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不知道你是否願意花幾分鍾寫個短箋，”2020年秋季，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的通訊官囑我寫封感謝信，寄至日本的千葉敦子（Atsuko
Chiba）基金會。信中客氣地建議，其中可包括些我在尼曼的經曆，及其對我的影響，諸如此類信息。
此時距離我從美國返回中國已有數月。2019-2020這個學年，我作為尼曼獎學金的獲得者，在哈佛進修一年。我個人所獲資助的資金來源，來自千葉基金會。千葉基金會是為紀念1987年去世的日本記者千葉敦子而設立，她本人是1968年尼曼學者，曾為《讀賣新聞》的專欄作家，生前還為日本職業女性創立了月刊通訊。千葉基金會對尼曼的捐贈，指定用於資助亞洲的女性新聞工作者。
按照慣例，每年接受千葉基金會資助的尼曼學者都會寫封感謝信。這件事在我離開美國前就該完成，因為疫情耽誤了。尼曼的信中解釋說，“由於春季的混亂，這個請求才被推遲到了現在。”
這封“花幾分鍾”就能寫好的信，我一直拖到2020年底才交付，這固然是因為尼曼稱“什麽時候寫都可以，等你有時間”，導致我缺乏緊迫感。但綁著我、讓我遲遲不能動筆的，源自那些更深層的思考甚至疑惑：在全世界對中國的理解日益變得單一和臉譜化的當下，如何通過我個人自述，向美國和日本的朋友呈現一個層次更豐富、更複雜的中國，又該如何把我在美國這一年複雜感受濃縮到兩頁紙上。
這封感謝信的電子版，會被存入我在尼曼的個人檔案。未來如有人（包括我自己）打開這份文檔時，我希望讀者能看到一份誠實的自述，那就是除了友誼帶來的莫大的幸福回憶，還有一個中國人在一個特殊的時間點，在美國經曆的內心風暴。
我是在一個令人極感興趣的曆史時刻來到美國的。選擇在2018年年底申請尼曼，也是因為我有種隱隱約約的預感，大國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在我們的天地之外，還有一個我們了解不多的天地，還是應該到另一個國度去看一看，隻要能出去，隻要世界還向我開放，就該為以後恐怕更不樂觀的時代積累記憶。
黃金海岸在地平線後閃光，宛若自由的願景——這是我申請尼曼那會兒的設想。在記者生涯中起起伏伏了十年後，我想象在哈佛大學所在的劍橋小城中享受閑適、與世隔絕的時光。在某種程度上，我實際經曆的道路，稍稍偏離了我本來的願望。這種偏離，最終把我引向了我最初沒法看見的那個目標，我的好奇心，如饑似渴地地拓寬到了美國和世界。這趟美國之行前，我的報道領域和關注點，都是圍繞著中國這個永恒的軸心。
受益於哈佛尼曼這個平台，我得以跟不同類型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交往，知道或者了解了影響這個世界的各種力量和緊張關係。隔著大洋，我開始借助“他者”的視角觀察自己的祖國，內心充滿憂慮。我對美國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我的評判標準也隨之改變。早先可能被我奉為真知灼見的觀點，現在會認為視野偏狹。在關於中國和美國的看法都日益分裂的當下，這甚至影響了我跟身邊些許朋友的關係——我說服不了他們，他們也說服不了我。
“在美國，我目睹了特朗普總統任期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kang-yi活動，當然，我對一場失控的疫情也毫無準備，這些都讓我深刻理解了美國的偉大和局限。”在寫給千葉基金會的感謝信中，我如實陳述，我是如何感受到這一年對我的長遠影響，“看著中美脫gou在眼前展開，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當下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和意義。”
收到這封信的拷貝後，尼曼方麵回複稱，這是一封“lovely letter（情真意切的信)。”
01
異國世界的禮物
我在麻省劍橋的居所
2019年3月中旬，某晚十時許，看到手機上顯示有一通來自美國馬塞諸塞州的來電，我似乎聽到了合唱團在耳邊唱讚美歌。根據尼曼規則，獲得獎學金的候選人，會收到來自項目負責人的確認電話。落選者則會收到通知郵件。
電話那頭美妙的聲音問我會不會接受獎學金，我連連稱“是！是！是！”
相比起我的真實反應來說，這種過度的興奮和熱情，似乎也是一種迎合對方期望的表演麽？畢竟，接到這通電話之前，內心直覺告訴我，尼曼的門對我並不是關閉的。
2019年2月，尼曼跟我約定Skype麵試時間。麵試時間敲定後，我接連收到兩封來自尼曼的郵件，第一封郵件通知我，麵試時請務必把我申請時遞交的學習計劃闡述清楚，第二封郵件就學習計劃一事進一步提醒我“最好找朋友商討下”，同時建議，麵試時間隻有15-20分鍾，回答請務必簡潔。
因為申請材料準備並不算充分，我遞交的學習計劃，隻是我在查閱了哈佛課程表後羅列的的感興趣的課程：
拉美比較政治；
民粹威權主義的崛起；
總統、政治和經濟增長:從羅斯福到唐納德·特朗普；
……
如何把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課程跟自身的過往經曆結合起來，闡述未來的學習計劃，成了我麵試時的頭等大事。結合“槍杆子”、“筆杆子”、“刀把子”、“錢袋子”四個支柱，我對著鏡頭解釋，我的工作和職業路徑的變遷，都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早先我對法治領域的關注、以及對原重慶gong-an-ju長wang-lijun的報道，源自我希望更好地理解“刀把子”的努力，後期涉足財經領域，源自對“錢袋子”的好奇，而我的職業本身，又屬於廣泛上的“筆杆子”。獲得中國以外的不同視角，有助於更好地幫我理解這個國家。
Skype那頭的麵試官，尼曼的項目負責人（Curator）Ann Marie聽完沉默片刻，“聽上去你很有知識分子氣息。”
2019年8月15日，我從上海直飛波士頓。入境處官員顯然對中國媒體的屬性和我中國記者的身份很感興趣。他似乎認為所有中國媒體都是官方媒體，也詢問了中國內地如何看待一些國際關注的熱點話題。我解釋了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市場化媒體的出現，並未將他的疑問當成一個冒犯，而是視之為一個表達自我的機會。
我的房東，一對親善的白人夫婦，已在機場等我。在封閉的機艙裏待了14個小時後，我以剛獲釋犯人的那種熱情和新鮮感觀察著眼前的世界。那是下午四時左右，陽光明麗，查爾斯河波光粼粼。房東開車帶我繞過哈佛廣場，為了讓我熟悉下周圍環境，還帶我看了附近街道和超市。
我的公寓是一座花園盡頭的半獨立住宅，起居室是猶如小矮人居住的平房小屋，一道狹窄的樓梯通往二樓的臥室，臥室是房東主屋中分隔出來的一部分，樓下是房東的廚房。公寓距離哈佛廣場步行約十五分鍾。年逾七十的房東夫婦是一對永恒的園丁，勤於在花園裏除草、鬆土、澆水、清掃落葉，燦爛的笑容跟花園裏的鮮花相得益彰。他們擁有高貴的同情心和樂於助人的精神，不愛出門，提起過的唯一一次出國遊是坐遊艇去歐洲，從講述的表情看來，不是很享受。據說當地流傳著一句話，“在哈佛，你不用去世界，世界會來到你身邊。”或許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滿足對世界的好奇心，他們給尼曼當了20多年房東，迎進門的都是外國人。我是他們接待的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尼曼學員。
某種意義上，小店林立的哈佛廣場確實可算得上全世界的交叉路口。我在這裏偶遇過不少熟人。到達數日後，有天我逛CVS，一家類似曼寧的零售商，突然聽到一個人用中文喊我的名字。抬頭一看，是有過一麵之緣的香港大學曆史係徐國琦教授。
徐恰好在哈佛閉關寫作，為完成他跟哈佛大學出版社的最新書約，書名暫定 “Idea of China? （何為中國？）”
哈佛大學出版社已出版過他三本書，分別為《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西線上的陌生人：一戰華工》、《中國人與美國人:
一部共有的曆史》。徐國琦研究重點為中國的國際化、中國與世界共有的曆史，尤其是美國在其中的作用，其中涵蓋了中國和奧林匹克、留美幼童等各個主題。他還在劍橋、牛津大學出版社各出版過一本關於一戰的著作:
《中國與大戰: 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亞洲與大戰》。
著書立說是非常艱苦的工作，需要高度自律與非凡毅力。徐國琦自述，他每天八點多進圖書館，平均每天在裏麵約十小時以上，平時消遣就是看報紙和聽聽感興趣的講座。認識他的時間越長，就越能體會到他身上那股走路不看天的氣質。不管時代的風往哪個方向吹，他都在書齋裏，不隨風倒。我數次於去聽講座的路上遇到他，他都是低頭沉思、似在地上找錢的模樣。
徐國琦的個人經曆，也是中國與世界交流的一個獨特故事：成長於積貧積弱的中國，上世紀80年代考上大學，經曆了改革開放初期的理想中國；90年代留學哈佛，見證了冷戰結束後處於權力之巔的美國，也是哈佛曆史係第一個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博士生；哈佛畢業後在美國任教，見證和經曆了911恐怖主義襲擊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彷徨不自信的美國、也以旁觀者的身份感受到中國享受和平和國際化的紅利；2008-09年後他觀察到中美出現下行跡象的曆史軌跡。2009年後任教於香港大學。
擔心視野狹窄、或者知識儲備不足導致個人偏見，在哈佛停留期間，我經常向徐國琦請教。他也偶爾會帶領我在劍橋的大街小巷快步疾走。於他這是一種放鬆和鍛煉。雖然腳底灼痛，我還是很高興能跟他一起散步，通過他的解說，那些最不顯眼的東西，也有了意味深長的含義。
02
敞開的大門
尼曼基金會所在的李普曼樓
你為什麽會申請尼曼，你對尼曼有何期望？
每個尼曼申請者，都要回答這個必答題。
尼曼是哈佛大學為媒體人提供深造的獎學金項目。獲選學員可以在哈佛大學學習一年，享用哈佛、以及相鄰麻省理工大學的教學資源。原則上每年遴選24名學員，美國本土和國際學員各半，但人數並無嚴格限製，尼曼2019-2020班共27人，是融合了各種不同年齡、不同風格、不同報道領域、不同國籍、不同信仰的組合，如同一個色彩斑瀾的馬賽克。美國同學中包括白色、黑色、棕色人種，國際同學則來自亞洲（中國、印度）、非洲（津巴布韋、阿爾及利亞）、美洲（加拿大、墨西哥、哥倫比亞）、歐洲（匈牙利、俄羅斯）、中東（土耳其、黎巴嫩、敘利亞）、大洋洲（澳大利亞）。
2019年8月下旬，在哈佛開學前，尼曼開始了項目介紹和情況熟悉。尼曼所在的獨棟小樓是典型的新英格蘭建築，周邊一圈白色的籬笆，園中草木繁茂、靜謐。集合第一天，在籬笆門入口，我跟一位美國男同學為誰該先進門，互相謙讓許久。
沿著園中紅色磚石小道，就會走到小樓門口。推開房門，尼曼所有的工作人員站成排，跟我們握手歡笑。接下來的幾天裏，我們除了互相熟悉，還參觀了哈佛和麻省理工的諸多院係。我們擁抱與被擁抱，握過無數雙手，塞滿一腦袋的人名。所有人都向我們敞開大門，說“請進”。
不管我們怎麽回答尼曼的那個問題，我們同學中的大多數人，都把尼曼當作旅途中的一個驛站，在這裏重新整裝、補給物資。一位跑白宮條線的美國同學，因為在特朗普總統任期期間白宮成為了一個永不落幕的大劇院，每天都要發數條消息稿，過勞得在進急診室後還要忙著采訪，希望在尼曼獲得喘口氣的機會。一位來自中東的同學說來尼曼是“為了重振活力，為了有再做夢的時間，為了找回從前的部分自我。”
在尼曼，我們的脖子上，也穩穩地被繞上了韁繩，即我們對各自、對尼曼的義務。大疫之前，每周我們在尼曼小樓裏因為各種研討會、講座等原因見麵的次數，至少有四次。多數時間，我們都是腰板挺直地坐在板凳上聽講。尼曼還要求我們在哈佛或者麻省理工每學期至少跟完一門課程。
尼曼的國際同學大多都有給歐美主流媒體撰稿或者工作的經曆。有些即便給當地媒體撰稿，比如印度和津巴布韋的同學，英文也是他們的官方語言。不久我就意識到一個不幸的事實：雖然我在國內自認英文不差，但在尼曼，恐怕屬於墊底的水平。在最初的交流和課程中，我時常有一種無論跋涉到何地都已遲到的心情。
