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雖老調重彈，但加塞了不少私貨”
觀察者網：對於這次會晤的時機和意義，各方有很多說法。《紐約時報》在報道這次會晤時透露稱“這次會晤是在拜登的要求下安排的”，拜登則在推特上直言是為了“確保兩國間的競爭不致轉變成衝突”。您怎麽評價這次會晤的時機和意義？
金燦榮：此次中美首腦視頻會晤，按照王毅外長13日跟布林肯通話時的說法，“是中美關係的一件大事，也是國際關係的一件大事”。王毅外長把它定位得這麽高，也有一個原因，給國際上想看中美關係笑話的人一點提醒。有些國家、地區希望中美發生衝突，結果中美能坐下來談，讓他們有點失望——讓他們失望就對了。
確實是美方比較主動地提出舉行這次視頻會晤。美方比較主動，主要就是因為拜登當局現在處境比較困難。
內政方麵，現在美國國內新冠疫情仍很嚴重，經濟又不太好，三季度GDP增長率跌至2%，而通脹壓力又特別大，10月份的通脹率達6.2%，這是31年以來最嚴重的情況。另外，民眾對拜登的支持率繼續下滑，現在非常低，民主黨人在弗吉尼亞的州長選舉中落敗，在傳統藍州新澤西也隻是險勝。再這樣下去，民主黨在明年中期選舉丟掉國會某個院的可能性還挺大的。如果中期選舉輸了，這意味著拜登在後麵兩年執政會是“跛腳鴨子”。
外交上，美國現在也不是很順利。阿富汗撤軍撤得很糟糕，搞的美英澳三方機製（AUKUS）又把法國給得罪了，而且把美國的聯盟體係分成了三六九等，這對它的國際影響力不是很好。
我的直覺是，拜登大概現在也想清楚了，他反正不太可能再連任了，而來過一趟白宮，沒有留下點曆史遺產還是很遺憾的。不論是內政外交，還是個人想獲得成就，都需要與中國合作，離不開中國的幫忙，所以他就主動提出來舉行這次首腦會晤。
當然，拜登主動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現在台灣問題比較緊張。拜登在很多地方都講過，中美要競爭，但要避免衝突；為避免中美關係出現大問題，他要搞一個“護欄”。
我們之所以答應他的要求，也有我們的理由。
我們這邊觀察到美國對華政策呈現出很明顯的兩麵性。一方麵，美國一些人和利益集團想恢複中美關係，特別是華爾街。因為現在美國國內控製通脹、維持供應鏈穩定離不開中國，而且中國市場總體還是很有魅力的——中國今年非常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場。他們想和中國緩和關係，所以最近有一些比較好的動作，比如讓孟晚舟回國、美國商務部考慮豁免部分中國輸美產品的關稅、中美在格拉斯哥大會達成強化氣候行動聯合宣言等等。另一方麵，在人權問題上，他們又緊追不舍，一天到晚在那說新疆“種族滅絕”，在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上也動作頻頻。
中美關係呈現兩麵性，後麵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麵性；而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麵性，後麵是美國決策圈的分裂，也就是經濟集團和軍工集團的分裂。
因為我們很重視中美關係，所以我們兩手對付，根據中國的利益得失，該鬥爭就鬥爭，能合作就合作。在我看來，這一次我們同意舉辦首腦視頻峰會，實際上是鼓勵與拜登團隊中、美國決策圈裏比較有建設性的一派對話，進而尋求合作。
觀察者網：我們看到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出現在這次“1+5”人員安排裏，這應該是您說的我們同美方有積極意義的一派接觸的體現之一。
金燦榮：對。耶倫最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講過，關稅確實不利於美國政府控製通脹，所以他們在考慮取消部分關稅；不過她也提了一個條件，叫“對等取消”。這點需要中國的配合，不過中國現在挺淡定的，讓他們有點下不來台——畢竟他們仍是老大，老大單方麵讓步，麵子上不好看。
觀察者網：除了耶倫，這次中美的“1+5”人員安排，還透露了哪些信息？
金燦榮：這次人員安排，有負責總體戰略的，美方派出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有負責經濟的官員，美方是耶倫，咱這邊是劉鶴；還有專業官員，美方安排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號稱“亞洲沙皇”的坎貝爾及中國事務高級主任羅森伯格，咱這邊派出了負責美洲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謝鋒。總體而言，雙方人員安排呈現出三個特點，就是戰略性、經濟性和專業性。
觀察者網：在這次會晤裏，台海問題可以說是輿論最為關注的熱點，畢竟前陣子中美就這一問題進行過激烈交鋒。這次拜登表態稱“美國政府致力於奉行長期一貫的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希望台海地區保持和平穩定”，結合他數周前說過的美國會協防台灣，這算是在反複橫跳嗎？
