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等地一流大學上過學的人都知道，本地學生錄取分數線要比外省的低一截，但就上學期間和畢業以後的表現而言，他們不一定就比高分考生差。
近日，美國亞裔團體狀告哈佛歧視案暫時告一段落，法官Allison
Burroughs在10月1日做出判決：哈佛“考慮種族因素”的錄取政策符合憲法規定，法庭沒有發現哈佛歧視亞裔的證據。在這次官司中敗訴的代表亞裔狀告哈佛的“學生公平錄取組織”已經提交了上訴，號召華人繼續捐款，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美國華人真的支持狀告哈佛？
華人有重視教育的傳統，孩子上名校幾乎是每個家庭的夢想，很多人把孩子進名校的機會押在告贏哈佛上。雖然願意打官司的這部分華人呼聲高，但總體上看，在美國華人中支持平權法案、反對告哈佛的居多。
在支持告哈佛的華人看來，亞裔孩子成績好，才藝高，得獎多，課外活動豐富，看上去都符合藤校標準了。孩子被拒，就很自然地聯係到常春藤名校對亞裔學生有歧視。這個心結說到底，是因為心裏跨不過“分數”這道坎，對於這些華裔父母而言，他們還在用看待國內高考的心態看待美國學生的升學道路，認為名校是孩子人生成功的必經之路。
看分數還是全麵考核？
亞裔學生進名校，SAT（類似國內高考）分數要超出其他族裔學生一兩百分，這個說法來源於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Thomas J.
Espenshade在九十年代做的一項研究，很多人對此深信不疑
。但是，哈佛等名校從來沒有說過他們隻看考試成績。目前名校錄取普遍采用“全麵評估”，對申請人的成長經曆，種族背景，個人特質，特殊才能，興趣愛好，專業選擇等進行全麵審核。
SAT高出一兩百分的孩子，學習能力和潛力就更強嗎？分數不能預測一個申請人未來學術和事業上的成功。每年申請哈佛等名校的亞裔學生人數大大超過其他少數族裔。哈佛說過，如果僅僅按照分數錄取，哪怕是隻錄取全美高中的第一名或者成績滿分的學生，把招生名額擴大四倍都不一定夠。
怎樣看待公平？
在中國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流大學上過學的人都知道，本地學生錄取分數線要比外省學生的低一截，但觀察上學期間和畢業以後的表現，你會發現當年這些本地同學的成績和成就不一定差，他們中很多人的社會活動能力、領導能力可能讓其他省市的狀元們自歎不如。高考成績並不能說明一切。
“公平”不是分數上的一刀切，用同一個分數來評估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人生經曆的孩子，顯然是不公平的。我認識的一個孩子，今年被哈佛等三所頂級名校錄取。他家境平平，雖然酷愛音樂，卻連私教樂器課都上不起。靠天賦和自學苦練，樂器達到很高水平。高三時有一位音樂教授聽了他的演奏，主動提出免費教他。他性格謙和，學習刻苦，做事踏實，驕傲地成為家中第一代大學生，並得到全額財務資助。哈佛有責任和義務為這樣的孩子提供機會。也許他的SAT沒有考到滿分，但是，我們有什麽可抱怨的呢？同為華裔，還有那些父母不會英文，住不起好學區的孩子，他們享受不到好資源，拿不到高分，我們難道要把他們當作對立麵來起訴嗎？
如何理解多元化？
多元化招生是美國名校的一大特色。Burroughs法官在判決書裏強調：確保大學能給學生提供一個多元化的氛圍，能促進學術水平的提高，鼓勵相互之間的了解和尊重。因此，盡管現行的錄取政策不完美，但目前來說還沒有可替代的政策能夠同時保證學生群體的多元化和學術優秀。