記者們的生活通常就像一個擁擠的劇院，生命中人來人往，多數人對我們來說都是過客，就像我們在別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一樣。也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在尼曼我們盡力創造機會了解彼此。
每周二是Sounding之晚。在尼曼，每位同學都必須做一次個人報告，其他同學除非有特殊情況必須參加。這晚同學們輪流登台成為主角，通過自我審問，回答一個同樣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你為什麽在做現在這份工作？大家展現自己的人生和工作片段，報告各自在不同戰役中取得的勝利，也談談為此付出的代價和自己的疑惑。對每位同學來說，sounding都是一個壓在心頭的重頭戲。
要成為一根刺、要讓有quan有shi的人負起責任、因為對當權者憤怒、因為當記者很酷、因為有話語權、因為要證明自己……不止我有這樣的感覺：那個站在台上的人正手持探照燈，我們這些坐在下麵產生共鳴的傾聽者，也不時在腦海裏挖掘自己。匯報結束後，大家排著隊，跟當天的主角握手和擁抱。剛做完sounding的主角，臉上則洋溢著終獲解脫的喜悅之情。
在尼曼、尤其通過sounding，我們似乎建立了一個超越國家的討論中心。新聞業似乎在全世界都麵臨挑戰。美國時任總統時時對主流媒體扔“fake
news”的炸彈，部分民眾更堅持自己對“事實”的看法，不少同行對本國新聞業充滿憂患意識。不少國際記者，則帶來了本國倒退的哀歌。在土耳其、匈牙利，以minzu-zhuyi為特征的政治強人在崛起，批評者的聲音遭邊緣化，言論尺度大大縮緊。本應作為民主製度樣本的美國出現了特朗普，被這些政治強人引為未來的潮流。
對某些政治人物的警惕，本來就是記者這行的一個動力。但不少人也意識到，盡管我們都是為了內心自由而努力，在這個時代，這個目標卻越來越艱巨。有位國際同學在本國以調查總統的生意夥伴而知名，在自己的sounding中重點講述的是自己跟抑鬱症搏鬥的經曆。
如果說sounding主要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展現自己的職業麵孔，周五上午尼曼安排的非虛構寫作課，則給了我們一瞥對方私人空間的機會。寫作課的老師建議“寫你們最想寫的題材”，除了日常數百字的練習，每學期每人還至少要交出一篇3000字以上的作業。第一學期還沒結束，不少同學就調侃，我們似乎把寫作課當成了心理治療課。一位同學介紹了自己對訃告的熱情，以及自己青少年時作為一個未出櫃的tongxinglian者，讀到死於艾滋的tongxinglian者的訃告是怎樣的膽戰心驚。另一位同學，則描寫了自己被性侵的經曆和創傷。比起書本和報紙來，這些來自美國同學的第一手敘述，對我的認知，尤其是對美國的認知產生的衝擊，影響力更為持久，就像我正在發現這個民族的最隱秘之處。
03
身份危機
我對劍橋這個小城的了解，也正與日俱增。這是我第一次來美國，數年前我曾在德國待過數月，相比歐洲的有序，美國給人的第一感覺，稍顯自發和隨意。漸漸地，我的目光開始投向路邊那些容易被忽視的地方。
幾乎每天都我要經過布雷特爾街（Brattle
Street），穿過哈佛廣場和哈佛校園。路上會經過美國詩人朗費羅的故居，這座19世紀起就矗立於此的小樓十分親民，絲毫不見桂冠詩人的神聖陰影，門前草坪上經常可見人遛狗。再往前數百米，是瑞德克裏夫（Radcliffe）的領地，這裏前身是哈佛女校瑞德克裏夫學院，1999年才完全跟哈佛合並，現為瑞德克裏夫高等研究院。這個漫長變遷的背後，是美國男女平權走過的複雜又漫長的曆史。“1967年前，女生都進不了哈佛拉蒙（Lamont）圖書館。”
徐國琦本人從哈佛博士畢業後，也多次回到瑞德克裏夫高研院做研究員，他介紹，因過去的女校背景，其研究員也以女性優先。
在哈佛周邊，得益於徐國琦的指引，我也得以窺見中美文化交流的曆史遺跡。距離我的住處不遠有個花園式墓地，奧本山公墓（Mt.
Auburn
Cemetery），蒲安臣即葬在此地。蒲氏是美國人，1861年至1867年任首任美國駐華公使，他的重要性還在於他駐華任期屆滿後，搖身一變，成為近代中國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雖然1868年他對來自中國皇帝的任命書連一個字都不認識，在為中國出使期間，蒲安臣通過《蒲安臣條約》為中國爭取到近代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並在相當程度上將美國的排華法案推遲了十幾年。
因尼曼所在的Lippmann
House距離哈佛燕京學社很近，平時我偶爾去燕京圖書館自習。燕京圖書館的入口有一位身著清朝官服的中國人的大照片，那是哈佛1879年聘請的第一位中文老師，戈鯤化。
蒲安臣和戈鯤化，都是徐國琦在2014年出版的《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曆史》中濃墨重彩描寫的人物。“過分強調衝突、對抗和差異，可能不是中美關係的全部，”徐國琦解釋，他希望以文化而非政治、經濟、種族或外交為參照係，揭示雙方共有的曆史，以及它們如何為各自民族的發展帶來的影響。
蒲安臣及妻兒的墓
對於徐國琦所介紹的這些背景，當時我不過是懷著某種類似大學新生的責任感，努力往自己腦袋裏多灌點知識。經曆了數樁事件之後，我才真正意識到他所倡導的“文化國際主義”的重要性——側重文化視角，采取國際視野、包容心態，摒棄狹隘的minzu-zhuyi視角，認同個體和普羅大眾的作用和貢獻，重視跨國溝通和人員、人才的流動。
哈佛開學頭兩周是選課，試聽不適合後可不選或退課。當選課周接近尾聲時，一位美國同學告訴我，他選的一門人文學科的課上，有個中國女性也申請旁聽，被教授以“不接受旁聽者”為由拒絕了。教授私下稱，懷疑對方是個“spy”。我從未見過這位女性，但直覺在一門並不直接跟中國相關的人文課程上冒出個間諜，似乎存在某種誤解，便問有沒有證據。他解釋，這位女性試聽課上到處搭訕，導致有學生跟這位教授反應，希望別把她留在課上。
這位女性是因為過於熱切而笨拙地把事情搞砸了麽？我心中一直都存在這個疑團。
需要說明的是，來問我的這個美國同行，完全是出於好奇。他曾經到過中國，走馬觀花參觀過北京，後來還數次找我和其他人探討什麽新聞網站才是幫助他更好地了解中國的可靠途徑。平日裏這位同學和他的太太對我們這些國際生也頗多照顧，跟著他們一家出遊是最省心的事。所有細節他們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你是誰？你為什麽在這裏？你信仰什麽？作為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在當下的國際環境中，多少都要接受這樣的打量和揣度。自證清白的責任，落到了我們肩膀上。但真正給我帶來身份危機的，是發生在我sounding前的一件事。
那是2020年11月下旬，一個周三，傍晚6時許，尼曼例行的講座時間。當天的嘉賓是一位美國普利策獎獲得者，來尼曼分享他從事中國相關的商業報道和調查的經驗。作為同行，我學習過他的作品，他對我的工作也有所了解，我到波士頓後不久，我們在哈佛見過一麵。
11月的劍橋已進入濕冷的初冬，隔著馬路看，尼曼那棟樓已經燈火通明，花園裏潮濕的小徑像黃金一樣在發光。打開尼曼的門禁後，首先是脫掉外套卸下一身寒氣。這時距離講座開始僅有數分鍾，嘉賓已經站在了講台上，我趕緊前去跟他打招呼。
“她是個非常優秀的記者，”他指著我，對站在一旁同樣也在跟他打招呼的一位國際同學大力推介，說我寫過他讀到的最好作品之一。麵對這突如其來的讚美，我趕緊稱這是溢美之詞。嘉賓又馬上問我：“你做sounding了麽？他們了解你做過什麽報道麽？”
我說還沒有，我的sounding排在12月，臨近學期末，還有數周。
“跟他們好好介紹一下你調查華信能源和ye-jianming的故事。”他說。
接下來的講座中，他還有意無意地抬舉了我。他列舉的案例中，恰好包括曾位列世界500強華信能源和它傳奇般的創始人ye-jianming，他暗示，這個會議室裏“某人”對這家公司非常了解。
講座結束後，我跟嘉賓在走廊話別。一位業務經常跟尼曼有交集、身處管理崗位的女性A，走近我們身邊，用過分燦爛的笑容告訴我，這位嘉賓對我評價非常高。我照舊說當不起。“你太謙虛了。”她把手搭在我胳膊上，親昵地說。
這更讓我意識到：今天氣氛不對勁。
這種親密的肢體接觸，不符合A的一貫風格。A是屬於意識到自己社會重要性的那類人。缺乏親和力是她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一位尼曼工作人員告訴我，她不僅對學員，對工作人員也是如此，這或許跟她的經曆有關，她曾是美國備受尊敬的一位記者，也曾領導過一家高峰期員工上千人的地方性大報，“她習慣跟員工保持距離。”
數日之後，我才了解到，那天講座開始前，A曾問那位嘉賓，“房間裏有個中國人你覺得自在麽？”
這個對話發生時三人在場，除A和嘉賓外，還有一位同樣也有過多年中國報道經驗的美國同學。正是得益於這位美國同學的善意提醒和分享，我知道了實情。這位同學告訴我，嘉賓聽到A的問題一臉驚愕，馬上說我做了了不起的工作。A聽到嘉賓這麽強烈地捍衛我，不敢置信地問“真的嗎？”
“她沒有駐外和國際報道的經驗，認知過於本土化和美國化，”
美國同學從她的角度，幫助我分析A為什麽會那麽問，她解釋，多數美國人對中國通常沒有直觀和具體的認知，理解不了中國的複雜性。
“你別生氣。”這位同學建議，“等你做完了你的sounding再看看她的反應。”
我感謝她告知我實情，也感謝那位嘉賓對我的維護。那位嘉賓的現場辯護，和她的直言相告，某種意義上，這兩位有過駐華經曆的美國記者，充當了我和A理解對方的橋梁。
我跟A雖不熟，平時見麵都還點頭微笑，我從未想到，在她眼裏，我額頭上有個不一樣的烙印。我跟數位平時處得不錯的同學說了這事。這得感謝我們班致力於創造坦率交流的氛圍，聊他們跟A交往的經曆，聊他們眼中的中國。這次事件讓我意識到，對我們來說理所當然的事情，對不少依據二手信息來了解另一個國家的人來說，似乎難以想象。
我的澀意，也冒到了徐國琦那裏。“你別老自謙，”他首先給我指出了文化差異，“美國人的觀念是，如果你自己都覺得自己不夠優秀，別人為什麽要覺得你重要？”
“相比中國，美國製度有延續性、變動相對較少，比起你的美國同班而言，你的經曆和國家、時代更密切相連。”
徐國琦建議，我的sounding中要突出這一點。
正是來自各方麵的寶貴意見，讓我最終決定在約一個小時的sounding中，講述了一個“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故事，解釋了我對wang-lijun事件的報道、及調查華信的來龍去脈。在結尾時，我說，我開頭介紹的那三個人，bo-xilai、wang-lijun和ye-jianming，現在都已失去了自由，而那位女性——我，那個謙卑的記者正站在你們麵前，展現我自己和中國走過的不同尋常的旅程。
做完sounding後，一位來自美國西部的記者緊緊握住我雙手，動情地說，“你是我現實世界中認識的第一個打倒世界500強巨頭的記者！”
Sounding前一晚，A給尼曼群發了一封郵件，引用那位嘉賓對我的評價，並介紹了我的工作。
在我Sounding的提問環節，當我提到我的工作讓我看到中國最好和最壞的一麵時，一位平日直接、真誠熱情的中東同學站起來，語帶迷惑地問我，“請問什麽是中國最好的那一麵？”
在其它場合，A坦言，中國發生的一切對她來說都是謎。後來在那位告知我實情的美國同學的sounding上，她提的問題是“中國人平時都怎麽獲取信息？”
這些經曆如同警鍾，一直在我耳邊嗡嗡作響。在跟他人的諸多交往中，我愈發體會到，多數人隻是依靠模糊的印象展開對它國的想象。要解除他人的誤讀，最終隻能靠我們自己。
對前述那位充當信使的美國記者來說，尼曼這一年正好給了她搬回美國的機會。看著越來越多的外mei記者離開中國，有天她也不無擔憂地稱，擔心中國和其它國家的裂縫會越來越寬，而世界對中國的誤讀也會越來越多。
04
克什米爾女友