金燦榮：其實美國曆屆政府都是支持“一個中國”政策的，這不是新鮮事兒，但是它的“一個中國”政策跟我們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不一樣的。
你看美方在會晤後發布的新聞稿，他們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定義其實不是很好，把《台灣關係法》放第一，三個聯合公報放第二，也提到六項保證——以前他們不會在正式場合提六項保證。而且他們還提到，“美國強烈反對改變現狀或破壞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單邊行為”，這裏麵有一點伏筆——台海的和平與穩定由它來定義，它和台灣方麵再怎麽鬧，大陸不許動手，這才叫“維護台海和平”。
美國新聞稿中對台海問題的描述
換言之，美國這次強調“一個中國”政策，雖然是老調重彈，但實際上他們在其中塞了不少私貨，加了一些對我們不太有利的內容，增加了對我們的約束。
這次，習主席的表態相當清楚且堅決，提到“我們是有耐心的，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獨’分裂勢力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線，我們將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
所以，在台海問題上，表麵上看中美雙方那個仍在維護“一個中國”，但我們要看實質；“魔鬼在細節”，細節一摳，實際上雙方的立場是拉大了的，潛在的衝突並沒有緩和。
觀察者網：拜登的一番講話裏，確實有不少是老調重彈。比如他還重申“美方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製，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說是“坦誠且直接”，這話又能信幾分？
金燦榮：拜登能有這表態，是個好事，至少說明他知道一些做法不太好。拜登還在講話中提到“中國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是一個大國”，這話讓不少中國人很迷惑——怎麽突然表示對中國的尊重了？實際上拜登可能終於意識到，隻有200多年曆史的美國想改變有5000年發展曆史的中國的體製，這想法很荒唐。不過表態歸表態，具體我們還是要聽其言、觀其行。
觀察者網：這次對話，是否意味著中美之間所謂的“新冷戰”打不起來了？
金燦榮：暫時不能下這個結論。拜登的一些表態雖然聽上去挺好，但美國的曆史記錄比較糟糕，所以現在的這些保證未必靠譜，我們不能完全信他。
比如氣候變化議題，美國在特朗普任期內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拜登在格拉斯哥大會上開篇就替特朗普道歉，說前任政府的行為耽誤了一些國際合作好幾年。他這一道歉，很多人又擔心，如果三年後特朗普又回來了，到時美國又退出了，怎麽辦？所以，我們還是要留一手。
·“美國新一代決策者對中國的戒備，比老一代還厲害”
觀察者網：鑒於這幾年中美衝突日趨明顯，不少美國專家學者開始反思過往美國同中國的接觸政策是否正確，比如米爾斯海默就認為美國的接觸政策失敗了，為自己培養了一個比蘇聯更強大的對手，還提升了熱戰的風險。您接觸過的美國學者、官員對於接觸政策是怎麽個看法？他們會不會也覺得這所謂的接觸政策失敗了？
金燦榮：就個人來講，米爾斯海默這人挺好的，跟中國學者交往時還挺有禮貌的，我兩次拜訪他，他都主動安排吃飯等等——要知道，美國學者挺摳門的，很少主動請人吃飯。人雖然相當nice，但他也是個典型的書呆子，比較固執，一天到晚推銷他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對中國不信任，認為美國不可能影響中國，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之路一定是跟美國走一個軌道，即先增長綜合國力再謀求勢力範圍。
現實是，米爾斯海默的這種觀點，如今的市場比之前要大一些。10年前，美國學術界、戰略界可能會有2/3的人仍覺得通過接觸影響中國的策略是有效的；但現在，持這種觀點的人估計已經低於50%了。
現在多數人承認美國改變不了中國，而這觀點之下又分兩派：
一派認為他們當初就錯了，就不應該想著“我美國比你強，我是你的老師，通過接觸，你學我，我改變你”，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是不對的。“中國5000年前已是大國”，而美國才200多歲，這不是孫子要教爺爺怎麽吃飯嗎？而且雙方這麽些年的接觸，也是互利共贏的一個過程，並不是單方麵恩賜，外資流入中國，推動中國發展的同時，自己也賺得盆滿缽滿——美企在中國投資的回報率是18.6%，而他們在世界別的地方的投資，平均回報隻有6%，不及在中國的1/3。
還有一派就是以米爾斯海默、《百年馬拉鬆》作者白邦瑞為代表，認為中國人狡猾，欺騙了美國，過去幾十年搞韜光養晦，天天跟美國人講“我不行，我確實不行”，把美國給忽悠了，所以現在對中國非常失望。這種觀點在右翼中很占上風。
觀察者網：他們這些人對於未來中美關係有沒有什麽想法？
