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大、壯觀的閱兵式和群眾遊行落幕後，中共將在近日召開十九屆四中全會。如果說，閱兵式和群眾遊行是中共對統治中國70年的一個炫耀式總結，那麽，考慮到目前中國麵臨的困境——如中美貿易戰與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習近平政權的信心危機則是次全會的主題，某種意義上，十九屆四中全會可以視作中共對中國未來的再次規劃。
外界從去年年末就在關注四中全會。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認為，四中全會是習近平個人的危機，或者，是他專權的表現。但兩者建基於同一事實，即全會的延期舉行。從時間而言，在去年2月召開三中全會後，一直到今年8月底宣布10月將召開四中全會，跨度超過一年半，輿論為此指責習近平遲遲不開四中全會，是破壞了黨內規矩，要麽是他的個人統治遭受危機，統一不了中央的意見，要麽是他懷有私心，迫全黨就範。
嚴格來說，按照中共黨章每年至少要舉行一次全會的規定，習並未破壞全會的時間規矩，當然，這不能說明他未遭受權力挑戰。至於習是否有私心打算，大概是不能否定的。類似中央全會，中共的每個領導人都會有自己的考量，這一點不奇怪。全會結果取決於不同領導人的目的博弈。從這個角度言，要預測會議結果很難，隻有等待全會結束後公報發表，有時即使會議結束，其潛在的影響過後很久才能顯現。
今次全會的議程是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盡管中共宣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和國家治理體係是植根中國大地、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製度和治理體係，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14億人口大國的進步和發展，但此議程實際說明，中共充分意識到，其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可能還在現代化的門檻邊上徘徊，遠不能適應帶領民族複興“偉大事業”的需要。
雖然我不清楚會議可以改變什麽，但假使全會像本文開頭所說的是中共對未來的謀劃，那麽我敢肯定，它一定不能改變什麽，也就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使命上，中共無法將自己從一個傳統革命黨改造成具有現代執政意識的執政黨，實現國家治理體係的現代化，提升自身的現代治理能力和水平。
這不是中共第一次將該問題作為會議議程。上次是五年前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那次會議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中國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為此還製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
當時該計劃讓輿論如此激動，以致許多人，包括自由派學者，一掃前期習近平上台後初展壓製崢嶸帶給社會的心理陰影，驚呼如按計劃實行，中共雖不至於從此脫胎換骨，也是在向現代執政黨轉變。現在五年多過去，中共再把同一問題當作全會議程加以研究，說明中共轉型之艱難，以及在推進中國的治理現代化中未實現預期目標。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製改革，不僅這些計劃目標落空，它也是造成中國經濟困難和美國發起貿易戰的一個重要因素。
習近平如今再次意識到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並願為此努力，固然不應去潑冷水，但從過去五年中共的統治看，恐怕多數人對中共能夠成為一個現代政黨，使自身統治符合現代文明的要求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原因不在於別的，正是中共對權力壟斷的本質，希冀自己萬年執政阻礙了它按照現代化的價值和標準來改造自己，轉型成為一個現代執政黨。
所謂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目標指向是現代化。對現代化的一般理解，是由西方開創並經過人類幾百年實踐所形成的體係和標準，簡單地說就是西方化，雖然西方的治理體係如今也出現許多問題，亟待改革。雖然中共認定的現代化根本就不是西化，並從來否認現代化即是西化（當然把現代化等同西化在理論上也有很大爭議），但西化背後包含的價值，即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內核理應無論在哪種現代化中都得到信奉和貫徹，然而，從中共70年的統治以及它對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內涵的解釋上，人們都看不到這方麵的影子，其行為更是和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馳。
按照官方解讀，國家治理體係現代化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五位一體”的治理現代化，它是一個在中共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的治理現代化。換言之，中國的治理現代化不能脫離社會主義方向，且是在中共的領導下，否則，現代化就走向邪路。
