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筱葉博士是以個人身份進入中國監獄為犯人們開戲劇課的第一人。她希望通過“戲劇”達致“個體矯正”的目的。她曾經認為一堂成功的監獄戲劇課應該是這樣的：犯人們在舞台上演出《等待戈多》，底下座無虛席，掌聲雷動。因為這台戲，那些叫做自信、尊嚴和榮耀的無形寶物，像山穀裏新鮮的風一樣吹拂進來。
但後來這些並未發生，一切隻能以失敗來形容。隻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監獄戲劇無果而終之後，一些微弱的種子還是被播撒下來，改變在她的學生間悄悄發生，那是一個叫做“自我認同、自我救贖的過程”。
他們會回來
一個盛夏的正午，張筱葉博士和五位水準一流的市話劇藝術中心的演員站在了夏城監獄的鐵門之外。他們在此地匯流，聚集起勃勃的雄心，要用半年時間教會犯人，排演一出好戲。他們是導演，犯人們是演員。
他們走進監獄，正是酷熱的七月，陽光像大雪一樣潔白，刺眼。監獄占地兩百餘畝，關押著三千多名刑事罪犯，看著像個學校，有八百米塑膠跑道，常見樹種是香樟，齊整幹淨的米色監房仿似一棟教學樓。暴雨天是另一種情景。因為地勢低，雨水匯流，江水倒灌，監獄變成灰黃寂靜的汪洋，偶爾可以看到一隻顏色鮮豔的臉盆在水麵孤獨地漂流，不知會哐當一聲，撞上哪個監房的鐵門。
位於機場附近的夏城監獄。一個犯人說，
一天看到的飛機比很多人一輩子都多
張筱葉深入其中，你才能更直觀地感受這是一個監獄。進深五道門，每道寬窄厚薄都不一樣。一道門把你移交給另一道門，一位監獄民警把你移交給另一位監獄民警。
這支教師隊伍，領頭的張筱葉，研究領域是犯罪學和監獄學。她的專業氣質和性格底色很難一眼看出來。童花頭，圓圓臉，愛穿明黃色的百褶長裙，帶不規則的貝殼耳飾，圓框眼鏡。她有一件灰色短袖，上麵是一個非裔男性戴著寬邊帽、背對人群的後腦殼，是她托人從美國捎回來的。這件短袖來自美國最大的監獄聖昆廷監獄，裏麵的犯人自己做了一個挺有名的播客，叫“耳朵很忙”，這是他們在播客上出售的文化衫。她家裏攢下了不少與監獄有關的小玩意，它們才透露出她視野的獨特和性格的硬度來。
她輾轉三地，讀到博士，研究過世界各地的許多監獄。聖昆廷監獄是她心中的一所“模範監獄”，以關押窮凶極惡的重刑犯而著名，也是世界上最人性化和最豪華的監獄之一。犯人們可以組建籃球隊，而且打得出了名，連NBA的球星也來給予指導和關懷。犯人們通過考試和選拔，可以學習世界頂尖大學的課程，比如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會走進監獄麵對麵授課。學有所成者，出獄前可以拿到本科和碩士學曆，在教授的推薦下，還可能繼續讀博深造。
演講中的張筱葉
張筱葉紀錄片《聖昆廷監獄籃球隊》呈現了犯人們的一部分牢獄生活。當鏡頭在精彩的籃球比賽和受害人家屬悲痛的淚水中來回切換時，但凡有正義感的人，都會心存不平和困惑：對犯人這麽好，究竟是為什麽？他們配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天道在哪裏？
片子的最後，聖昆廷監獄的一位光頭警督提供了另一種視角。他說：“囚犯中大概有90%的人，出獄後將重返社會，在你的周圍生活，從你的城市、你的身邊經過。你希望他們以怎樣的狀態重返社會？你想要這些壞家夥們關在一起，互相影響，變得更壞？還是你想要我們利用所有的辦法教育他們？——你希望他們怎樣回來？”
七年前，張筱葉在英國讀研究生，方向是“應用戲劇”，有一門課，講的就是戲劇藝術在監獄中的運用。英國有藝術家介入司法和改良社會的傳統，有一次，學生們觀看一個獨幕劇。老師扮演的是一個犯過猥褻兒童罪、出獄不久的戀童癖。他在住處附近的小學逡巡，用捕獵的眼光探視放學回家的孩子們。他演繹和講述貪婪、猶疑、僥幸、恐懼和同情，人性的多重較量，如搏擊場上勢均力敵的對手輪番上場，犯罪能在任何一個瞬間發生。十五分鍾之內，所有人目睹了一場善與惡激戰的心理過程，而最終良知險勝，沒有孩子受到傷害。
可以用“振聾發聵”來形容張筱葉看完這部獨幕劇的體驗。當年暑假，她回國，以“個體矯正”為目的向監獄領導寫信，成為以個人身份進入中國監獄給犯人們開戲劇課的第一人。
她的同伴，五位市話劇藝術中心的演員之一，男演員阿甲，正是他邀請張筱葉選擇了夏城監獄。阿甲在夏城監獄服過刑。他比張筱葉大五歲，形象比較硬漢，有點像甄子丹，參與過多部話劇和影視劇，是個不大不小的明星。那天是他話劇上演的日子，趕去上班的路上，他非法變道，被交警招手。他沒有停下，而是把汽車開得更快。交警開著摩托在後麵追，追了幾條路後把他截停。他衝撞交警，撞倒摩托車，企圖逃逸。正是上班高峰期，路上人多車多。他的汽車遭到兩輛公交車前後夾擊。他棄車而逃，像過街老鼠一樣，最終被一群激憤的市民們圍堵擒拿。電視和網絡把這一幕製成了他人生永久的標本。