來自克什米爾，上過哥倫比亞大學，有哥大碩士學位。班裏同學挨個自我介紹時，她這樣說。我暗下斷語，此人秉性似有些沾沾自喜。隻有在熟悉之後，才了解她這句話背後的酸楚和負擔。作為一個在衝突地區長大的musilin，她內心住著個不停張望的孩子，始終想尋求一個安全的港灣和一個容易的答案。履曆上的常青藤名校，用她的話說，是打破別人對一個musilin刻板偏見的最快方式。
我給她的第一印象？後來她給我的卡片上給出了答案，“第一次見你時，我從沒想過我們會成為朋友。”
我們的友誼對雙方來說都有某種特殊意義：對來自文化專一環境中的我，她是我的第一個musilin好友；我也是她第一個可以與之交談的中國人。
克什米爾，是理解她的關鍵。在數個場合，她介紹自己來自印度時，臉上都帶著某種不情願的遲疑。即便在哈佛，在美國，那個遙遠地區的陰影從未從她的心頭消失過。克什米爾是“印巴分治”的遺留問題。1947年，勢力衰微的英國不得不放棄最大殖民地印度。一位對印度一無所知的英國勳爵西裏爾·拉德克裏夫被指定在36天之內劃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的國界。大英帝國最大的殖民地由一個享有自治權的地區變成了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克什米爾居民musilin占多數，管轄權屬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而以musilin為主的巴基斯坦又自視克什米爾的保護人。近年來，迎合印度教徒min-zu主義情緒的總理莫迪，對克什米爾實行了feng-suo、duan-wang、致力於改變當地ren-kou結構的gao-ya政策。
在哈佛的第一學期，我跟她都作為旁聽生，一起上政府學係的比較政治學基礎（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這門課。課後我們經常到一街之隔的費正清中心所在那棟樓的食堂用餐。我端著餐盤，第一次跟她麵對麵坐下，她就馬上問我，怎麽看待某個跟中國相關的問題。我講述了因為麵部輪廓較深，我在國內偶被誤認為西方人或者少數min-zu的經曆。
比較政治學基礎是主要針對哈佛本科生的一門課，涉及地域多，覆蓋範圍廣，主題包括民主化、經濟發展、種族衝突和社會革命的原因，以及國家、政治機構和公民社會的作用。課上審查和評價不同的政治理論，並學習非洲、亞洲、歐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案例。她在課上跟本科生一樣，踴躍提問。當課上對比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人口大國，並用數字展現作為世界上最大wei-quan國家的中國，經濟表現好於作為世界上最大min-zhu國家的印度時，她站起來問：是不是wei-quan比min-zhu製度更有效率？
“我就擔心給你們留下這個印象，”這門課的講師，一位東歐移民的後裔、研究俄羅斯和東歐轉型的政治學學者解釋，min-zhu能聽取各種聲音，走得慢或許也能走得更穩。
“印度算什麽min-zhu？！”課後她不忿地說。
我讚揚她課上表現的活力。“你都不知道我提問時心也咚咚打鼓，”她說，這次來哈佛前，她決意在此地要做一個不同的人。哥大畢業後，她在德裏工作過幾年，關注邊緣群體的利益。她的工作非常出色，獲得了她那個領域裏印度最高級別的獎項，莫迪親自給她頒獎。她為這場儀式穿著隆重，從莫迪手裏接過獎杯時，又撇嘴以示不以為意。作為一個少數族裔，她在德裏很難找到歸屬感。西方人去她服務的機構參觀時，雇主通常都會讓她在場，作為機構多元化的體現，這讓她自覺是個裝飾。
跟我吃完午飯，下午她還要奔赴肯尼迪學院一門關於提高領導力的課程。那門課上，聽課者輪流上台，發表演說，接受台下包括老師和同學在內的打分和評判。輪到她演講當天，中午在餐廳她慌張地掏出幾張紙，說在我麵前先演練一遍。她講的是關於她一個表兄的故事，因為參加了針對印度政府的gong-min不fu-cong運動，這位從小聰穎過人的表兄被抓、被打、學業中斷，出獄後成了一個滿心憤懣的普通人。
對那塊受傷的土地和那裏的人民，她有幸存者的負疚感。她的一生似乎都在往前奔跑，好把追在她身後的陰影甩掉。她也意識到，她獲得的精英資源，獎學金、關注度，對她的大多數族人來說都不可得。比她更年輕的女性一輩來尋求她的意見，她樂於伸出援手，她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稱，如果克什米爾女性申請西方高校，她可以幫忙看申請信。
隻有理解她努力離開的世界是什麽樣，才能了解她奔赴的這個世界對她而言意味著什麽。這是一片有著新節律的土地，在這裏不分宗教和國別，人們以對話的和平方式增進諒解和思想上的團結，她說，從沒像在哈佛這段時間這樣，交了這麽多朋友。
這並不等於她擺脫了對故土的擔憂。2019年年末，莫迪政府製定了被指“排斥musilin”的新公民法，引發了印度各地一係列大規模shi-wei。那會兒隻要跟她討論印度和克什米爾，她都氣呼呼地說，“現在誰還不知道克什米爾，我就扇誰！”
她的理直氣壯背後，又始終伴隨著壓抑自製。印度新公民法引發的地震甚至波及到了哈佛廣場，有天我經過那裏，看到無論是莫迪政府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在那抗議。“你不去那看看？”我問她。她搖搖頭，她希望盡可能遠離喧囂和混亂。這裏的生活有序、按照既定的規則進行，區別於那些充滿不快記憶的歲月。
在哈佛這樣多元和自由之地，以及在了解克什米爾悲劇的小圈子中，她擁有道德聲援。但在社會和官僚層麵上，在我們暫時寄居的美國，我也看到作為一個戴頭巾的musilin，她因被區別對待，也偶感無能無力。
我們身邊有不少musilin。比如在尼曼，數名來自中東地區的同學也是musilin，但穿著和作風都已世俗化，跟一般人無異。戴頭巾，在哈佛的musilin中也屬少數。“我母親那一代是不戴頭巾的。”她說。在克什米爾這樣充滿長期對抗的地區，頭巾作為反對和不服從的標誌，在她這一代得以被恢複。但在特朗普的美國，戴著頭巾，仿佛她就戴著yisilan的理念。特朗普當選前就曾呼籲禁止所有musilin進入美國，入主白宮後第七天即頒布了針對六個以musilin為主的國家公民的入境禁令。
寒假期間，我們相約一起去邁阿密。臨行前她數次提及，“我在機場過安檢的時間特別長。”
在安檢口，過完安檢、已收拾妥當的我看著還站在安檢儀下的她，安檢員拿著探測儀在她攤開的雙手上反複掃，盡管那雙光潔的手上什麽都沒有。她看看自己的手，一臉不滿，翻著白眼。
在邁阿密，我們避雨時順道躲進了當地分發免費食物的帳篷。一位能言善道、有著政客氣質的女性在現場指揮分發，對我們兩個明顯的外來者很好奇。未等我開口，就聽她跟這位能幹女性介紹，“我們在哈佛讀書。”
在美國，哈佛也基本可算品牌和認可度的最高殿堂。“她們來自哈佛！”這位女性在現場廣為傳播這個新聞，還要跟克什米爾朋友合影，跟我們握手告別時又說“請把我們的善意傳播到全世界。”
“你為什麽上來就跟人家說哈佛？”我問她。
“我覺得哈佛能轉移別人對我外表的關注。”她說。
她說對自己的外表很敏感。這是對來自外界的審視目光的敏感。如同一麵鏡子的兩麵，在我們進入的這個世界，一方麵我們享受貴賓待遇，但在某些場合不免偶遭懷疑看待。
某種程度，我們之所以能逐漸親近，是因為我們多少意識到，有另外一個來自於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與自己正沿著相同的路徑前進：對西方來說，我們都來自地球的另一邊；我們都經曆了認識和自我認識的數個階段，都努力突破自己的狹小天地，竭力避免成為無知無識的人，這樣我們才能在哈佛和美國這樣一個大果園相會；得益於這裏成熟的製度建設，我們在這裏物質和精神生活無憂。但我們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帶著客人的笨拙。
她聰明、才能傑出，熟練掌握英語、印度語、波斯語，在一個理想世界中是個世界公民，但在她身上，我看到的不安全感，是來自一個沒有祖國的人。來哈佛前，她辭掉了在孟買的工作，希望離開哈佛後能在美國找一份工作——以zi-you為名的meiguo-夢。但在一番搜尋後，她不得不承認，這裏很難找到自己的立足點。
05
“Who are we？”
“我們是誰？”
哈佛校園一處入門上刻的字
在哈佛的第一學期，我擺正心態，認真聽別人講話，自認在這個大千世界裏，我是一個新人，正在學習中。但空氣中攜帶著時代的振蕩，尤其在哈佛這種各種思潮匯集之地，日複一日，空氣還是會把時代的主題不知不覺地傳播到到每一個人的大腦裏。具體地說，美國正處於一個充滿激情的時刻。
在課堂上，或者尼曼的各種講座上，隨處可見時代情緒：政治具有高度極化的特點；對權力、財富和不平等的不滿日益強烈；關注婦女quanli和刑事司法製度的社會yundong蓬勃發展；權威和專業知識受到質疑；關於平等、zi-you等基本價值觀的討論主導了公共輿論。
在各個思潮和文化趨勢上，美國媒體仍引領話語權。2020年9月，開學不久，《紐約時報》兩位女性記者Jodi Kantor
和Megan Twohey到訪尼曼，分享二人調查好萊塢電影大亨Harvey
Weinstein性侵指控的心得。這份爆炸性的調查報道於2017年後發表，引發了響徹全球的“MeToo”運動，至今仍勢頭不減。閱覽美國幾大主流媒體，也幾乎是每個尼曼國際學員的日常必修課。很快我也養成了這個習慣。
特朗普是離不開的一個話題。我的房東夫婦自稱liberal（自由派），每次談到這位不時兜售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時任總統，總要用手覆麵歎息“Shame（可恥）”，說“This
is not who we are！（我們不是這樣的人！） ”
我的一位同學，一位已經拿了美國護照的墨西哥移民，周末常帶著我去麻省周邊短途旅行，路上但凡看到“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此類支持特朗普的保險杠貼紙，都會信誓旦旦地稱一定要把特朗普選下去——哪一邊勝出，將決定美國將成為什麽樣的國家。
“美國內部一直都是這樣，爭論不休，自揭瘡疤，表麵上看撕裂與混亂，實際上是在動態中尋求平衡。通過全民參與辯論，進行修複與反思。”徐國琦稱，“短期看似乎是內部分裂，但從曆史的長時段來看，美國一直是昂首向前。”
在徐國琦看來，這是美國作為一種政治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他引用《獨立宣言》第二段第一句話,“我們認為下麵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稱之為美國的信條之一，“美國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也是迄今唯一一個基於政治理念而成功建立的政治實體。正因其獨特的立國理念、開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共同將美國打造了濃縮版的人類共同體。但由於其政治理念的超前，難免與現實存在諸多矛盾之處，包括人權、種族主義等問題。”
時至今日，美國還在強烈反思這一矛盾遺產。徐國琦建議我看一本書，是已故哈佛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2004年出版的《我們是誰?——對美國國民身份的挑戰》。
1993年，亨廷頓在《外交事務》發表了《文明的衝突?》這篇著名又頗具爭議的論文。“凱南是冷戰的設計師，亨廷頓很明顯想做冷戰後的另一個凱南，”徐國琦稱，“他的文明衝突就是思考冷戰結束後，蘇聯不存在了，對美國的威脅在哪。”
在徐國琦看來，美國是當今國際秩序的締造者、維護者，它也可以成為終極破壞者。“美國也在尋找‘他者’，這個‘他者’有時就是敵人。美國人曆來有危機感，有個敵人，政客就好辦了，話語權就在自己手上。”他稱，“所以不要在美國尋求敵人的時候，自己送上去。”
亨廷頓將文明描述為身份認同最廣泛、最關鍵的層次，包括宗教、價值觀、文化和曆史。比起“你支持哪一邊?”他認為，冷戰後最重要的問題將是“你是誰?”