但即便考慮中國的具體國情，如中共一向強調的，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這個前提也提出一個核心命題，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離不開中共自身治理的現代化，如果黨的內部治理及外部統治不能現代化，即政治製度現代化，其他方麵治理的現代化根本就無從談起。
不論中共理解的政治現代化的真實含義如何，中共要轉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執政黨，首先需要民主化，允許不同派係的公開存在並相互競爭，將目前隻有集中而無民主的“民主集中製”變成民主製，允許和提倡思想自由和思想爭鳴，不搞一言堂，黨和黨的領導人要真正做到在國家憲法和法律下活動，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在趙紫陽做總書記時期，中共曾經在這些方麵進行有限探索，江胡時期，黨內民主也出現萌芽，但結果無一例外半途夭折，並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共的集權反被大力強化，形成如今的一人領導體製。
既然中共無法現代化，由它所領導的中國的治理現代化注定也就不可能實現，這不是人們詛咒它，而是事情的內在邏輯必然如此。對於一個奉行打天下坐天下的邏輯，不願與人分享權力的執政黨而言，無論是黨自身的現代化，還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最後的結局都是要黨甚至國家解體。這當然不是中共想看到的。
中國政府最近為慶祝建政70年發布的白皮書有一句話，“中國體量巨大、國情複雜，治理難度世所罕見，沒有集中統一、堅強有力的領導力量，中國將走向分裂和解體，給世界帶來災難”，所以中國必須堅持中共的領導。這句大實話道出了中共的心態。鑒於中共將自身轉變為現代化的執政黨，它又要堅持對國家的領導和對人民的統治，故而其所要的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實際是在治理的技術層麵借鑒和模仿西方公共治理的某些理念和做法，提高各級政府的社會治理的能力和政策執行水平，以緩和日趨嚴峻的社會矛盾。這或許就是習近平理解的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部內容。
盡管在本質的製度層麵，中共是既無意願也沒有能力推進製度現代化的，但既然四中全會打出了治理現代化的旗號，要研究有關的若幹重大問題，那麽，全會能夠改變什麽？
我判斷以下方麵，目前的某些製度和做法會得到糾正或改變。
一是習近平可能會把黨內法規的製定和執行用一套程序加以規範，讓它變得看起來科學，貌似法治。在中共領導人中，習對規矩的強調要超過其他人。他把按其意誌製定的黨內規矩套用法律的外衣，這就是他所理解的法治。在8月底宣布全會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外界看到，同時公布了幾項黨內法規的製定和執行方式的辦法，表明習是有意要強化這點。
二是習也有可能有限放鬆權力的集中程度，要其他領導人更多負起責任，恢複某種程度的集體領導。這既為顯示自己的雅量，也是對一年多來同僚和外界對他在處理貿易問題以及其他棘手問題上領導能力的不公開質疑與批評的回應。在當下困局上，他多少是要對與會的中央委員有所交代。
三是習還有可能放寬對非政治領域的社會控製，釋放社會活力，如各種行業協會、互助機構、公益類組織等。對社會的嚴控，隻會扼殺社會活力，讓政府和官僚疲於奔命，達不到治理現代化的目標。這些年對社會和經濟的集中控製，已經傷害到中共的統治，因此，僅僅從贏得貿易戰、發展經濟的目的出發，也要放寬那些與政治無關或關係不大的社會和經濟行業的管製。
四是習會要求領導幹部提高政策和法律的執行能力和水平，提升服務大眾的本領。盡管中共不可能在製度體製特別是政治製度上開創一個新局麵，但它會要求領導幹部在製定和執行政策與法律上，傾聽群眾呼聲，把群眾冷暖放在心上。中共和民眾有一種奇怪的看法，中央的政策是好的，為人民著想，問題出在執行上，地方和部門從本位乃至個人利益出發，扭曲或選擇性執行政策法律，導致群眾不滿。習勢必要杜絕此種現象。
不過，在外界關注的有關習近平是否會在四中全會上被問責的問題，我認為不大可能出現。習應該感覺黨內和社會對他領導能力的不滿，這導致他有可能放鬆集權程度，但鑒於黨內沒有公開的反對派，或者潛在的反對派形成不了合力，黨內是沒有力量對他進行問責的。習近平若有自知之明，最大的可能是在全會上輕描淡寫地做一點自我批評，至於會上出現對他的公開指責，要他為目前的時局負責，此種可能性幾乎不會有。
中共為70年大慶所做的各項準備讓外界看到，習近平依然牢牢掌控著權力。很有可能，習會以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之名（這也是全會的議程之一，而且是和治理現代化捆綁在一起的），把強化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習的統治作為推進中國治理現代化的一項內容。
至於中美貿易談判的下一步以及如何處理香港問題，四中全會或許會討論，但除非在此期間發生重大事件足以改變對問題的定性，如香港暴力抗爭顯著升級，形成新的共識和處理方式的可能性也很小。
原因在於，這兩件事情之前習近平應該在黨的高級幹部，也就是現在開會的幾百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委中通過氣或谘詢過意見。再說，類似這種事情，這些高級幹部既不敢也不會在會上公開向習叫板，或提出和他明顯不同的處理意見或建議。除非有人做好了舍身成仁的準備，但現在的中共高級幹部，個個都是在地獄裏鍛煉出的，不會有人做出頭鳥，因此，討論也是以習的旨意為歸。
更正啟示：本文提到中共於8月底宣布將召開四中全會，文中第二次提到此月份時誤稱為9月，應為8月底。特此更正。
華客網:習近平的四中全會：可改變和不能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