這一步到底是怎麽回事呢？阿甲事後反思，那天他無證駕駛，“當時因為沒有駕駛證，我心慌了。我看了一下手表，時間可能不夠，如果處理這些事情的話，我的演出就要遲到。”法院以妨礙公務罪，判處阿甲有期徒刑八個月。坐牢最痛苦的是失去自由。一般人剛進去，很難對付那種規矩極多的日常生活，排隊的站姿，睡覺的睡姿，吃飯和看電視的坐姿，手腳該怎麽放，脊椎該是什麽形狀，一二三四都有要求，每天都有警官巡邏，還有頭頂的攝像頭。
這段痛苦的經曆用追悔莫及來形容也不過分，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名聲，失去了過去的生活。等到八個月後他出獄，就有恍如隔世之感，他迫切想做些什麽，證明自己成為了一個新人。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
視覺中國出獄以後，阿甲了解到美國演員蒂姆·羅賓斯（Tim
Robbins）創辦監獄劇團“演員幫”的經曆，深受啟發。蒂姆為了拍攝《肖申克的救贖》《死囚上路》等監獄題材影片，深入俄亥俄州一所監獄做調查，親眼目睹一些因小偷小摸入獄的人，被監獄生涯摧毀，又犯下重大罪行而入獄。所以，蒂姆憑借自己的影響力，組建劇團進入監獄做即興喜劇工作坊，幫助犯人釋放情感，學會情緒控製，矯正自我認知。這一年，恰好蒂姆來到中國，阿甲還去見了他，談到要和張筱葉一起在夏城監獄做劇社的計劃。
“這真是太酷了！”蒂姆很高興，祝他們成功。
計劃
張筱葉提交給監獄方一份《計劃書》，這裏節選如下：
夏城劇社計劃書
人生要回溯才能理解，
生命要前瞻才能繼續
參與方：服刑人員和監獄警察為主力：張筱葉作為總協調和培訓老師，市話劇藝術中心演員團隊作為編劇、排練和演出指導，教育改造科室作為記錄和支持。
目的：理解過去，準備回歸。
明確服刑人員、監獄教育改造工作和社會幫教機構都關心的三個核心問題：
我是怎麽來到這裏的？我現在的處境和困境時什麽？我怎樣為回歸社會做準備？
方法：劇目排演+行動研究
草擬時間表：
七月&八月：做前期準備和嚴管隊應用戲劇入門工作坊
九月&十月：全體參與項目的服刑人員和監區民警參加工作坊式培訓：全體集合分享發現並探討融合劇本思路，劇本編寫
十一月&十二月：劇本完成並開始排練；排練並合成：演出
一月：匯總並出品文字，圖片和視頻材料：反饋，計劃項目下一周期的安排
演出將邀請參與項目的服刑人員家屬參加，應提前足夠的時間確定演出時間和信息以便告知，並製作演出宣傳冊。演出也將邀請司法體係相關人士，學術人士，社區工作人員等。
張筱葉選擇排演的戲劇是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的《等待戈多》。講的是兩個流浪漢在等待一個名叫“戈多”的人。可是誰也不知道戈多是誰，他的到來意味著什麽。情節看似支離破碎，台詞也瘋瘋癲癲，卻展現出人的存在有荒誕和意義不明的一麵，也表現了人在無盡的等待之中，尷尬、惶恐和不知所措的心理狀態。
愛斯特拉岡：你幹嗎老不讓我睡覺？
弗拉季米爾：我覺得孤獨。
愛斯特拉岡：我夢見我很快樂。
戲劇《等待戈多》
東方IC在西方，《等待戈多》是監獄戲劇項目排演最多的一部劇，在此，“戈多”的詮釋變得明確，即是“出獄以後的生活”，這很貼近犯人們等待出獄的處境和心理。在等待之中，有罪之人悵惘自由，擔憂未來，思考自己的罪過，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在高牆之中，“恢複他們一點自主性”。
另外，現實層麵的考慮是，這部劇不需要太多物資支持。布景是一條荒涼破敗的鄉間小路，雜草不生，隻有一個小土丘和一棵不長葉子的樹。再簡單不過了，她差不多自己就能搞定。
監獄方派出的協助警官是高毅然，一開始，他對戲劇課不以為然。
“一開始，我可沒什麽心情聽戲劇課。”高毅然坦誠地告訴我，他不到四十歲，是個挺拔的高個子，學法學和心理學出身，話講得密而快，表情控製卻自如謹慎，嘴角輕微一笑，也有審慎的意味。
隻有相熟之後，警官高毅然才會告訴張筱葉，自己年少時也想過考戲劇學院。但監獄的工作容不下這樣的浪漫，他工作十多年了，辛苦不為人知，晚上在裏麵值班，必須盯著電子屏幕監視已經熟睡的犯人的一舉一動，天亮了，提著一大串鑰匙一間一間地打開監房，然後是點卯，巡邏。
一位監獄民警告訴我，工作帶給他最直接的感受，“累，就是累，就不想做其他事，矯正也好，教育也好，就不想做其他事。我隻要能保證安全就行，不要打架，不要出現惡性事件，不要向我追責。”好多次，他正要下班，鬆一口氣，忽然被領導叫住。他一麵諾諾答應著，一麵開始戴頭盔，說：“我十分鍾就回來。放學時間到了，我去接上兒子，再帶他過來加班。”這些監獄民警的孩子，好多作業都是在監獄裏寫的。