亨廷頓認為，相對於亞洲和伊斯蘭世界，西方將繼續緩慢衰落。在經濟活力推動亞洲崛起的同時，musilin國家的人口增長“為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叛亂和移民提供新成員”。亨廷頓還批評了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等美國領導人，後者認為西方與伊斯蘭沒有矛盾，隻與極端暴力分子有矛盾。“1400年的曆史證明，事實並非如此，”亨氏評論稱。
“亨廷頓的《我們是誰？》是對文明衝突論的一個補充和修正，他最核心的觀點，就是美國——或者他眼中的西方在變，且在走向危機。”徐國琦介紹，“首先白人越來越不占優勢，其次白人中拉丁裔在增加，拉丁裔說西班牙文，跟昂格魯-撒克遜白人語言、宗教也不一樣。”
在亨廷頓看來，美國身份的真正核心，隻能是昂格魯-撒克遜和新教文化的副產品——英語、基督教信仰、自我奮鬥和個人主義。亨廷頓批評一些政客，他們將多樣性作為美國的首要價值觀，因為他們對所謂的受迫害者錯誤地感到內疚；盡管公眾傾向於保護主義，但他們歡迎自由貿易。他認為文化多元主義是“反歐洲文明”，呼籲複興min-zu主義，致力於維護和加強“自美國建國以來定義美國的那些品質”。
亨廷頓預見了一個被自我懷疑、白人min-zu主義攪動得躁動不安的美國。某種程度上，特朗普時期的不少政客，都是亨廷頓的信徒。美國時任國務卿蓬皮奧就曾批評文化多元主義，說“It
is not who America is.(這不是美國)”
預言是一定的自我實現能力。我回憶起2000年初，我還是本科生時，《文明的衝突？》幾乎是我身邊每個大學生的必讀書目。不少人對musilin的朦朧印象——伊斯蘭世界有流xue的邊界，多少源自這本書。“如果都把musilin當敵人看，”我問徐國琦，“那最終是不是就會得到一個敵人？”
“這跟預言沒關係，亨廷頓隻是說未來可能要警惕這個問題，並不是說他鼓吹或者支持文明衝突論，”徐國琦認為，“從他的角度來說，一本好書永遠是帶有挑釁性的，溫吞水要你幹嘛？”
“約瑟夫•奈就曾警告過美國人，說你要把中國當成敵人，你得到的可能就是敵人。”徐稱，“同理，要是把美國當敵人，你得到的可能也是敵人。
06
共處的時光
在這輛車內，我們開始了穿越美國之旅
在日常相處之中，尼曼班級成員相識之初的陌生感和距離，在逐漸消融。起初大家見麵不過是點頭微笑，逐漸發展為擁抱，繼而我也習慣了親吻禮（基本都來自熱情的拉丁裔同學）——左臉頰遞上去，右臉頰又遞上去，如同在接受親吻者頒發過來的獎狀。
2019年聖誕假期，一位在美國西部懷俄明州公共電台工作的同學主動向幾個國際學員建議，她要從東部的波士頓開車回去，這一路行程約3000多公裏，途徑佛蒙特、紐約、俄亥俄、印第安納、愛荷華、內拉布斯加等州，如我們對橫貫美國感興趣，可以跟車，到懷俄明後她可把我們送到科羅拉多州的丹佛，這樣我們可飛回波士頓。
從美國同學的sounding和平時的各種講座中，我已得知這個國家麵貌層次多、貧富差距大，但親眼目睹的直觀感受往往會比間接經驗會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欣然接受了這位同學的好意相邀。同行的還有一位土耳其同學。一位來自印第安納的美國同學正好希望回家探望父母，也一並加入。
美國西部冬季雪量較大，溫度能低至零下20多度。我為這趟旅行所作的準備簡直就象去北極探險。臨行前數天，我在波士頓花1300美元買了一件長至腳踝的加拿大鵝（Canada
Goose）羽絨服。這是我迄今為止擁有的最貴的一件衣物。
在富裕、人均收入較高的波士頓，加拿大鵝在大街上比較常見。但這件羽絨服還是吸引了身邊不少人的目光。大家對中國的收入水平產生了興趣。
“你在中國屬什麽層次？”克什米爾女友追著我問。她在哈佛領取的補貼也負擔得起加拿大鵝，克什米爾冬天也很冷，用得著羽絨服。但她家人親戚的所有衣服加起來，價錢也不抵這一件。
我解釋了中國地區發展的不均衡以及近幾十年的變遷，比如我的父母輩年少時都有饑餓的記憶，他們一生度過的生活不是一種，而是好幾種。
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對比，讓我更清晰地看到，個人和時代的繁榮如何密切相關，而中國又如何從全球化中獲益。1990年，徐國琦於聖誕節平安夜到達波士頓，身邊帶著三個裝滿各種日用品的行李箱，還有100美金。因為國內的外匯管製，每個人最多隻能帶100美金，當時相當400元人民幣。時過境遷。2019年我到美國時，隻帶著一個隨身背包和一個裝著四季基本衣物的行李箱——出發前一朋友建議“少帶點東西，美國比國內便宜。”
而美國的工薪階層則是全球化的犧牲品。一位來自底特律的美國同學，在sounding中講述了自己父親在1980年代失去通用汽車的工作後，變得遊手好閑和酗酒的家庭往事。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家大衛·奧托爾(David
Autor)等人的研究顯示，當男性失去良好的製造業工作後，會造成更多的未婚母親、更多的孩子生活在貧困中、更多的人早逝。
我們這趟西部之行的第一站，是以景色和滑雪聞名的佛蒙特州，距離麻省不遠。我們夜宿Grafton小鎮，此處出產較高品質的芝士。邀請我們出行的同學的父親居住在這座小鎮，有一座建在溪水上的房子。當晚這位同學的父親邀請我們去另外一座小鎮看歌舞表演。在場觀眾除了我們幾個外來過客，多數為白發蒼蒼的老人。年輕人為了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幾乎都去了城市。
隨著去工業化和科技經濟的興起，美國地區和城市發展的不平衡正在加劇，有些城市是贏者通吃——比如擁有時髦飯店和昂貴房地產的波士頓，很多地區則被拋在了後麵。
下一站我們借宿紐約州的羅徹斯特（Rochester），這裏曾是柯達的總部。此地居民數代為柯達工作，據說在全盛期就連柯達的清潔工都有可觀的年終獎。現在這座城市裏隨處可見工業衰退的跡象，建築有一種敗落敝舊的氣息。接下來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此類曾是鋼鐵帶（steel
belt）如今已成鏽帶（rust
belt）的城市，失去一份好工作對社會紋理帶來的侵蝕，更是肉眼可見。這也讓我更好地理解了特朗普現象——是對時代不滿的人群把他給抬出來的。2016年大選，正是白人工薪階層的巨大支持幫他贏得了總統大選。
在這趟為期一周的旅程中，美國同學們務求盡到地主的責任，本著幫助國際生更好地了解美國的善良願望，數位同學的親朋好友對我們打開大門，讓我們借宿，還招待飯食。一路上我們談笑風生。主要是他們談，我聽。路上第二天我就因發燒失去了聲音。
從東部到西部，有時進入不同的州如同進入了不同的國家。土耳其同學問了車上美國同學一個問題：是什麽把美國這樣一個如此多元、異質的國家粘在了一起？
兩位美國同學苦想不出一個滿意的答複。我扯著嘶啞的嗓子說: xian-fa。
“美國是現代國家建設方麵的元老。美國xian-fa是世界上第一部通行至今、運行極穩定的成文法律。200多年，所增補的修正案也僅有27條。美國人在1946年為日本所寫的xian-fa一直為日本人延用至今，一條未改。”徐國琦問我，“你知道近代中國共出台了幾部xian-fa麽？”
在哈佛的第一學期，我在法學院上了一門美國xian-fa史的課程，到學期結束，才講到美國內戰時期，大致了解了每個xian-fa條文背後，都是各方壓力團體力量博弈的結果。在日常的電視辯論中，也看到兩黨動不動就提xian-fa，似乎這些條文必須以教義的形式被闡明和捍衛。
大概一個外人，才更能覺察出另一個國家的獨特之處。就如我對美國同學指出他們xian-fa的重要性，土耳其同學告訴我，中國傳統針灸療法，治好了她朋友的煙癮。
一路向西，我們進入了有玉米帶之稱的農業區，公路邊零星矗立著房屋，遼闊、空曠又寂靜，手機信號時有時無，人煙越來越稀少，人種也越來越單一，愛荷華、內拉布斯加都是白人人口占絕對主導。海拔也越來越高。車子駛入懷俄明的那晚，我們抬頭看到成千上萬顆星星在深藍的夜空中閃爍。這是波士頓看不到的盛景。車裏一片掌聲。
愛荷華州的明信片
途徑的加油站裏售賣的印著各州州名的紀念品，從冰箱貼到T恤，不少都產自中國。美國人對自己的“國貨”充滿自豪感，貨架旁也經常擺著“Proudly
Made in the USA”的標簽。
在懷俄明州的拉勒米
(Laramie)小城，即懷俄明州公共電台所在地，我和土耳其同學一起觀看了美國國會對特朗普的第一次彈劾。對美國政治一向意見比較強烈的土耳其朋友日後提醒我：你當時看起來可真淡定！
我回答稱，我也很懷念昨日的世界。
第二部分
2019-2020學年，我作為尼曼獎學金的獲得者，在哈佛進修一年。隔著大洋，我開始借助“他者”的視角，觀察和思考自己的祖國。我的好奇心，也拓寬到了美國和世界其它地方。因篇幅較長，這篇回憶文章分兩部分刊發，第一部分請見《我在哈佛這一年（一）》
7
“他者”與“我者”
西部之行中，中國也是不少接待過我們的東道主感興趣的話題。聽說我來自中國，有位女主人以審視的目光看著我，問我是否報道過香gang。
“你過去的參照性是不一樣的，缺乏一個‘他者’，現在不一樣了。”
徐國琦稱，“不管你認不認，你肯不肯背這個十zi架，這都在那。”
“小國寡民時，你不需要證明你是中國人，因為沒有一個‘他者’，現在到了海外或者你跟人家接觸多了，就有了‘他者’，你就變成一個‘我者’。大家就要重新定位、重新評價自己。”徐國琦以自己寫過的一戰華工為例，“比如說那些華工，在村裏他就是張三李四，村裏都沒出去過。一到歐洲，他就是中國人，馬上跟民族國家聯係起來。所以亨廷頓說隻有接觸、國際化了才有文明的衝突。”
2020年1月下旬，哈佛春季學期開學，在尼曼內部，來自匈牙利、土耳其、津巴布韋、俄羅斯的同學和我一起，跟班上其他同學，尤其是美國同學作了一次分享。這是2019年年底就安排好的日程。受徐國琦的啟發，我著重於中國國際化以及尋求國家認同的曆程，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Why
