，需要特別努力學習，才能“獲得在一個家裏的地位”。她常被誇“乖”“懂事”，盡管她明白自己內心並不願意如此，隻是為了“獲得大家認同”。
她有時又感覺心裏很矛盾。父母點滴的關心，她記憶深刻。為“逃計劃生育”她去鄰縣讀過半年初中，父親為了不耽誤她學習，深夜騎摩托車偷偷摸摸接她回來上學，路上結著冰，摩托車打滑跌倒了，父親為了保護她受了傷。母親為了陪伴在三個孩子身邊，放棄了去外省打工的機會，一直在家幹農活操勞。
長大後，她想表現出和父母更親近的姿態，卻總是缺乏時機。一直到大四那年，她要坐公交車去省會上學時，在公交車站第一次擁抱了父母，那是她“第一次勇敢”。
如今李岩和丈夫一起在遠離家鄉的新疆生活。從初高中開始，她就努力地學習，想要考出去、離開家，不管在哪都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覺得那才是屬於自己的”。
這次看到三孩政策出來的討論，她轉發了一位朋友關於排行“老二”的吐槽，並在評論中寫道，“如果你覺得一個孩子特別懂事，他可能並不是表麵上看到的那樣”。她的弟弟在下麵回複了一句“嗬嗬”。
大姐立馬打來電話，認為她“過分”，她才知道，大姐一直羨慕她在外婆家度過童年，不用承擔照顧弟弟的責任，6歲時大姐已攬過家中照顧弟弟的活兒，幹得不好，還害怕被父母責怪。
大姐曾有一段時間學習成績下降，初中之後選擇輟學，父母順其自然，答應了她的選擇。此後她靠自己努力參加成人高考，自感人生路走得曲折，有點遺憾地對李岩說，“如果家裏隻有兩個孩子，爸媽肯定會逼一把”。
“他們是沒有辦法。”如今33歲的李岩已為人父母，覺得更難怪罪父母什麽，在她看來，計劃生育製度和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的衝突，讓父母隻能鋌而走險、辛苦半生，才能順利把三個孩子撫養大。
她告訴筆者，這種現象在農村仍然存在。她聽母親說，村裏有一個和她一樣年輕的母親，生了頭胎女兒，看到二胎還是女兒，拒絕去照顧。她認為，是“周圍環境和老一輩的觀念的強加”，讓這位年輕的母親做出這種極端行為。
有了自己的孩子後，她更加堅定信念，她要把最好的都給這一個孩子，“為啥還要有所保留，再留給下一個孩子”。她說不會讓自己的孩子離開身邊，因為“父母的陪伴可能是未來你給再多東西都無法彌補的”。
在傑克妮的紀錄片裏，她記錄下姐姐懷孕生子的過程。在姐姐孕期她問姐姐的公公，希望生男生女，對方篤定地說，“一定要是個男孩，生女孩就得再生，女人就是用來生孩子的”。傑克妮再問他，如果生三個孩子都是女孩怎麽辦？回複是，不可能，最起碼有一個男孩。
但當著姐姐的麵，這位中年男子突然改口，說，“男孩也行，女孩也行。不要怕，這個社會很好了，不要緊”。
最終，姐姐生下了一個男孩，全家的喜悅溢於言表，但傑克妮感覺很荒唐的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來源於對“帶把兒”的喜悅。
■ 傑克妮紀錄片中懷孕的姐姐。
在拍紀錄片時，傑克妮才第一次知道，其實當年因為家庭經濟原因，當年輕的母親懷上第三個孩子時，爸爸一度讓她去廣州打胎，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都不要了。但在醫院，母親逃走了，最終弟弟平安落地。
她認為，母親的症結在於對家庭地位的不自信。母親告訴傑克妮，“如果沒有生弟弟，真的可能會離婚”。她追問，“是弟弟的出生維持了你們的感情嗎？”母親訥訥地說，“我也不知道”，之後便是短暫的沉默。
在紀錄片結尾，她和母親提出擁抱一下，這在別人眼中非常平常的動作，對她來說卻需要克服尷尬、鼓足勇氣，她澀澀地問母親：我今天抱你，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很尷尬？母親的聲音波瀾不驚：正常的事情有什麽尷尬。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傑克妮、李岩為化名。）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三孩家庭的二女兒：我是多餘的孩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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