在管理更嚴的看守所，監獄民警會小心保管犯人的近視眼鏡，以防他們拿金屬鏡腿或者玻璃鏡片自殘自殺。不過，智者千慮，你也想不到會出什麽岔子。有一次，在夏城監獄，一個愛看穿越小說的犯人，夜晚偷偷在被子裏割傷了自己，他籌謀著天光一亮，睜眼醒來，穩穩地站在了大唐盛世的長安城下。那一被窩的血，把監獄民警們都嚇壞了。
那時，高毅然和他的同事一樣，對張筱葉們也無法理解，“看不透來者何意”。事情不是已經很多了麽？他們真希望沒她這檔子事。他們也不想一刻不離地傍著這些人。
監獄不像別處，它是一個被憤怒充斥的空間，犯人之間經常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打架，萬一他們對老師們衝動了呢？上次，一排犯人在洗漱池邊刷牙，水聲嘩嘩，動作齊整，這時，一個犯人忽然停下來，瞅著他旁邊一個瘦削衰老的犯人：“你水漬濺我手上了。”
老人不響，扭頭想走。
“我說，你把水濺到我手上了。”他端著漱口杯杵在那裏，得不到道歉，罵了幾句娘。
“我媽他媽的得罪你了嗎！”老人像隻鬱悶的獅子，猛撲上去，仿佛要把人撕碎。有些犯人的暴躁是出了名的。他們是危險的火藥桶。有個刑期十四年的老犯人宋皋入獄之前是個冷靜的人，到了監獄，他把暴怒當做新的生存哲學。他這麽解釋說：“監獄是個什麽環境？像短期刑，半年一年的，我熬一熬就出去了。長期刑，我不可能在這裏麵唯唯諾諾。”
後來，宋皋參加了張筱葉的劇社。
破局：第一堂課
教室設在一個團體活動室，玻璃門上貼著藍色膠帶，上麵白色楷體寫著“心理健康中心”。牆上有一塊觀察玻璃，從內往外看，黑乎乎一片，從外往內看，一清二楚。對麵正是警察大隊長的辦公室。牆上貼著標語：“失足未必千古恨，今朝立誌做新人。”臨時放了一張講台，供老師擺放電腦、書本和水杯。中間擺了兩排折疊椅，這和犯人們平時聽監獄民警上課自帶的塑料小板凳不一樣，當他們在折疊椅上坐下，隻需微微仰頭就能與老師目光對視。靠近後麵那堵牆，站著一個監獄民警，視課堂內容而定，他偶爾會走動一下。
一共有二十四個犯人報名參加了張筱葉的戲劇課，來自不同的監區，都剃著光榔頭，穿著灰藍色的監獄夏服，一種寬鬆版型的跨欄背心和五分褲，臉上有種無動於衷的麻木，肢體比較僵硬。最好認的是兩個裸露著青龍大花臂的犯人。不過，從第二堂課起，所有人都換上了襯衫，大花臂不見了。當他們看向她，眼神直射過來，不打彎，在她身上上上下下地看。
張筱葉手上有一份參加者的表格，這裏截取部分：
部分戲劇課參與者
張筱葉但是，一位叫宋皋的老犯人給出了不一樣答案，“之所以來參加你的劇社，是想讓我女兒聽大隊長說我幾句好話，老爸表現好，老爸挺積極，她聽了會很開心。”
她私下問犯人們，為什麽要來參加劇社？答案五花八門，有些人說，參加監獄的文藝活動，可以得到難得的獎勵：一塊巴掌大的豬肉，一瓶豆豉，或者一碗辣椒醬。還有人是為了增進與監獄民警的關係，“王隊長讓我來的，我來了。以後我就是王隊長的人了，——打狗還得看主人哪。”
宋皋進來的時候48歲，現在60歲，“從本命年到本命年，正好一圈”。提到女兒時，宋皋黏糊通紅的眼睛裏湧出淚水，嘴巴抽搭著，聲音變得哽咽，愧疚讓他情緒激動。他講，他是女兒大學畢業那年進來的，老婆也跟他離了婚，走了。那正是女兒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在社會上沒給她留一分錢”。女兒沒有責怪他，反而每個月給他寄外孫子的照片，一有機會就帶著孩子們來探監。他勸她，“孩子很聰明的，過了三歲就不要帶他們來這地方了。”可是她依然如故。服刑十二年，父母過世了，他沒能回去奔喪，後來兄弟也沒了，“心裏在乎的東西變得很少。”但他在乎女兒和外孫開不開心。這就是他來參加劇社的唯一目的。
對於戲劇課，首先要鬆開的，是語言的鎖鏈。張筱葉教大家說繞口令，聲音響亮，倍速讀完。幾個犯人仰望投影屏幕細聲念著，分明感覺到了高難度——這雖是一線城市的監獄，但九成的犯人都是進城務工的農村人，真正的母語是方言。人人都犯了錯誤，窘態百出，一時笑聲四起。有一天，一位監獄民警護送張筱葉出去，欲言又止地說：“張博士，我看到有人在你的課堂上笑了。”
張筱葉不明白這話的意思。
監獄民警有點生氣了：“他怎麽能笑呢？他應該哭！”
張筱葉愣住，嘴上沒有反駁。
她向監獄方申請使用一間狹小的心理谘詢室，決定自己來和犯人們做一對一訪談。每次聊兩個小時，有一個監獄民警在角落默默站著，他隻是為了維護安全，所以從來沒有上前打斷交談。有個老人，一進門見到張筱葉就開始哭，哭完了，湊向監獄民警說：“警官，我沒別的意思，我就是一時傷心沒忍住。”
張筱葉疑慮地問：“你為什麽要和他說這個話？”
老人說：“我怕他覺得，我哭是因為委屈。我沒有覺得自己不該受這個罪。這純屬傷心，不是一種抗改造的表現。”