is China here? Why I’m here?（為什麽中國在這裏？我為什麽在這裏？）
“自1912年以來，中國宣布自己成為共和國，是法國和美國的小兄弟。這是亞洲第一個放棄其儒家文明身份的共和國。”我告訴台下的美國同學，“一百年前，中國人決心加入自由的西方，成為平等的一員。不少有曆史思維的人都記得，美國參加一戰是為了結束所有戰爭、建立一個基於民族/自//決的公平世界秩序。這就是為什麽中國人對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追隨美國的領導非常興奮。相反，在巴黎和會上，西方背叛了中國，把中國的山東省給了日本，而不是歸還給中國。然後中國人對西方失望了。巴黎和會後，中國麵臨著一個新的問題，就是要遵循什麽樣的政治模式。”
我從1919年一戰結束巴黎和會的召開開始，介紹了中國“逢九必有大事發生”的說法，簡單講述了中國追求“德先生”和“賽先生”走過的曲折曆程，對比了百年前後的兩個///中國——一百年前，中國窮、弱、被邊緣化，中國人不喜歡它；現在它富、強、自信滿滿，世界不喜歡它。
“在這裏我意識到，你是誰，不是個簡單的問題，不是你真正是什麽樣的人，而是經常與他人對中國的看法或者誤解緊密相連。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裏的中國人很容易被當作間//諜，偶爾也被當成異//議//分子。”
我分享了一些個人感受，也談到了從他們的友誼中我的所得，“通過你們，我更好地了解了我自己，了解中國和美國，也了解世界的其它地方。”
這場分享在尼曼舉行時，武漢已進入封城狀態。但哈佛的日子，仍然相對平靜又安逸。對我們班的其他同學來說，疫情是遠方的事情，僅僅發生在媒體上，沒人想到這一切也會降臨到自己門前。
分享結束時，正好又是傍晚時分。跟往常一樣，基本所有尼曼同學都聚集在廚房。集體活動尼曼管飯的時候居多，不管飯的時候冰箱裏有剩菜剩飯。平常水果、曲奇、飲品不斷。大家自取所需，都很能吃。幾乎每個同學看到我都會問，“你家人在中國不要緊吧？”
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到那個東方國家身上。它恰好又是我的祖國。我從遙遠的地方跟那些在國內的朋友一樣，關心武漢的命運。除了如饑似渴觀看來自中文世界的消息，每天我打開紐約時報網站，也是在“World”這一欄裏直奔“Asia
Pacific”，查看關於中國的消息。
“我這算狹隘的愛國//主義麽？”我問徐國琦。
“在西方國家，nationalism（min-zu主義）是一個狹隘的名詞。借著min-zu主/義的旗號，戰爭發生了，種族mie-絕發生了，但patriotism（愛國主義）是好事。美國人會開心地接受自己是個愛國主義者，但你說他是min-zu主義者，他不接受。”徐稱，“我也是愛國主義者，我愛的是這種兼容並包的傳統文化。但對min-zu主義者來說，我可能是個賣-guo主義者。”
在李wen-liang去世前後，我跟許多國內朋友一樣，覺得我們正在經曆著一個一去不複返的時刻，每個人都得到召喚，就像整個國家都在進行痛苦的靈//魂反思。這是一種無私的情感迸發，或許這就是愛國主義的古老魅力吧。
春季學期我在肯尼迪學院上了《轉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這門課，有意識地為學期後回國做準備。課上不少中國人，包括現已旅居日本、法國的一些中國學者，課後數位朋友經常相約喝咖啡，一位台灣朋友還經常加入。大家密切關注著武漢，談論的都是中國。
那位在我的sounding上問“什麽是中國好的那麵”的中東同學，也關切地來問中國的疫情。我跟她交流了我的所見所感。“我的心跟你們在一起。”她眼睛亮亮地說。
就連我的房東，碰麵時都跟我提起“吹-shao人”。我感受到了一個普通人，能在世界上引起多麽巨大的激情和影響。
我也不能避免那種不幸壓在自己心頭的“中國人”的負擔。我勤喝水，多喝橙汁補充維生素C，生怕一不小心落個發燒感冒，被當成潛在的病毒傳染體。“我最近在公共場合連噴嚏都不敢打。”已經慢慢學會從“他者”角度來看待問題的我，偶爾向來自他國的同學如此自嘲。聽者一副了然的神情：“對哦，你是中國人嘛！”
在哈佛的第二學期，我有意識地在平日交往中，向同學們講述我眼中的中國。在寫作課平日的習作中，我寫過一個在體製內工作的少時好友的故事。某個美國同學提到“C-C-P黨員”一臉驚愕、似乎對方是怪物的表情，讓我產生了提供一個更人性化的形象的想法。
寫作課老師稱希望把我的習作跟他太太分享，問我介不介意。
我也試圖把我眼中中國的不同階層、不同臉孔介紹給班內同學。我描寫了那些根本不平凡的所謂普通人的奮鬥和忍耐，他們辛辛苦苦賺取生活費，為孩子和家庭盡職服務。我也寫了我報道過的那些風光不再的政商界人士，他們都有一個帝國夢，他們關於自己的敘述都是虛構，但他們自己信，雖然他們的願景，最後都由社會來買單。我提到了我眼中新聞業的現狀，至少希望課上讀者能了解，中國記者為什麽不能成為他們想象中的全職/鬥/士。
土耳其同學說，她在其中看到了自己國家的影子，“我們並非美國所想的那樣非黑即白，而是層層疊疊的灰色。”
8
疫情逼近
學期初始，尼曼們探索劍橋本地風光
地球表麵正變得越來越危險，這個消息是影響了尼曼的。2020年3月初，平常大家都往裏隨手抓一把的曲奇罐從廚房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洗手液和消毒濕巾。曲奇罐不見後，每位同學的信箱裏多了條奧利奧餅幹。
病毒的傳播，就像一根看不見的棘藤，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生長。哈佛校方群發的消息，也在不停地更換口徑：2月底，哈佛建議對中國大陸、韓國、意大利和伊/朗這些熱點地區“避免不必要的旅行”；3月6日又宣布禁止一切跟大學事務相關的國際旅行和“非必要的國內旅行”，校內聚會不能超過100人。
尼曼每周一次的sounding還在進行，但嚴格遵守哈佛的人數限製。清潔要求也比平時要高：餐桌要消毒，負責分發餐食和酒水的人員帶上了一次性手套。
對我最嚴厲的警告，恰恰來自於徐國琦。那時他已向哈佛大學出版社交了書稿，回到港大上課。有天他問我波士頓的情況，我提到一切基本正常，餐館也都還開放，為了幫一位同學慶祝生日，那周我還預定了在哈佛旁邊、麻省大道上一家非常受歡迎的日料餐廳Café
sushi吃午餐。“你們為什麽都跟特朗普一樣，不把疫情當回事？！”他引用墨菲定律稱，“凡是可能出錯的地方，就一定會出錯。”
他建議我做好準備，去CVS買口罩。我找了幾家門店都沒找到。這種短缺，既是由於當時美國產能不夠，或許也跟疫情早期不少海外華人買空了當地口罩支援國內有關。
波士頓跟紐約一樣，都處於美東北，都是國際交通樞紐，都在當地缺乏足夠的設備、經驗和方案時，受到第一波疫情衝擊。
3月8日，美國冬令時改夏令時的那天，一位同學的父母從印第安納州來訪，這位同學是我們西部之行的旅伴，我們也投宿過其父母家。這對老夫婦藍色的眼睛裏透著善意，在我們留宿時為我們烤麵包、煮湯。中午我趕到那位同學位於哈佛周邊的公寓，已有幾位同學在那。我給這對老夫婦帶了個故宮的文創產品，《清明上河圖》的書簽套裝。我們沒有擁抱，改為撞肘這一新的社交禮儀。
我跟數位同學提到了買不到口罩的事。“這裏隻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一位美國同學說。另一位則對比了口罩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亞洲和西方的接受度並不相同，“是不是亞洲經曆過非典，抑或那邊空氣汙染比較嚴重？”
對於我買不到口罩這事，一位朋友勸我別擔心，“美國這個國家一旦積極性調動起來，那是無可匹敵的。二戰時福特的一條裝配線每小時能生產一架新B-24轟–炸-機。”
氣氛已日趨緊張，時間就像按了快捷鍵。3月10日上午9時許，哈佛宣布校內聚會不能超過25人。下午兩點又通知學生在春假後將不用返校，改為線上授課。也許校方已經看到了颶風正在掠過海平麵。一天後，哈佛宣布社區內兩名成員正在接受病毒檢測，郵件裏特地告知，“請求您在此非常困難的時期尊重這些病人的隱私。”
3月13日，一位成員被測出Covid-19陽性。這是哈佛的首例。“沒人知道未來幾周我們將麵臨什麽，”哈佛校長勞倫斯·巴科（Lawrence
Bacow）在群發郵件結尾稱，“但每個人都足以明白，xin-guan
肺炎將考驗我們的能力，考驗我們是否善良、慷慨、超越自己和自身利益。”
3月13日至23日原是春假，不少同學已預定了此間的旅行機票，臨行前都已取消。保持社交疏離已成為常態。3月18日，鑒於大家春假期間都關在家中，尼曼在線組織了一場講座。講座結束嘉賓離場，一位同學提出要聊聊自己的健康狀況，“我情況不好，這幾天斷斷續續發燒。”當天有近十個同學說了自己最近出現的流感症狀，包括我在內。
春假伊始，我曾出現過兩天的流鼻涕症狀。根據麻省規定，凡出現流感症狀的自行在家隔離。那兩天我自行服用退燒藥，水喝得很多。灰暗的海雨籠罩著新英格蘭，我睡得就更久。
或許是我那幾天過分安靜，引起了隔壁房東的不安。我們住的房屋是木質結構，平時雞犬之聲相聞。我跟房東夫婦相處得一向不錯，每次見麵都少不了互相恭維。我說身為他們的房客就跟中了彩///票一樣幸運。這是實話，我的公寓周邊環境好，租金比市價低，有什麽問題房東都積極解決。我樂於跟他們溝通，出門旅行前都會知會。他們也不吝對我的誇獎。疫情蔓延前尼曼已在籌謀迎接下一個班級，問他們接下來想要什麽樣的租客，他們告訴尼曼，再來一個像我這樣的就行。
但大疫時期物業裏有個異國房客，對一對年事已高、且有基礎性疾病的老人來說，多少有點心理負擔。房東給我發短信：“如果你感染了冠狀病毒，此地是否有人可以代你行事？具體來說，有沒人可以聯係你在中國的家人，或者在飯食和其它必要時刻幫助你，直到你康複?
