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5天，中共官方於11月16日公布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份曆史決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該決議幾乎完全繼承了前兩份“曆史決議”，同時充分肯定了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曆代領導人的功績，不過，在評價習近平時代的同時也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積弊給予“不點名”的批評。
當然，第三份曆史決議更多還是高度評價改革開放對於中國的曆史性貢獻和巨大推動作用，成績是主要的，積弊是次要的。
在該決議的第四部分“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習近平先是肯定“改革開放以後，黨和國家事業取得重大成就，為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同時”，中共“黨清醒認識到，外部環境變化帶來許多新的風險挑戰，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麵臨不少長期沒有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新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管黨治黨一度寬鬆軟帶來黨內消極腐敗現象蔓延、政治生態出現嚴重問題，黨群幹群關係受到損害，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受到削弱，黨治國理政麵臨重大考驗”。
請注意，第三份決議對“改革開放以來”的評價顯然不隻是針對客觀造成的問題，而同樣包括當時中共本身領導問題。
中共第三份決議一方麵承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和長期沒有解決和新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是難以避免，但是另一方麵實際上也指出了這些問題為什麽沒有解決以及如何累積到現在。
接著，在此背景下，中共第三份決議得出結論，首先是中共發生了問題，“管黨治黨一度寬鬆軟帶來黨內消極腐敗現象蔓延、政治生態出現嚴重問題，黨群幹群關係受到損害，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受到削弱，黨治國理政麵臨重大考驗”。
具體來說，該決議在肯定改革開放至中共十八大前這一曆史時期偉大成就的同時，從多個方麵提出了“不足”甚至批評，導致習近平上台後做出改變。
第一個方麵，在中共“黨的領導”上，“黨內也存在不少對堅持黨的領導認識模糊、行動乏力問題，存在不少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邊緣化問題，特別是對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執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
第二個方麵，在中共的自我約束上，“由於一度出現管黨不力、治黨不嚴問題，有些黨員、幹部政治信仰出現嚴重危機，一些地方和部門選人用人風氣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盛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普遍存在。特別是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夥夥、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製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願、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相互交織，貪腐程度觸目驚心。”
盡管此處，決議僅使用了“一度”這一模糊表述，但是事實上這正好對應了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整風，尤其是近400名部級高官和其他高級將領的貪腐。
第三個方麵，在經濟建設上，“由於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片麵追求速度規模、發展方式粗放等問題，加上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影響，經濟結構性體製性矛盾不斷積累，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十分突出。”
坦率說，這一問題基本屬於經濟發展過程難以回避的曆史過程，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過程，至於中共作為中國執政黨，有無能力、多大程度改變經濟粗放式增長，這必然會不同認識。
第四個方麵，在深化改革上，“隨著實踐發展，一些深層次體製機製問題和利益固化的藩籬日益顯現”。
決議坦承，這是實踐發展造成的，也表明改革進入深水區。
第五個方麵，在依法治國方麵，“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司法不公、違法不究等問題嚴重存在，司法腐敗時有發生，一些執法司法人員徇私枉法，甚至充當犯罪分子的保護傘，嚴重損害法治權威，嚴重影響社會公平正義”。
此處無需多言。中共十八大後查處最大案件便是周永康案，它代表了包括司法體係中共政法係統的沉屙痼疾，至今中共仍然在推行政法係統教育整頓運動。
第六個方麵，在文化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曆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網絡輿論亂象叢生，一些領導幹部政治立場模糊、缺乏鬥爭精神，嚴重影響人們思想和社會輿論環境。”
1980年代，中共一度為應對社會多元思潮的泛濫祭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幟，盡管六四事件後隨著改革開放深入也逐漸淡化，但是國門打開和市場經濟一擁而入，各種思潮隨之興起，再加上1990年代末至今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輿論環境的確嚴重衝擊了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
這對以思想建黨起家的中共來說，要不要管，如何管，頗具挑戰。
第七個方麵，在社會建設，決議籠統地認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實也是在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麵”的發展短板，尤其是事關切身利益的醫療、教育、收入差距等最棘手的問題。
第八個方麵，在軍隊問題上，決議提到，“有一個時期，人民軍隊黨的領導弱化問題突出”，同時在該段落拋出了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輝、張陽等人。
此外，在其他方麵，比如環境保護、港澳台事務處理、國家安全形勢應對等問題上，決議雖然沒有公開點明以往問題所在，但事實上，它也從正麵肯定，習近平上台以來所采取的有別於以往的動作，是有其必要性和正當性。不過，正如習近平所作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改革開放以來，盡管黨的工作中也出現過一些問題，但總體上講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是順利的，前進方向是正確的，取得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在第三份決議中，中共用了“偉大覺醒”“偉大革命”“偉大成績”“偉大飛躍”來盛讚改革開放的曆史。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中共第三份曆史決議提出的不點名“批評”指向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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