監獄民警點點頭，上前拍拍他以示寬慰：“沒事兒，我也學過心理學的，我懂。”這個反應在張筱葉看來，也是別開生麵，有新的衝擊，細想一下，放在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卻也不意外。
她循序漸進地做著努力。接下來，她用一些搶凳子的小遊戲，讓犯人們
“破冰”。犯人們的肢體有些梆硬，笨拙，像被一層薄冰覆蓋和定型。動起來，既是為了破除他們肢體的束縛，也是為了熟悉劇場語言。這是陳雷出獄以後回想監獄生活，最願意講述的部分。雖然它不足三十分鍾，在他八年的刑期中，隻能稱作一瞬，然而就像有人說的，心裏好苦好苦的人，需要多少甜才能撫慰他？——隻要一絲絲就夠了。
陳雷是個大塊頭的年輕人，大腦袋，大耳朵，有種大廚氣質。他是雲南人，18歲那年懷著農村青年的壯誌和幻覺，隻身闖蕩發達富裕的長三角，從聖誕帽工廠的流水線做起。漂泊自有其難處，又跟錯了師父，狐朋狗友一相邀，做了阿飛。搶劫也沒搶到多少，盜竊也沒盜到啥，黑道來不及走通，19歲就進去了。
他還記得第一堂戲劇課。張筱葉臉上帶著文靜的笑意，嗓音柔潤，嗓門卻提著一股勁兒，蠻大聲。她對待他們犯人，客氣得不像一個自由人：“請大家表演一個你喜歡的動物，然後，講一件生命中最開心的事。”輪到陳雷時，他羞赧地躬下身子，演了一匹馬。大夥兒笑了。沒有，他沒有聽到平時那種惡意和嘲諷的哄笑。所以，他也笑了笑，講起小時候放牛的開心事兒：
那時候八九歲吧。每天早上，我和村裏的幾個男孩，騎著自己家的牛，爬到山上。我們雲南的山很高啊，很壯。草啊，也很高，很壯。我們在草地上躺下，天也很高，很藍。我們帶了吃的，餅子，蠶豆，木瓜幹。牛吃牛的，我們吃我們的。山上有野玉米，我們掰了，架著火就烤了，那味道，很香很香。
張筱葉帶頭鼓起掌來。他有一絲感動，覺得自己還挺棒。他知道大多數人都能理解他在說什麽，大家的身後都站著一個大同小異的鄉村社會，風景優美，物質條件有限，父輩都吃了很多苦，對生活不抱奢望，對兒子的期望往往就是，別把自個弄進監獄。
班裏因“有文化”而眾所周知的犯人，是鄔亮。鄔亮四十來歲，身型瘦削，皮膚鐵黑，戴一副金屬邊框的眼鏡，走路像貓爪落地靜悄悄。如果換上民國時期的長袍，確實挺有先生的範兒。鄔亮是全國排名前三的大學畢業，學哲學的，入獄前在大學裏當老師。他的案情，長話短說就是：鄰居阿姨出來遛狗，狗咬了鄔亮的女兒。鄔亮打狗，阿姨說，你賠我狗。鄔亮論理，阿姨聽不進，兩個人就推搡上了。阿姨摔了一跤，腦殼碰在石頭上，暈了。狗沒事，一個月後，阿姨腦死亡。鄔亮因過失殺人罪，被判十一年。
鄔亮在監獄待了兩年了。監獄與學校不同，犯人們看不慣他，他和犯人起衝突，給監獄民警添麻煩。監獄民警勸他學會保護自己。——怎麽做呢？隨別人說去，別較真，尤其別指點江山似的跟人高談理論。可是對他來說，改變真的很難，“對一個文化人來說，戒除清談比戒煙還難”。
張筱葉心想，像鄔亮這樣高學曆且極度不合群的犯人，好不容易遇到幾個外麵進來的有知識的人，應該會引以為同類。然而事實就是，認同和親近感從未建立。
張筱葉問他：“你在這裏服刑，有什麽體會？”
鄔亮冷笑了一下，說：“想通了在任何環境都一樣。”
“你現在最想要什麽？”
“書太少了。我家裏以前書很多的，藏書幾十年了，現在又不允許家裏寄書。”
“你來參加咱們劇社，怎麽想的？”
鄔亮對此拒談，反而宏觀地給張筱葉做了一個悲觀的預言，“這個群體很特殊，都是外行，你後續沒辦法搞成一個好結果的。”
失敗
有一次，張筱葉和宋皋聊天，宋皋得了肺結核，麵色顯得衰頹，講幾句就咳幾聲。
宋皋向張筱葉提出一個犯人們都在議論的問題：“你們這麽做，是為了什麽？”他認為她沒有說出一個理直氣壯的理由，讓大家誠服，導致疑心四起。“你是為了自己嗎？為了自己就名與利。”他也知道這一點不成立，她不拿錢，監獄也像個被人遺忘的孤島，所以名聲也談不上。“你不為自己又為了什麽？現在大家都沒看懂。”
張筱葉確實沒想過這一點。她正在讀博士，很可能會據此寫一篇論文，所以請犯人們在她的學術研究同意書上簽了字。如果要和他們交代她決定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這恐怕得從她數年前在英國的求學講起，那些晦澀難懂的專業名詞和觀點要不要講呢。她有點尷尬地笑了，問宋皋：“所以你，你們覺得純做好事，這個是做……假嗎？”
宋皋搖搖頭：“我不知道。我不能為別人去想。”
戲劇課還是照常推進。一開始，監獄方接受了《計劃書》，並且提供了物質支持：在一堂課上，監獄民警把《等待戈多》的新書發給了做“編劇”的犯人。年輕人總相信成功二字攜帶著必然性的基因，拿到書的那一刻，張筱葉仿佛預判了未來：犯人們在舞台上演出《等待戈多》，底下座無虛席，掌聲雷動。因為這台戲，犯人們的心靈世界，那些叫做自信、尊嚴和榮耀的無形寶物，像山穀裏新鮮的風一樣吹拂進來。
誰想到呢，