”
我跟尼曼同學說了這事，他們都說別擔心，真到那麽一步有他們。為了讓房東安心，我爬樓梯時故意蹬得咚咚響，向他們發射我還活嘭亂跳的信號。
9
在疫情的陰影下
2020年3月20日，尼曼所有國際學員在線上跟尼曼管理人員以及哈佛國際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開會。我們的核心訴求，是希望能延長簽證。訪問學者簽證要求我們在6月30日前要離開美國，眼看疫情越來越嚴重，國際旅行也愈發不確定。
就在前一天，美國/國wu院發布了最高級別的旅行警告，敦促公民避免所有國際旅行，並建議當前在國外但居住在美國的公民如有可能立即回國。作為身在美國的外國人，我們也被建議立即回國。
“中國疫情不是控製住了麽，你為什麽不回去？”當時我麵對著這樣一個問題。
這背後是個人主義至上的美國人無法理解的悖論：如我在回國前必須提交的健康碼上如實填報近期出現過流感症狀，我就登不了機；如果我瞞報登機，回國還可能被追究法律責任。我解釋稱，與美國的個人至上相比，中國集體和社區意識更強，且中國的撤僑能力還不能跟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相比。
當時一位黎女士瞞報信息從波士頓回國後被立案的消息，被廣泛報道。一位美國同行看到這個新聞後，幾乎不可置信，特地跟我核實。
“美國人骨子裏是小政府大社會，”徐國琦解釋，“中國是反的，是大政府小社會。”
3月下旬跟尼曼和哈佛國際辦的溝通，隻是接下來若幹次協商的開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有同學按同樣的步伐，向同一個方向一起前進。尼曼也隨時聽取我們各自的顧慮和訴求。四月份，美國/國wu院宣布我們所屬的簽證類型將延期二個月，尼曼也表示，如果我們走不了的話，將報銷我們在劍橋六月和七月的房租。
在與世隔絕的時候，同學們互相提供另外一種燃料，那就是愛心和同理心。2020年3月22日，一位同學過生日，大家策劃中午為她舉行在線生日會，還商量要穿些傻氣的服裝和道具來逗趣。這場生日會推遲到下午四點，因為中午我們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另一位同學的身上——她去測試了！她曾數次要求檢測但都遭拒，終因高燒不退預約到了一個檢測機會。
二天後，哈佛校長和太太都被測出陽性。當天稍晚些時候，我的郵箱裏又收到一封郵件，來自那位去檢測的同學，結果也是陽性。
“哈佛衛生服務中心表示，現在太多人生病，他們已沒有能力追蹤接觸者了，”她告訴我們，“我會通知那些在我感覺不舒服的前一周裏就有過密切接觸的人們。”
“也許我是症狀最嚴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是你們身邊的零號病人。不管是責備還是榮譽，我都樂於接受。”她坦蕩地稱。在同學們對她的回複中，大家或請她好好休息，或感謝她做旗手為我們探路，或說每個人都有可能是零號病人，請她不要擔心。
跟她密切接觸過的人接下來該自行隔離幾天，成了我們的疑惑。誠然，春假起我們就沒接觸過。數位同學谘詢了數個熱線，答複是自上次接觸後14天。但14天後，仍有數位同學和朋友陸續宣布失去嗅覺和味覺。
因為缺乏足夠的檢測和追蹤能力，病毒在黑暗中蔓延。每個州的資源有限，需要聯邦政府的投入和動員。但聯邦政府層麵基本完全放棄了作為。約一個月，我和身邊其他人一樣，每天盯著特朗普的疫情發布會，得出的結論是如果疫情控製要依靠個人做正確的事，特朗普讓這事變得更難了。我也明白了美國同學們提到特朗普時的憂慮之情：在空前需要團結的時候，他讓這個國家更分裂了。
直到7月底我離開美國前，波士頓仍沒實現口罩自足。我在美國用的一次性口罩，都來自中國朋友的支援。一位朋友3月份從香港給我寄了30個產自美國的口罩，在跨越山河和經過清關後，我隻收到了15個。另一位朋友後又從北京給我寄了100個產自俄羅斯的口罩。
克什米爾女友有天戴著口罩走在劍橋的街上，一位開車經過的白人男子衝她喊：“It’s a
hoax!”特朗普認為疫情是主流媒體誇大其詞的“hoax”（騙///局），這個男子的呼喊不過是特朗普的觀點在其忠實受眾中的一個回音。戴不戴口罩，也成了醫學意義上政治身份的象征。
“我居然感到有點高興，”她事後回憶，“他吼我是因為我的口罩，不是因為頭巾。”
盡管在小氣候中，我和周邊的朋友致力於對話，去淨化用一切shan動手段製造的仇//恨氣氛。但shan動chou恨的人，通常比希望和解的人更激烈，更有侵略性。在疫情中，中美關係變得更不樂觀。
媒體報道，針對亞裔的攻擊行為正在上升。房東關切地給我發消息：“你一切都好吧？有什麽需要跟我們說。”
4月份複活節，他們從網上定了餐，用盤子裝了一份，用托盤放在我門前。
房東留在門口的複活節晚餐
每個人的苦悶都是顯而易見的。我試圖想象房東夫婦的心情。他們是我身邊自我隔離進行得最徹底的人，起碼3個月都沒出過院子門。退休前他是建築師，她為英文老師，他們的一生沒有動蕩，沒有危險，安逸又平靜，現在竟要忍受這樣的不自由，盡管這不是他們個人的過錯。
這種監禁也帶來了社會層麵的憤怒。有個朋友犯了煙癮，忍不住下樓摘口罩抽了根煙。鄰居在樓上衝她豎中指,大吼“Shame on
you!” “你們說我該怎麽抽煙？”她在線上問，“難不成我要在口罩鼻孔部位剪個洞？”
周邊朋友對酒精的消費量似乎也在上升。我認識的人中，除了我和克什米爾女友——我是因為過敏，她是文化原因，疫情後大家喝得普遍比平常多。“我晚上六點多開了瓶酒，本打算就喝一杯，結果停不下來，睡前一瓶都喝光了。”一位女性朋友稱。
自我隔離期滿後，我每周找些午間時段獨自出門散步。春天來得很快，空氣溫暖又濕潤，有時關在家中數日，出門後看到路邊成千上萬朵鮮花似乎商量好了一起怒放，有種感官被突襲的感覺。
尼曼們也盡可能分享自己的力量，把各自從孤獨中拉出來：有同學為他人縫製口罩；sounding在線舉行後，不少同學自願充當了快遞員的角色，把主講人給大家準備的特產或零食送至每個同學；由於沒有打印機，我的報稅單和簽證延期材料，都由同學幫忙打印好了送到家門口。
除了美國朋友的善意，還有來自國內親友排山倒海般的關懷。
波士頓比國內慢12個小時。有時我上午醒過來，發現手機上有好幾個來自國內家人的未接電話。他們讀到關於美國的報道都在渲染灰暗和絕望，難免也擔心我會客死他鄉。為讓他們安心，我用照片分享了我從大自然和身邊朋友們感受到的溫柔。
10
線上線下課堂
從哈佛宣布所有活動轉為網上後，課上的效率和氛圍，有些變得更沉悶，因為屏幕後能偷懶和走神；有些則更活躍，因為課堂外大家還有群聊等其它渠道交流心得。
2020年4月，我參加了一場由哈佛知名心理學教授主講的有關implicit
bias（內隱偏見）的講座。所謂內隱偏見，是指即便在那些自稱是平等主義者的人士當中，也隱藏著無意識的偏見，因為個體經驗、認知習慣等因素影響下，我們總是下意識把人分類，或對某些群體產生片麵的看法。比如研究顯示，在美國出生的亞裔名人麵孔與那些實為歐洲人的白人名人相比，顯得不那麽像美國人；又或者，不少人認為跟男生相比，女生更不適合從事某些行業。
主持人是一名年逾六十的白人女性，開場前對與她年齡相當的這名白人女性教授大加讚賞，說數年前聽過這場講座，讓她反思了自己的無意識偏見。或許是聽眾屬於更年輕的代際、背景更多樣化、又兼具批判性思維，對這場講座的解讀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講座開頭展示了對某些群體的刻板偏見，比如黑人喜歡“吹噓”，中國人“狡猾”之類。這個40多人參加的講座中隻有極少數在Zoom上開著鏡頭，但大家在WhatsApp上討論熱烈。
來自中東的同學拋出了白眼表情符號：在關於內隱偏見的研討會上，她不斷使用對群體的概括化描述和“我們”和“我們文化”這種說法，誰是“我們”？
非裔美國同學：我覺得她落後和時代脫節。
非洲同學：我倒不覺得被冒犯，就是覺得過於平平。
另一中東同學：這些所謂的內隱偏見就是種族主義和厭-女症，為什麽不直接說出來？
白人美國女同學：這講座真讓我抓狂。
……
特朗普執政期間對美政府內進行的此類培訓持反對態度，認為此類進步意義上的培訓“分裂”和“反美”。我的同學們顯然認為這不夠多元和包容。看到他們每個人從自己的經驗、認知對這場講座進行解讀甚至批判，就像麵前擺著各種不同的鏡子，讓我得以在一個多文化、多種族的環境中，檢視自身認知上的盲點。
“在美國，人家一看到白人就覺得你有White
privilege。看到白人，你沒有危險感；看見黑人迎麵走來，你會不自覺地加快腳步。重要的是有一個參照係在腦子裏。”徐國琦解釋，“就像台wan、大陸、香gang甚至日韓，在西方人眼裏你都是亞洲人，盡管他們彼此之間可能互不認同。這還是所謂的‘我者’和‘他者’，隻要這個‘他者’在，你的形象，對你的認知和誤解，就不一樣。”
亞裔在美國曆史上曾是被合法歧視的對象，1965年林登·約翰遜總統簽署《移民與國籍法》廢除了基於種族的配額製度，亞裔才獲得了入籍權。民//權運動也為這項事業提供了助力。徐國琦三個孩子都是美國籍，“
現在公開的種族歧視是非法的，但這並不否認潛在的種族主義還是隨處可見。另一方麵，美國也在不斷的自我反省，自我改革、自我更新，這就是進步。”
2020年5月，PBS播出了《Asian
American》的五集紀錄片，講述亞裔移民在美國貢獻與抗–爭形影相隨的150餘年曆史。我把這部適逢其時的紀錄片推薦給了其他同學。
5月，哈佛春季學期結束。作為畢業儀式的一部分，尼曼有個“Reading
Night”（朗讀之夜）的活動，當晚同學們可以閱讀自己在這一年內創作的任何作品。一位來自歐洲的同學針對他看到的變化中的美國寫了一篇短文，朗讀前還征求了美國同學的意見。
這位歐洲同學九年前曾作為富布萊特學者在美國待過一年，他對比了他經曆的前後兩個美國的不同：現在的美國更粗魯、更排外，底層的處境未得到改善，黑人死於Covid-19的可能性也更高。美國同學們——即便他們對社會事務多持批評態度，也都相信美國例外論和這個國家的偉大，在屏幕前一臉嚴肅地聽著來自“他者”的警告。
十餘天後，5月中旬，喬治·弗洛伊德，一名非裔美國人在被警方製服期間死亡，引發了席卷全美乃至蔓延至全球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運動。抗議取代疫情，成了新聞頭條。
我跟身邊每個人一樣，密切關注著事態進展。2020年6月1日華盛頓，在聖約翰教堂和拉斐特公園之間的廣場上，擠滿了和平抗–議人群。國民警衛隊在沒有明顯理由的情況下突然使用催淚瓦斯驅趕人群。因為特朗普想從白宮穿過拉斐特公園到聖公會教堂，針對抗–議發表首次演講。
事後，Nieman Reports的編輯問我，可不可以作為中國人，針對此事發表下看法。
在來尼曼工作前，這位編輯、一位白人男子曾經作為美國某媒體的編輯，生活在歐洲。他說在外時偶爾也不自覺地感到自己在代表美國。“奧–巴–馬當選時，我為我們能選出一位黑人總統驕傲，我們勇於正視自己的曆史汙點，”他稱，毫無疑問，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但“要是讓特朗普再幹四年就不好說了”。
“美國對內、對外有別，對內充滿批判精神，媒體政客天天對罵，這都是說給自己人聽的，這是一種憂患意識。”徐國琦解釋，“對外她卻非常自信，覺得自己很偉大。”
2020年6月8日，“黑人的命也是命”在劍橋公園（Cambridge
Common）舉行集會，我跟數位同學相約去旁觀。在我們的理解中，這也意味著“所有人的命都是命”。公園裏人很多，不同年齡、膚色的人在陽光下為了同一個事業匯聚到一起，都自發有序。我拍下了一對頭發灰白的白人夫婦離開時的背影，他們背後各自貼著手寫的標語，合起來是Bob
Dylan的那句歌詞，“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我把這幅照片貼在微信朋友圈。一位美國朋友在下麵留言：“這是民-權和反戰運動時代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對我來說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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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告別
5月28日，哈佛在線舉行第369屆畢業典禮，這也是哈佛曆史上第一次虛擬畢業典禮。當天的主要演講嘉賓，是《華盛頓郵報》的執行主編馬蒂·巴倫（Martin
Baron）。2016年奧斯卡最佳影片《聚焦》，就是以他為原型，講述了在他指揮下《波士頓環球報》調查天主教-神-父孌-童-案的經過。