金燦榮：看他們政治上得不得勢，如果2024年共和黨贏了，特別是共和黨內的特朗普一派贏了，那麽認為中國戰略欺騙、中國單方麵受益這一派就會占上風。現在拜登是不聽他們的，中美關係未來怎麽走，還要看美國下一步國內政治的變化。
觀察者網：對於如何處理對華關係，美國這幾年似乎處於迷茫階段。和中國“接觸”，卻不是朝自己想要的方向發展；改揮大棒，但看這幾年的施壓結果，也沒能成功。
金燦榮：目前他們應該也是在摸索。特朗普試過脫鉤，結果脫不了，所以戴琪說了“再掛鉤”（recouple）；按米爾斯海默想的搞遏製，也不靠譜，他自己也承認中國的經濟體量比蘇聯大多了，所以跟中國競爭與跟蘇聯競爭大不一樣。而且，當下美國的整個社會、聯盟體係也都未能形成共識，社會內部現在是分裂的，聯盟也不那麽團結。所以，他們現在肯定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
觀察者網：馬凱碩先生在他近來出版的《中國的選擇》一書中有談道，“美國在與中國展開這場較量時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失誤，它並未事先製定出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且全麵的對華長期戰略。”如果說是因為軍工集團、華爾街集團利益衝突，這些衝突以前也是存在的，但以前華盛頓對於蘇聯、中國的戰略決策相對統一且持久；如今華盛頓內部似乎失去了這部分能力。
金燦榮：馬凱碩的這說法是對的。至於為什麽現在不行了，還是結構決定的。
中國1979年剛改革開放時，與美國力量差距懸殊，那時美國的GDP是中國的十倍左右，人均GDP更是不得了。當時他們對我們不在意、無所謂，用英語來形容，就是“who
cares”。再者，我們市場化改革，他們會覺得我們是在向他們學習，是在向他們靠攏。而且當時中國有戰略價值，美國需要中國幫忙對付蘇聯。這幾個因素合在一起，就容易讓美國社會形成跟中國建交、保持交往進而影響中國的共識。
到了2015年，一些變化開始顯現。我記得2015年5月，研究中國問題非常優秀的戴維·蘭普頓教授在（David
M.Lampton）卡特中心有個演講，說中美關係到了一個轉折點。當時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實際上我們能從中觀察到美國精英層的對華態度、對華政策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感覺到原來對付中國的那套策略不對了，至於後續該怎麽做，他們也很困惑，一直摸索到今天，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
中國政府倒是為他們提供了一條思路，就是合作共贏。這背後是中國自信，篤定中國隻要自己不犯錯，未來肯定是發展的，鼓勵美國把中國發展當成機會，而不是危機——美國你瞎折騰搞得大家痛苦，這沒什麽意義；但如果合作，雙方肯定都可以獲益。問題是，截至今天，不少美國人不想繼續“接觸”中國。
觀察者網：有沒有可能是因為，美國現在的決策層主要是從冷戰時期過來的一代，所以仍保留一定的冷戰思維，等這一代過去了，就會有好的轉機？
金燦榮：其實跟新老關係不大，新人對中國也是挺厲害的，就像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出版了《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一書的印度裔美國人杜鬆如（Rush
Doshi），他挺年輕的，但對中國的敵意也很大。
我曾有個觀察，美國七八十歲那一代人，他們對中國的敵意小於對俄羅斯的敵意。因為他們20來歲大學畢業時正好是冷戰最關鍵的時刻，所以他們的整個經驗都是怎麽跟蘇聯鬥。這一代人我接觸過很多，他們內心對俄羅斯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做夢都在害怕，因為天天跟老毛子鬥，吃過很多虧。當時中國實際上是在幫美國，而且中國那時比較弱。1980、1990年代，這代人正值壯年，做到處長、局長級別，來中國訪問時，中國人對他們熱情極了，不斷招待好吃的等等，他們待得很高興。
現在這波人都退休了，輪到四五十歲的一代成執政主流，比如布林肯（1962年）和沙利文（1976年出生）。這幫兄弟就不行了，他們大學畢業開始工作，正好是中國崛起、俄羅斯衰敗的時候；他們到了北京，也不再是那麽“受寵若驚”，相反可能還會覺得自己“土”，所以這一代人對中國的戒備其實比上一代還厲害。
美國對華決策圈，除了軍工集團、華爾街集團的利益分化，還存在代際轉換問題，而這波代際轉換對中國不太有利，這是我們要注意的一點。
至於中國的應對策略，跟之前說的一樣，我們要盡最大努力穩定中美關係，推動中美關係往建設性方向發展，但是對中美關係當中存在的矛盾衝突點及潛在的戰略顛覆，我們也要有相應準備。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金燦榮：美國中生代對中國的戒備 比老一代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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