劇本改編了一個月，領導的批複是，沒有通過。張筱葉覺得這沒什麽，繼續打磨就是了。監獄民警高毅然上下兩頭跑，慢慢就看出來了：這是一個西方的劇本，通過幾乎是不可能的。那時，他和張筱葉也沒什麽私交，沒有點撥她。
但“文化人”鄔亮非常生氣，“領導不尊重藝術。咱們又何必費這個力，演戲給他們看？”
張筱葉噎住，不能接話。
一氣之下，鄔亮遞交了“退社信”，他文白夾雜地寫道：
……自七月下旬初識，意氣風發，猶言在耳，某鬥膽屢試筆誑言，然實數秉性，限於身份場合已斂形骸十之八九。
文藝複興我輩當仁不讓，文藝育人更是我輩巧思妙想難以偶得。然經事種種舉步維艱，故將我倡半年有餘之夏城監獄之文化標示束之高閣，文藝有界，乞請成命非亮之言行，一言九鼎亮之為人根本，固不忍為之失信於人，況所為無半點有益自身。……人可屈就，藝術萬莫！
張筱葉多年泡在英文環境，草看一遍還未全懂，但曉得人是留不住了。好不容易來個文化人。她給另一個“編劇”，一個因貪汙服刑九年的老人，加油打氣，“不要放棄，我們要繼續修改，挽回這次戈多被斃的審判”。沒多久，老人因保外就醫，也退出了戲劇社。
總有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退出。一位參加過的犯人說，他很能理解犯人們為什麽要退出，“你何必給自己多找事？在裏麵日子已經很難熬了。有時，我就想像石頭那樣蹲著，麻木不仁，渾渾噩噩，外麵的人難道不也是這麽過的嗎？”
電影《凱撒必須死》裏，一群犯人在獄中排演莎士比亞劇《裘利斯·凱撒》東方IC兩個月後，修改後的《等待戈多》還是沒有通過。張筱葉決定改做生命故事劇場。
她教給犯人們相互訪談的方法，讓他們去搜集獄友的故事——每間牢房不足二十平米，排六張床，睡十二個人，睡也睡出故事來了吧？你從哪裏來，所犯何事，你在這裏最討厭什麽，你出獄後最怕什麽，隻要捋清這幾個基本點，一個生命故事就浮現出來，最後整合為一個集體創作，不能說成不了一個好劇本。張筱葉往上提交了新的《計劃書》，往下布置了作業。
張筱葉其實有些著急了。她的同路人在不斷流失。她每周都來，市話劇藝術中心的人除了阿甲，其他人來了一次兩次，不來了，或者是忽然換了一個新的人來，一次，兩次，不見了。後來，阿甲也從生命故事劇場脫離出去了，因為監獄內部劇團“長征”主題的小品排演開始了，年底就要上演，阿甲被作為方便可靠的“外智”借走了。
分歧很明顯。各說各話，各搞各的。監獄民警高毅然回憶說，這支團隊做到新年來臨，真正在做的，就隻剩下張筱葉一個人。
關於生命故事劇場的訪談，兩周的期限已到，隻有兩人提交了作業。“張博士，你這任務我們完成不了，”他們兩手一攤，本子也沒有帶，鐵灰色的臉上露出棄械投降的無奈，“太難辦了，監獄裏沒有信任，沒人會跟你說真話。”
但有一份作業，簡短得純屬敷衍，卻暗中呼應著《等待戈多》的風格。她後來保存著，每年搬一次家，也都在行李箱預留它們的位置。
訪談者：你有夢想嗎？
受訪者：白日夢算嗎？
訪談者：想想以後的生活吧。
受訪者：嘿嘿。
2017年1月，與監獄方約定的期限已到，沒有什麽劇本最終能夠上演，——沒有《等待戈多》，沒有生命故事，兩份《夏城劇社計劃書》都成了沒有兌現的承諾。
後來，張筱葉受邀參加一場數十萬人觀看的演講，主辦方其實是想突出她獨特大膽的嚐試，她卻懷著一種微弱的歉疚語氣，伴以臉上不時浮現的尷尬微笑，公開做了一場檢討：“失敗是因為，既沒有理解服刑人員，也沒有理解監獄方。”
沒有說出口的是，她沒有覺得事情因為失敗就變得毫無意義。她在心裏預留了一個未來時間，事情將在他們出獄之後，顯露出更為清晰的意義輪廓，劇社成為一把尺子，幫助他們重新度量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坐標，錨定一個相對理想的位置，——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救贖
四年之後，2021年春天的一個傍晚，阿甲做東，組織當年參加監獄劇社的人一起聚餐，他一一給大家發微信：市話劇藝術中心的演員同事們，出獄了的“學生們”，還有已經回到華東政法大學教書的張筱葉。
火鍋煮開，羊肉與魚丸一齊入水，啤酒喝完再滿上，杯子相碰又分開，笑聲與感慨聲中，都是自由人的舒心適意。飯店裏鬧哄哄的，都是自由的人。人們不會知道這一桌一起經曆了怎樣的過去，也想不到他們是在監獄裏建立的交情。看著像同學聚餐呢，他們年齡很接近，都是三十歲左右。
故人重逢，先說胖瘦，再聊近況。陳雷又胖了，他說，每天站在流水線上做彈簧，運動量隻局限在手指上，瘦不下。他猶豫著留在杭州擺燒烤攤，還是回雲南。他33歲了，很想找老婆，可是還買不起房子。
陳雷對小他三歲的鄭坤特別羨慕，“什麽都有了，隻要正常過就挺好，他偏不。”鄭坤在夏城郊區有房子，父母托關係給他找了調漆的工作，薪水是陳雷的兩倍。出獄一年後，他就結了婚，做了爸爸，如今女兒一歲多了。然而，要不了多久，大家就會知道，鄭坤又回到了以前的朋友圈子，染上了毒癮，把他的新生家庭拖入了深淵。