他演講的主題，是事實和真相的重要性。美國正處於疫情肆虐的肅穆時刻，就在數天前，《紐約時報》在封麵頭版刊登了1000名死者的姓名、年齡及生前信息，紀念這場疫情中的亡者。當時美國死於疫情的人數已接近十萬。接下來還有一場非同尋常、顯然也會吵吵鬧鬧的大選。
“錯誤的信息，虛假的信息，妄想和欺騙都會害人。可以使我們前進的是：科學和醫學、學習和知識、專長和理性。”巴倫稱，雖說麵對真相會引起極大的不適，但是曆史證明，作為一個國家，美國會為此變得更好，“這是我們憲–法序言的精神：‘形成更完美的聯盟’。為此，這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行為。”
在哈佛畢業典禮前，尼曼已舉行了“為2020級尼曼學員幹杯”為主題的在線慶祝活動。這也是尼曼基金會成立82年來，學員們首次在線畢業。
畢業典禮前，尼曼工作人員開車給每位同學送去了畢業禮包，裏麵有一小瓶香檳、一小瓶杜鬆子酒、一包幹果、畢業證書、尼曼的緞帶和一枚玫瑰胸針，還有尼曼負責人Ann
Marie在哈佛書店給每位同學挑的一本書。
鏡頭前大家都穿得跟吃酒席一般像樣，至少上半身如此。一向清湯掛麵的女同學們塗上了口紅，男士們也大多身著西服。大家對著電腦發表祝詞，頻頻舉杯。這場在線雞尾酒會持續了四個多小時。當一名喝高的同學開始八卦一哈佛名教授和一位來自她祖國的尼曼學員多年前的一樁韻事時，酒會宣布結束。事後一位同學宣布，當天他在Zoom的聊天對話框裏，共數到49個“love”。
畢業典禮後，同學們陸續離開劍橋。國際學員中，來自加拿大和匈牙利的同學率先宣布回國。每周我們都會抽空送別一下即將告別的同學，通常在周六傍晚，在公園或者查爾斯河邊。我們看著暮靄漸降，可愛的月亮升起來。直到7月底我離開美國前，此類告別聚會起碼延續了2月有餘。
這樣的偶爾一聚基於一個前提：我們終於全都得到了檢測，且結果都為陰性。5月以來，劍橋市公布了數個免費檢測點，提前電話預約即可。下旬某天，我騎車前往一個監測點。三四月份還空無一人的馬路上，車流已增多到要左顧右盼的程度。在經過兩個月的封城後，一切都有了複蘇的跡象。靠近時看到我們班的一位同學，正推著自行車往外走。我們揮手致意。
這些檢測，幫助我們對自己、對身邊人的健康狀況有個初步了解，也有助於美國政府獲得更全麵的數據，對疫情做出更準確的評估。此時美國的感染人數已超百萬。這僅是第一波。
疫情期間的告別儀式不比其它正常時期。誠然，我們在草地上隔開，席地而坐，各自帶著自己的吃食，跟即將離開的同學道別，遐想下次我們可能在世界的哪個地方重逢，但對像我這樣滯留在美的人士而言，這種每周一次的連續劇有其獨特的辛酸之處——我希望自己的處決日能提前，這對我不啻將是個極大的解脫。
從四月起，我每天關注著機票的動向，密切注意各國的邊境信息變動。機票壓迫著我憂慮的神經。回國越來越難，簽證期限卻越來越近。每當尼曼為跟進了解信息、或其他同學來問我歸程，我都要不厭其煩地解釋我國民航局出台的“五個一”（民航局自3月底起實行的“一家航空公司一個國家一條航線一周一班”的砍國際航班政策），聽眾通常都會對我的處境表示同情，盡管我不想被看作被同情對象。
事實在提醒，我們歲月中的小日程跟世界的命運聯係在一起。我經常數小時坐在自己房間裏，在電腦前研究各種回國攻略，計算各種路線信息，然後感慨自己像一隻蒼蠅一樣無能為力。駐美大使館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進行摸底時，我也兩次提交過申請。
積壓的憤怒、焦躁的等待，導致我心理上經常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即便美國-國-務–院四月初給了我們兩個月的延期，我也必須在8月底前離開美國。尼曼對新一個班級的遴選工作也在進行，新班級成員絕大多數為美國同行，他們中絕大多數都說要搬來劍橋。按照慣例，新班級八月下旬也會開始入學介紹。
當時我的生活，幾乎類似於某種介於好與壞之間的交流電：有時煩躁，有時歡欣；有時生氣，有時感動。房東提出，如果我滯留在美，又失去了尼曼的補助，回頭房租可以重新商量，給得起多少就多少。土耳其同學有天提議，實在不行可以跟她去土耳其，那裏對中國人落地簽，她在伊斯坦布爾有公寓，落地後可以居家隔離，總比黑在美國，將來一輩子入不了美國的境強。
轉機突然出現。5月底，虧一位在肯尼迪學院做訪問學者的國內學者提示，說他發現數月後從阿姆斯特丹回國的機票還有，讓趕緊去下手。我花2.85萬人民幣預定了一張7月底東航從阿姆斯特丹回上海的機票，這是最便宜的經濟艙。從美國到荷蘭的機票並不緊張，我到6月中旬又花約750美元定了一張荷蘭航空波士頓到阿姆斯特丹的機票。
6月下旬尼曼又來問我的離開計劃。我不得不解釋民航局從6月起實施的“熔斷“措施（航空公司同一航線航班，若入境後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的旅客人數超過規定數字，暫定該航線1周或4周）。我說希望我的前一班飛機上沒人測出陽性。對方回複：“很抱歉，沒想到你回家這麽複雜。”
我這趟行程，在回國票中已屬良心價。疫情中有人找黃牛加價買票，一位朋友的兒子在英國留學，花了約六萬人民幣乘包機回家。但在尼曼，這張機票由於價格過於昂貴而成了一個新聞。我們國際學員中，匈牙利同學2019年來美時在荷蘭航空定的是往返雙程機票，疫情期間荷航改簽了路線，但分文不加，把他一家四口送回了布達佩斯。同為遠東國家的印度，疫情從美國撤僑專機價格分為三檔，從1362（經濟艙）、3372（商務艙）、5612（頭等艙）美元不等。
墨西哥同學有次去超市購物。收銀員跟她聊天，說疫情後大概會興起一股去全球化的趨勢，國際機票應該也會漲。墨西哥同學馬上搬出了我的機票故事：“我有個中國同學，要花將近5000美元才能回國。”
麻省德科多瓦（DeCordova）雕塑公園裏的作品
12
著火的夏季
2020年麻省夏季特別熱。白天太陽明晃晃炙烤著大地，連鳥都在尋找陰涼。包括房東在內，各個都在感慨氣候異常。他們說，二十年前，哈佛宿舍裏夏日裏是用不著空調。現在房子裏可少不了空調。
由於疫情，房東通知，他們沒法進屋給我裝空調掛機。冬季為了封窗保暖，他們拆了空調。我的閣樓裏有個電扇，可拿出來用。從溽暑蒸騰的五月起，那台看上去至少30歲高齡的鬆下電扇從早搖到晚，但降溫效果有限。日暮時跨出自我禁閉的房門，站在花園裏吹個晚風，進屋時都覺被撲麵而來的熱氣擊倒。
留在當地的美國同學，盡量想在我們停留的最後數月中，給國際學員創造美好回憶。麻省周邊有不少充滿風情的郊區小鎮，依偎在湖泊和海邊，被鬱鬱蔥蔥的綠蔭包圍。恰好有兩位同學的親友在海邊有房子，邀我們前往。在大家檢測陰性後，尼曼基本進入了“內循環”狀態，平日裏接觸的都是自己同學。
兩次的海邊之行，讓我熱愛上了皮劃艇。嗅著海風，凝望著粼粼閃耀的海麵，獨自劃著小艇，讓人瞬間覺得恢複了純真。
查爾斯河上的劃槳人
在悶熱的室內呆久後，能享受一下海洋的氣息，是再幸福不過的事。多數此類郊區出行，我們都搭其他同學的車。為了擺脫寄生狀態，6月的一個周末，我和克什米爾女友隨身帶消毒液等防護物資，搭通勤火車去波士頓周邊的臨海小鎮Manchester
by the Sea（海邊的曼徹斯特）。我們慕名去參觀當地的Singing
Beach（吟唱的海灘）。當地居民以白人為主。夏季的晴空像鑽石一樣清澈透明。不走運的是，疫情期間，海灘隻對當地居民開放，在入口處我們被一個正在協調停車的瘦高白人男子攔了下來，對方要求出示能證明我們是當地居民的證件。
在一旁觀望片刻，看到數撥過客經過後，我們意識到，我們是唯一被要求出示證件的，那些同樣背著包的白人都沒被攔下。
“要是Anne在這裏，肯定不會遇到我們這個問題。”克什米爾女友說。Anne是班上的白人女同學，有兩個看似洋娃娃的天使女兒。
我們決定上前理論。她英語比我好，所以她充當主力：出示證件沒問題，但為什麽不對所有人一視同仁？
對方粗暴地用手自上而下戳向她：“你要去海灘麽？我現在打電話給警察，讓警察帶你去！”
“你這是歧視！”她也變得大聲。
一位坐在車中的白人女性看似四十歲上下，正在路邊等待安排車位。她先衝那位男子叫“告訴我停哪裏！”又對我們喊“別給他找麻煩了，他隻是幹自己的工作！”
我們帶著屈辱的心情，氣呼呼地離開了。
我們受到的不一樣對待，是因為我們一個是穆–斯–林，一個是中國人，外表和口音差別都很明顯麽？我問徐國琦。
“美國人對你們，那就是對不同文明、不同政治製度之間的差異。”他答道：“同一個人，麵對不同‘他者’，你的形象是不一樣的。就像你的穆–斯–林朋友，她可以義正詞嚴譴責某些東西，但在海關你就是潛在的威脅者。中國人也好，她也好，都被嚴格檢查。”
疫情期間，邊境牆豎起得更快。想去哪兒就去哪兒，這已是過往。
2020年7月，我開始了回國的準備工作。中國幾乎實施了世界上最為嚴格的防疫和邊境控製措施。我開始每天登陸國際健康碼，申報健康信息。國際健康碼要求用戶每24小時至少填報一次，否則綠碼變色，甚至會影響回國。回國前二周，我每天定兩個鬧鍾，生怕錯過打碼。
對其他國際同學來說，國際健康碼聞所未聞。他們回國前無需經曆這麽複雜的門檻，大多也是回國後經過檢測和居家隔離等舉措。朋友們都知道國際健康碼於我的重要性。就連克什米爾朋友都經常提醒，“別忘了登陸健康碼！”
健康碼中需要每天錄入自己的體溫。有天正午，我的體溫量出了37攝氏度。我急得火燒火燎。在社交媒體上，有位同樣從阿姆斯特丹轉機回國的乘客上分享了因體溫36.9度，被航空公司攔在回國登機口的故事。我深刻分析自己的健康狀態，甚至懷疑使用的便宜的刻度溫度計不準確。一位同學給我送來了額溫槍，方便我對比。當天傍晚，我站在花園中，晚風徐徐吹來。看著體溫每分鍾往下降，謎底解開了——公寓已然成了一個悶熱的牢籠。
我給房東發消息，跟他們強調了一個可靠的體溫對我的歸途是如何成敗攸關，並跟他們協商，要麽來裝空調，要麽我每天量體溫前去他們屋裏涼快半小時左右。他們同意後者。此後每日下午我戴口罩、攜洗手液和體溫計去房東屋裏靜坐，老兩口則趁此開車出去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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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邊境
2020年7月下旬，我的歸期進入倒計時，民航局又頒布了入境人員需提交五日內需提交核酸檢測報告的新政策。我聯係了劍橋以及周邊幾個小城的檢測預約熱線，工作人員告知，由於疫情出現反彈，檢測需求漸長，要預約十天內的檢測都不可能。在封城-複工這種搖擺的折中心態中，美國疫情也隨之呈現低穀-高峰此類反複。
民航局的通知中稱，大使館將評估駐在國核酸檢測能力，並在具體時候發布具體檢測辦法。我致電紐約總領事館，講述了我的所在地目前不具五日內核酸檢測能力的情況。接線的外交官稱他還不知道該如何解讀該項政策，建議我多試試一些醫學檢測機構，盡量找檢測機會。
“5月份紐約疫情控製時，提前一兩天預約到檢測不是問題，現在五日內要得到檢測也不可能，”對方歉意地稱，“對不起，現在回國是很不容易。”
美領館很快闡明，鑒於美國現狀，從美國回國人員暫還不需提交核酸檢測報告。
疫情期間搬離美國，我放棄了郵寄行李這個途徑，決計像烏龜一樣，把家扛在背上。我把在美國的所有生活都塞進兩個29寸的行李箱。塞不進的生活用品，被一位美國同學拉到了她的家中。我請她方便時幫我捐贈出去。
我的飛機是下午三點。房東考慮到我當天沒時間做飯，提前一天提出，會給我備好午餐。中午，前述替我處理雜物的美國朋友依約來到門外，駕車送我至波士頓機場。隨車送行的還有墨西哥同學和克什米爾朋友。
機場很冷清。進入安檢前，我跟三位送行的朋友拍照合影，跟熱淚盈眶的克什米爾朋友做最後的道別。
我乘坐的那班波士頓至阿姆斯特丹的航班，目測乘客起碼四分之一都是華人麵孔，都是選擇在荷蘭轉機回國的同胞。在登機口辦理完登機手續，我往機艙走。就在我認為起碼第一段行程不成問題，可以緩口氣後，還麵臨著最後一道挑戰。
通往機艙的道路上有五名美國邊境執法人員，分成了兩組。我被其中一組攔了下來。另一組攔下來的也是一名中國女性。
從當時的情境看，這種檢查是頗為隨機的舉動。對方問我隨身攜帶了多少美金。美國海關規定，出入境美國攜帶超過1萬美金需要申報。我掏出錢包，對方稍稍打量。錢包不是名牌，也不鼓，顯然不像是裝著巨額現金的模樣。他們甚至沒興趣打開錢包看看。“女士，我相信你沒有違反規定。”一個人說。
他們問我在美國幹嘛。“我在哈佛做訪問學者。”馬上我就意識到，我已在活學活用克什米爾朋友的招數——先拋出常青藤的金字招牌。我向他們出示了隨身拎著的置物袋上印著的尼曼基金會的字樣。
“我相信你在中國一定是成功的記者。”其中一位說。在接下來的數十分鍾中，他們詢問了我在劍橋的住處，給我的物件和名片拍照，詢問了對中美關係以及我對中國某些重點問題的看法。
我把闡述點放到常識和個體尊嚴上，也表達了對區別對待的看法：“不要把每個中國人都看成毫無麵目和個性的傀-儡。”
我進入機艙時，飛機已進入準備起飛的最後一刻。尼曼國際學者群和那位駕車送行的美國朋友都發信息問我登機情況。我簡介了被盤問的情況。“真是混蛋！”美國朋友稱。
飛機飛入高空，麻省的海岸線越來越遠。我吃了一顆褪黑素，爭取能睡會兒，保持體力，應付包括轉機在內這場全程30多個小時的旅程。
飛機離祖國越近，機上嚴以待陣的氣氛就越強烈。相比戴口罩和著一次性手套的荷航空城，東航的空乘人員全身著防護服。荷航用餐盤提供提供正常的餐飲，東航則是上機後一人一個塑料袋，其中有水、麵包和零食。進入亞洲的天空後，東航打開了空中Wi-Fi，方便乘客上網申報健康信息、以及歸國路徑。
從機場到隔離酒店的轉運車
對歸國人員的檢測和隔離，上海的應對流程已經非常順暢。適逢上海推出居家隔離——第一周集中隔離，兩次核酸檢測陰性的，後一周可居家隔離，我正好符合條件。在隔離酒店住滿一周後，我跟當天其他符合條件的申請者登上了一倆運送車。這輛車全程閉環，不跟外界接觸，把我們送到各自的小區門口。居委會工作人員、社區醫生和轄區派出所民警已在小區門口等待我們的到來。派出所民警在我的住所門前安裝了門磁監控。居家隔離期間，我每天匯報體溫，不得出門，但可以開門拿快遞和外賣。
我在尼曼群裏介紹了我的隔離生活。關於門磁監控這項，看重個人—權利的美國同學感慨：“Wow！”
解除隔離第一天，我在樓下遇到平時一位並不熟識的鄰居，他跟我打招呼：“你解放了啊！”數日後碰見的另一位鄰居又問：“聽他們說，你剛從美國回來？”
我不在期間小區門禁進行了升級改造，我找門衛谘詢門禁卡的事。他說：“原來你就是剛從美國回來的那個！”
回國隔離期間，美國房東給我發信息，稱他們探頭看了下，不敢相信我臨走前把房屋打掃得那麽幹淨，他們給尼曼發郵件，稱讚我是個理想的租客。他們希望我知道，我在那裏永遠都有個家。
“我為你驕傲，”一位美籍華人朋友聽聞此事後稱，“這樣他們以後就願意租房給中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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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的裂縫
獲得自由後，大街上看到的一切，就連廣場舞，都有一種新奇的誘惑力。相比於還在疫情陰影下的美國，這片似乎渾身是勁的土地，有著完全不同的節律。
我把跟朋友們聚餐的圖片發到尼曼群中。十幾個人坐在大包間中，在圓桌前合影。這種笙歌夜宴，對還在忍受著一波又一波疫情衝擊的外國朋友而言，幾乎不可想象。
相比國外疫情感染的慘烈數字，抗疫成功帶來了國內集體信心的普遍增強。“還是回來好。”親友大多都這麽說。不少人認為是mei-jun把疫情帶到了武漢。我通常介紹自身經曆和見聞，訴諸於常識。
不少在國內問題上認知接近的朋友，因為美國和特朗普帶來了認知上的隔閡。
我從對美國和世界政治並不在意，到對美國發生強烈的興趣，部分原因是因為國內朋友討論美國時的語態，一些朋友會提及“我喜歡共和黨的保守主義”此類話語，作為他們支持特朗普的理由。其時身在美國的我，頗感他們在微信上討論的美國和我眼前目睹的美國，似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我開始了自己的檢驗和甄別之旅。這些疑惑，引導我踏上了一段再也無法停下來的路程。何況美國疫情封城期間，我每天有大把時間，坐在寫字桌前當學生，而哈佛圖書館有無數可用的資源，比如西方幾乎所有主要媒體的免費入口。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期間，不少自認開明的國內知識分子，都以汙名化的方式稱這場運動為“黑–命—貴”，並認為當下的美國過於進步，在種族問題上太過於追求“政治正確”，以至於變成了對白人的逆向歧視。至於女性–權益，一些男性朋友公開說“別跟我提談政治正確”。我小心翼翼，避免被拽入爭論之中，但免不了偶爾從個觀感出發，介紹了自己的認知：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的平-權-之旅，在美國是一個曆經不斷鬥爭、抗議，目前尚未完全實現的過程。另外，在多元文化環境中，行事前想想他人的文化禁忌、不冒犯別人，實為修養和和平相處的底線，不應動輒以“講政治正確”被嘲弄。
2020年9月，我在上海參加了一個約三十人參加的小型朋友聚會，現場每位師友闡述了自己更看好哪位美國總統候選人，拜登還是特朗普，以及支持的原因。現場絕大多數朋友支持特朗普，支持拜登的包括我在內，則屈指可數。
此類討論多少給我留下了觀感，那就是多數國內知識分子把中國問題當成評判美國的最重要的維度。以我接觸的美國朋友而論，他們除了對香-gang、新–jiang、疫情chu-li此類熱點話題的模糊印象外，對中國並沒有那麽熱衷和關注。
“這是一個無限製放大和一個無限製縮小的問題。在美國，競選是大事，經濟是大事，內政是大事，外交不過是內政的延續。對美國人來說，中國是小事。但對中國人來說，這了不得。實際上中國也不是特朗普一個重要側重點，但有時人會從自己角度為他人代言。”徐國琦解釋，“另外美國這個國家骨子裏還是自信的，他可以不在乎，關鍵時候他想在乎的話途徑非常多。”
美國大選結果塵埃落定後，一位討論問題時個人風度極佳的朋友跟我直言，說“你這次回來太進步–主義了，要學會戴上保守主義的眼鏡看問題。”
此前我一直避免更直接的觀點碰撞。有次這位朋友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上翻譯了一篇福克斯新聞的評論稿，我本想在翻譯稿下寫點不同意見，但在打出第一行字後就忍住了，一個個字往回刪。福克斯其時是特朗普最看重的美國媒體。他的這次開口，倒是給了我一個宣泄看法的契機。
“什麽是保守主義？你要保守什麽？”
作為一個急躁而又容易投入感情的辯方，我的聲音聽起來應該不那麽悅耳，“如果說保守主義是相信自由市場和個人主義，按照這個邏輯，白人工薪階層不是想想如何提升自己，為什麽特朗普要挑動最糟糕的那種情緒？”
我把我眼中所認為的“認知混亂”一一評判，甚至提了他翻譯福克斯新聞稿的事，不乏嚴詞厲色地問“為什麽要跑去翻人家垃圾桶？”麵對尊重的朋友，這是一種悲哀感帶來的迫切心情，讓我不能再保持緘默。
參與此類討論，我感覺並不好，一是知道自身風度欠佳，另外一點，我隱隱覺得，這個社會並不歡迎一個意見過於強烈的女性。
“你以前話不多，是傾聽者的形象，現在變得不討喜了。”一位同樣不喜特朗普的男性朋友表達了對我變化的擔憂和不滿，“成天叨逼叨地瞎炫耀什麽呢？”此前他在網上論爭時偶爾還艾特我，讓我來做啦啦隊。
我據理力爭。但還是氣極了，次日嘴角冒出了一串水泡。
這位朋友數日後跟我道歉，說過往對我態度並不公正。
“很多事情，比如性別這個話題，我跟美國同學日常討論中也提及，但在美國時並未有特別的印象，回國時麵對不同的語境和文化，才更深切地感受這段經曆對自己的影響。”
我告訴徐國琦。
“在美國，有些事情你就是會慢慢敏感起來，他們就是靠無數次地重複、無數次地說，最後你就會發現有些詞不能用了，有些話就不能說了。”徐國琦稱。
獻給女生的門。1972年9月女生首次搬進哈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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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of China**？**
2020年歲末，恰逢徐國琦在內地授課，我得以再次跟他見麵請教。“你為什麽要寫《Idea of
China》(《何為中國?》)這本書？”我問徐國琦。雖然2019年初到哈佛我便知道他在寫這一本書，但想到問他這個問題，是在歸國後，深入檢視這一年對我的影響時。
徐國琦介紹，剛去美國時，他本打算研究美國史，尤其是美國外交史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因素。在哈佛，他師從著名的跨國史教授、日本籍學者入江昭。在入江昭的國際史討論班上，他被指定點評英國人James
Joll所著*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戰的起源》）這本書。徐國琦點評了人家的觀點和寫作方法，又說此人的致命傷是西方中心論，缺乏國際視野，對日本和中國在內的亞洲鮮少提及。“很好，”入江昭說，“既然如此，你就研究一戰的中國因素吧。”
在寫作一戰與中國、一戰華工、亞洲與一戰、中國與奧運等題材中，徐國琦為了讀檔案，造訪了英、法、德、加拿大、瑞士等國。他稱，自己相當於跑過一個漫長的旅程又回到了原點，但轉了一圈回來，整個視野和起跑時已完全不一樣。
“然後突然我就意識到Idea of
China出問題了。你一直寫中國如何如何，那麽中國究竟是什麽？定義中國人的和中國的究竟是什麽？比如我們說‘炎黃子孫’，這個名詞是19世紀的新東西，黃種人也是19世紀的事，過去沒有。”徐國琦解釋，“如果你認為中國人是傳統意義上、是文化上的，那麽非炎黃子孫也可以，對不對？就像美國是移民國家，任何人到他們那去，認同美國-文明、美國政治、美國-民–主的就可成為美國人。那麽我們中國過去也這樣，隻要認同中國文化、語言、儒家這一套，就是中國人。”
“比如奧林匹克，最早翻譯成中文是‘我能比呀’，I can
compete，就想證明我中國人不比你差，我們跟你在一個起跑線上也能跑得更高更快更強，”徐國琦以體育和奧運層麵的國家認同為例，“但如果非得把金牌跟中國人的形象連在一起，你就要問了，這合理麽？就像加拿大也主辦了好幾次奧運會，金牌從不是第一，但不妨礙他們感覺很好，加拿大國際形象也很好。”
我回想起跟國際同學交往的一些細節。一位俄羅斯朋友去波士頓的Chinatown走了一趟，稱那裏髒亂和吵鬧，就像中國人把祖國帶在身邊了一樣。這位朋友，似乎又加強了我們對俄羅斯人血液裏都是酒精的印象。有天他拉著位加拿大朋友，滔滔不絕訴說對她熱衷服務公共事業的欣賞。“他又醉了，”加拿大朋友轉身告訴我，說聞到他保溫杯裏是酒。這些經曆也讓我反思，在跟來自其它國家的同學相處中，我有哪些地方加強或者破除了他們對中國的刻板印象。
“那如果你這次認識的是一位滴酒不沾的俄羅斯女性，你的觀感會不會不一樣？”徐國琦反問。
“世界是多元的，美國也是多元的，就像中國人本身也有進步和保守。沒有完整統一的世界，有無數種故事，無數種窗口，無數種解讀。”徐國琦稱，“不同的東西總是在那，你總是可以對號入座。所以我解讀曆史，一般找shared
history，找共同點。你可以說文明的衝突，但文明是移動的、活的、互相影響的，世界上有100%的美利堅文明麽？衝突跟對抗是永久都在的，但強調這個你想表達什麽？如果你非說我們不同，那麽你就不同，因為你想跟人家不同。”
“某種程度上，我做的研究，是兩條戰線作戰的，既不認同西方的
stereotype（刻板成見），骨子裏又有東方的這種所謂孽緣，就是你不讚成，但又在血液裏麵的東西。”他說。
是不是裏外不是人？我問徐。
徐國琦介紹了自己手頭正在閱讀的一本書，是美國學者Charlotte
Brooks所著《美國移民：1901-1949年在中國的第二代華裔美國人》（*American Exodus: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 in China,
1901-1949）。他正應《美國曆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邀請，在給此書寫書評。
這本書著重描寫了1901-1949年間第二代美籍華人的困境。他們的出生地美國由於《排華法案》和普遍的反—華情緒，把這些人當作二等公民。這些人大規模地遷回父輩的祖國。而中國基於“血–統”的公民法案以及強烈的min-zu主義情緒，使得時任各政府和機構既不把他們當美國公民，也不把他們當中國人。同樣諷刺地是，他們在中國的運氣，在晚清或軍閥統治時期，比在民國時期更好。無論在美國抑或是中國，這代人都麵臨著艱難的選擇：去哪裏，或者如何定義這兩個國家？離開美國還是不離開美國?他們應該搬到中國的哪個地方，他們祖先的村莊、城市、還是香gang？抗戰期間，他們也要努力弄清楚他們應該生活或服務於哪個中國，是國民政府的中國，還是日本占領下的中國?
“這是一群沒有國家的人。”徐介紹，盡管在中美都不受歡迎，這一代華裔美國公民仍然幫助塑造了中美關係，促進了中國關鍵經濟領域的發展，改進了美國政府對待移民的方式。
“看得我感觸頗深。”他稱。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前財新女記者眼中的美國:我在哈佛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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