大家又聊起一些熟人。宋皋沒有等來出獄，就得病去世了。鄔亮還是那樣強著頭，要兩邊不討好地活下去。
另一位在坐的年輕人叫方一鳴，她在夏城監獄的另一位學生，不像陳雷課堂上就放鬆了身心，張筱葉對他的最初印象是，心思很深，很重，旁人似乎隻能看見他不苟言笑與愁眉苦臉兩種狀態。他隻有三年刑期，但是在這件悲劇上，人與人難以比較各自的得失優劣。方一鳴五官長得有點像年輕時候的郭德綱，始終是個鬱鬱寡歡的小胖子形象。張筱葉早就聽說，他進來和愛情有關。
直到這次久別重逢，張筱葉才認識到方一鳴其實是班裏真正在意她的話的那個人，他身上有股求知欲，讓他區別於其他的人，——出獄以後，他的轉變最令人驚訝，在犯人當中稱得上異峰突起。
火鍋的湯底即將燒幹，這時，方一鳴延宕的傾訴欲被激發了，他說啊，說啊，像祥林嫂的弟弟，把自己悲慘的往事說得那麽囉嗦而平靜。所有人又滿上啤酒，身子往皮椅深處沉陷。他戴著黑色鴨舌帽，略顯扁平的臉藏在一片陰影之下，同時遮蔽的，還有他濃眉大眼的優點。他從頭到腳都是黑色的裝扮，似乎黑色是他的保護色。
我說簡單點。窮小子方一鳴和一個夏城的女孩戀愛七八年，想領結婚證時，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對。女孩鬧自殺威脅。她父母妥協，為緩解矛盾，把方一鳴招攬到自家公司上班。一筆巨款從他賬上走過，兜兜轉轉又被要求做了別的用途。至於後來，怎麽鐵證如山，犯下詐騙罪判刑三年，他至今沒搞明白。
在完成戲劇課訪談作業的過程中，宋皋曾對方一鳴說：“和你一樣，我也沒搞明白。我是職務犯罪，剛升職半年就出事了。一直到宣判前，我都覺得不會有什麽事。可是開第一庭時，我整個人就跟抽了筋一樣，突然之間什麽底氣和力量都沒有了。證據為什麽那麽全？很多東西我明明不知道。”這簡直就是方一鳴的心聲。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視覺中國犯人們在入獄緣由上撒謊，並不少見。張筱葉從來不去糾纏他們講了多少真話。像方一鳴這樣，講起入獄緣由話就格外密的人，她聽著聽著也不免分神，但她不去質疑他。因為她知道，他這麽做，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尋求一份相信。不管事實真的如何，在他的認知裏，事實已經是他講了無數遍的樣子：入獄是因為受了害，受了騙，自己並非本質就是一個壞種。張筱葉記著她的偶像，犯罪學家Shadd
Maruna從敘事身份的角度做的一個調查：出獄的人怎麽跟別人講述個人經曆與他重新做出選擇之間很有關係。如果他認為自己就是一個罪犯，社會敗類，一個無可救藥的人，他便很難獲得改邪歸正的能力。如果他認為自己的核心是一個好人，一個正派而有希望的人，他就更有內驅力去成為這樣的人。所以，方一鳴哪怕在撒謊，但是在張筱葉看來，這樣的傾訴對他重整旗鼓和重建生活有著積極的意義。
令人驚訝的是，方一鳴正是通過在監獄裏學到的戲劇藝術知識，幫助自己度過了極具挑戰的出獄初期。2017年，方一鳴從夏城監獄刑滿釋放，回到老家常州。家人團圓的欣悅很快被羞恥衝散，親密和信任也很難複原。父母懷疑他的獨立能力，恐懼他身上的不安定因素，一定要托人情給他在家門口的化工研究院謀個邊角料的職位。他幹得很麻木，每天早上走進化工院冷寂的偏門，就像走進等人剃度的寺廟，他感到自己的血一點點涼下去。
後來，他拿晚上和周末的時間琢磨怎麽做小劇場，拿薪水交付了場地三個月的租金，然後開始發召集令。他從最基礎的做起，就像張筱葉教過的，生命故事劇場，不同的人以即興表演的方式講述自己的經曆，也聆聽別人的，演員與觀眾之間，能自由地對話和互動。追根溯源，這讓人想起遠古時期，寒夜漫長，人類的祖先們圍著篝火，以幽暗的樹林和疏朗的星鬥為幕布，以野獸的長吼和劈啪的火星做配樂，講一個故事，滿足人類和人性對彼此聯結的永恒需求。
許多人加上方一鳴的微信，推門而入，席地而坐。與此同時，小劇場也變成小影院，他買了投影儀和許多凳子，組織一些小眾題材影片和紀錄片的點映活動。監獄題材是他私下愛看的，《肖申克的救贖》他看了十三四遍，微信頭像是主角安迪的一個微笑臉。
一年半的時間，方一鳴的小劇場累計參與人數達到三百多人。
也許是受這段“成事”的經曆的催化，方一鳴出去闖蕩的壯誌又開始萌動。他辭掉常州的工作，決意要回夏城。夏城已經給足了他厄運。父母哭完，大舅又跳出來阻撓，威脅說：“等你找到工作，我會一路找過去，告訴你的老板和同事，你是坐過牢的人。”方一鳴想，我情願回夏城坐牢，也不想待在這裏了。小劇場關閉後，他收到一個男人的致謝信，信裏說，小劇場陪伴他度過了人生中特別難熬的一段日子。
回到夏城，方一鳴先去了前女友父親的公司，聽說她與父母決裂，出國了。兩個人隔張桌子坐著。老頭子老了很多，背靠一張排滿曆史人物傳記的紅木書櫃，手掌裏把玩著一隻精致的金色煙盒，也不看他，沒打算講點什麽。寥寥幾句話都叫方一鳴自己說了。其中一句放在起身告別之際，“永別了，我不欠你們家任何東西了。”他沒有跟老頭強硬過，因為他不敢，他甚至不敢直視他的眼睛。這下，他覺得自己真是好樣兒的。
憑著特別突出的對戲劇和電影的熱愛，他在一家影視公司找到了工作。公司不大，內容很雜，來什麽就做什麽，聯絡、拍攝、宣傳、場務，從導演到演員，從電影局領導到粉絲團團長，都要打交道。他工作很拚，同事們都覺得他很強，又很清高，隻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比別人都怯弱，連請明星簽名轉賣給粉絲這樣普遍的賺外快的辦法，他也不敢做。
他看了好多遍今年上映的紀錄片《九零後》。在16位平均年齡超過96歲的老人的講述中，他覺得人生很長，很寬，能夠容納下極多和極重的東西，像其中一位翻譯家巫寧坤，經曆時代的劫難而未被摧毀，老來還是一派的天真爛漫。還有許淵衝，當時98歲了，精神狀態依然血氣方剛。這是真的勇士。他方一鳴不是才31歲嗎？他獲得了安慰，人漸漸平靜下來，為了明天的工作，他要踏踏實實地睡個好覺。
方一鳴認為，他是從張筱葉的戲劇課上“獲益最大的一個人。”遇見張筱葉，對他意味著，命運之神這次站到了他這邊。人生的另一種可能性被打開了。
陳雷告訴我，張筱葉給他的影響不是這麽直接，不過，她本人的存在，讓他看見了“另一種活法”。在他以前的社交圈子裏，他還從未見過像她這樣不計投入地為社會、為他人付出的範例。在監獄裏，犯人們議論她，有一個犯人說，“她是對的，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人，社會就不會拋棄你，排斥你；反過來，社會和法律就要懲罰你。這是最簡單的道理。”出獄後，陳雷與那些一起犯過錯的人都斷了聯係，嚐試建立新的朋友圈，而張筱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個。年輕人聊天的習慣，對人不喜言謝，但心裏敞亮明白。方一鳴和陳雷都沒和張筱葉說過什麽感恩，感謝。那太書生氣了。抒情和懷舊也不是年輕人喜歡的，因為年輕的心看向未來。他們甚至還有同樣的難題有待解決。
陳雷問張筱葉：“找到男朋友沒有啊？”
張筱葉笑了：“沒呢，不知怎麽了，都不合適。你呢，找到女朋友了嗎？”
“沒呢，加油找啊，咱們都老大不小了。”
那頓聚餐，如果不是礙於監獄民警的身份造成的不便，高毅然說不定也想去會會老相識們，喝上一杯。他也算是上過她的戲劇課的，雖然原意是去維持秩序，耳濡目染，卻也學到了一些戲劇知識，如何破冰一般較快地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生疏感，如何動用肢體語言傳情達意，等等。他覺得有點兒意思，向張筱葉開玩笑說，不同於現在做一個“工具人”，自己讀書時可是個文藝積極分子，吹拉彈唱樣樣行。職業認同感最低的一段時期，他想換單位，還去考過市文聯下屬的電影家協會，但沒有考上，失落了文藝的夢想。
監獄劇社解散一年後，張筱葉的老朋友李建軍導演為籌備話劇《美好的一天》夏城版，在招募演員。《美好的一天》曾在北京首演，由19位不同年齡、職業、籍貫和家庭背景的“非職業演員”口述真實的人生經曆。
這一次，張筱葉推薦高毅然去試試，他順利參演。他的講述，“高牆之內的監獄民警人生”，是被收聽得最多的一個故事。他在這場演出中釋放出詼諧、坦率、真實的天性：
我在想，這人神經病啊，一次一次挑釁我，你是囚，我是警，你是壞人，我是好人，開玩笑啊，你的確是中隊長選的給你一個監房組長當當，但是和我們比起來，你以為你是《貓和老鼠》裏的傑瑞嗎？
我說的他們聽不懂，他們說的我們不理解，我還要去教育他們，開玩笑，父母都沒教育好，學校都沒教育好，為什麽還要監獄來教育？……太難了，太沒有成就感了，太失落了。我試過了，真的試過了，花了100分的努力，但最後可能隻有2分的回報，付出和回報差別太大。
然而，他發現，正是那“2分的回報”——經手的犯人改造好，出獄後不再吃官司進來，決定了這份工作的認同感和成就感。所以，再累他也不想躺平，不想被泯滅，“甲和乙都躺著不做事，怎麽區分甲是甲，乙是乙？”因為演出，他得以好好地回想和確認那些人，而自己與他們交往的細節，也在排練中浮現，猶如好事在一遍又一遍發生。
《美好的一天》成為高毅然記憶裏一顆甜美的紅櫻桃，永遠地掛在他人生的枝丫上，隻要想起有它的存在，他就覺得幸福。
時隔三年來看，高毅然認為自己借著戲劇這支槳，擺渡過了心無所定、倦怠沮喪的職業危機。他把這視為“一個自我認同、自我救贖的過程”。
成長教育
監獄劇社一別，大家散落為滿天的星，回到各自的軌道上運轉，製造出恒定不變的表象。事實上，經過了劇社的人，有些已經不一樣了。張筱葉的變化顯得比較安靜和隱蔽。
2017年一月，張筱葉告別濕冷壓抑的夏城監獄，返回溫暖和煦的大學，心裏懷著對失敗的失落和困惑。她決定把這次試驗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接下來一年半，她每天工作至少十個小時，像個克己的清教徒一樣放棄了其他的享樂。
讀博日常張筱葉等到博士論文由二十多萬字反反複複增刪，最終八萬字定稿，張筱葉感到自己身上發生了一個轉變：她由一名純粹的社會實踐者變成了一名學者。更為重要的是，她從中找到了終身的熱愛所在，這就是監獄研究。
有一個超乎想象的驚喜，埋藏在未來時間。兩年後，她在挪威的奧斯陸大學參加學術會議，名單上有她的偶像Professor Shadd
Maruna。這是一位友善謙卑的美國老人，講話有輕微的口吃。他在犯罪中止、罪犯重返社會和刑罰改革方麵的研究，使他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其著作《好好工作：刑滿釋放人員如何改造和重建他們的生活》（Making
Good: How Ex-Convicts Reform and Rebuild Their
Lives）被美國犯罪學學會評為“傑出貢獻獎”。湊巧的是，他在她分享報告時走了進來。聽完全程後，他來到她麵前，伸出手說：“你不知道，我、我是多麽地欣賞你的研究。”他鄭重地向這個典型的以歐美研究為中心的犯罪學圈子推薦學者張筱葉：“如果你們有誰、誰還沒看過，請你們、你們應該去看她的研究。”
張筱葉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八九十年代，都在北京的大學教書。父親後來從北大辭職，轉做金融業，母親留學英國，學習做特殊教育。父母在她三歲時離異，她跟著母親生活。單親媽媽有更多的生活壓力，她記得有兩三年，晚上母親總是伏身在書桌上，翻譯幾本聖雄甘地的書。如今，母親在安徽農村辦了一所非營利性的特殊兒童學校，專門接收那種有先天疾病的孩子。
從小，母親給她的家庭教育，不是那種怎麽過日子的教育。要樹立起一種利他精神，“以生命去影響生命”。母親六十多歲了，一路是這麽行動的。如今女兒長大了，母女走在同一條路上，也是血脈相承。
受“新冠”疫情的影響，監獄的管理變得更加嚴格，隔絕，外麵的人想申請進入監獄做幫教，暫時還沒什麽希望。張筱葉教書之餘，一麵做出獄人員的調研，一麵也做大眾普及。這個秋天，她在一個青年城市空間主持了兩場“多彩監獄”放映會，播放監獄題材的電影和紀錄片，比如《凱撒必須死》，呈現了羅馬監獄一群重刑犯人排演莎士比亞的戲劇《裘利斯·凱撒》的過程，並追蹤了這段經曆對犯人出獄以後的積極影響。
電影《凱撒必須死》視覺中國放映會大約有三十人參加，多是學生和白領。線上報名，費用是一杯咖啡的價格，沒有報名，作為路人推門而入也沒有關係。電影從早上十點放到下午五點，還有一場映後交流。第一次，張筱葉請來了一位監獄民警，一個服過刑現在在做出租車司機的男子。第二次，她請來了一位做關愛服刑人員子女教育的社區矯正的人類學家，還有另一位監獄民警。這些人為什麽而來，那位從外地趕來支持張筱葉的人類學家提供了他的看法：“監獄不是四麵高牆內的真空世界，隻有更多的自由人對其關注、批評和討論，才能發揮其特有功能。”
另一方麵，人們其實渴望了解監獄，可是監獄像一個密不透風的罐頭，讓人看不見裏麵是什麽樣子。觀影的人都留到了最後，提出的問題形形色色，卻也都是真誠的困惑——中國監獄裏有黑幫嗎，犯人之間的鄙視鏈是什麽，勞改是做什麽勞動，等等，討論特別熱烈，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等到結束時，窗外夜色籠罩，路燈也亮了起來。
討論特別熱烈
張筱葉張筱葉租住的地方離這兒不遠，一個靠馬路的老小區，走走就到。她走路很快，因為家裏還有三隻加菲貓等著開飯。要給室友打個電話嗎？讓她路過花店時買個玻璃瓶，裝上這束一位觀影的陌生人送的向日葵。
她也是一個生活在一線城市的普通女人，文靜而自由地走在街上，心裏想著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時，她也懷著一份特別的期盼，希望疫情趕快過去，監獄的鐵門一聲鬆動，又一次向她敞開。
文中監獄民警高毅然和服刑犯人皆為化名。頭圖來源於視覺中國。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小夥愛上富家女被準嶽父設套坐牢 獄中學戲出獄當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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