多元化並不是單純的族裔多元化，學生的背景、興趣、才能、社交、專業選擇和未來職業發展，花樣越豐富越好，有利於學生相互學習，更好地適應校園之外的世界。申請自述文和麵試都常常問這樣一個問題：“你能為哈佛帶來什麽？”（言外之意，你有什麽與眾不同的地方？）再看看我們身邊，相似的孩子是不是太多了？
庭審期間有八名哈佛生（四名亞裔）出庭作證，他們的陳述很打動人。8歲時跟父母從越南來到美國的Thang Diep和華裔女生Sally
Chen，都因為語言和文化差異經受過排斥和掙紮，他們的成績都不是最突出的，是多元化的錄取政策讓他們受益。他們在個人陳述、麵試和推薦信中都展示了開朗、陽光，激情、關愛的一麵，兩人得到的個人評分都很高。他們在哈佛學業出色，活動能力強。Sally善良有愛心，憑著強大的領導力，組織聯絡各界人士為社會上非裔美國人麵對的不公平。哈佛的目標是為社會各個領域培養傑出人才和領袖人物，所以非常看重學生的眼界、胸懷和領導能力。
關於個人評分
哈佛給法庭提供的錄取信息中，曝光了“個人評分”這個內幕，引起一片嘩然和過度渲染。很多人把personal
rating（個人評分）說成了personality
rating（個性評分），把“亞裔學生個人評分比較低”理解成對亞裔的刻板印象和故意歧視。
哈佛律師在法庭上說過，個人評分是根據學生個人陳述文、高中老師推薦信和麵試評語等給出的反映申請人的個性、興趣、追求的分數。招生官在四個方麵給申請人打分，個人評分隻是其中一項。也有人認為哈佛用“羞怯”、“安靜”這樣的詞匯來形容亞裔學生是偏見，而哈佛律師和證人都明確表示，“羞怯”、“安靜“並不是缺點，也不是隻有亞裔孩子這樣。種族因素在申請中隻能為申請人增色，不會減分。
誰是告哈佛的幕後推手？
最高法院有兩個判決為美國目前大學錄取提供了依據：
1）1978年最高法院對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的判決——大學錄取可以把種族作為一個參考因素，但不得采取種族配額製；
2）2016年白人女生費舍爾第二次起訴得克薩斯大學，最高法院 以4:3票維持平權法案。
平權法案在大學錄取中的實施不是一帆風順的，數次麵臨挑戰。這次狀告哈佛案的推手是猶太裔保守派活動家Edward
Blum，費舍爾告得克薩斯大學就是他發起的。他本人不是律師。早在1990年代初，Blum以共和黨身份跟一位非裔民主黨人競選議員，失敗後起訴得克薩斯州，在休士頓推翻了有利於少數族裔候選人投票的選區劃分。他打過六次官司到最高法院，勝訴四次。2013年發起謝爾比縣訴霍爾德一案，推翻了1965年《投票權法案》一項核心條款，讓少數族裔來之不易的投票權再受阻礙。從此，尋找原告去打官司成了他的職業。
2014年Blum成立了“學生公平錄取組織”，名字聽起來象學生組織，但實際上隻有Blum一個人。在幾個保守團體的資金支持下，他建了幾個網站招攬被名校拒絕的學生，以被哈佛歧視為由當原告，承諾支付律師費，同年11月他起訴哈佛。
亞裔扮演了什麽角色？
此時，這次訴訟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出現了，他就是佛羅裏達的華裔商人趙宇空先生。據說他的兒子申請哈佛被拒，他認為他兒子受到了哈佛的歧視。他和其他一些華裔家長組成了一個組織——“亞裔教育聯盟”。2015年5月趙宇空先生領導下的“亞裔教育聯盟”等亞裔華裔團體聯合向教育部和司法部申訴哈佛大學錄取歧視亞裔學生，理由與Blum告哈佛同出一轍，但司法部並未受理。
很自然地，為白人利益奮鬥多年的保守派人物Blum跟保守派華裔為主力的少數族裔此時站到了一起，共同挑戰實質上是讓少數族裔受益的大學錄取政策。
“人和”有了，還需地利天時，特朗普上台，Blum的好時機來了。
2017年，特朗普的司法部啟動針對“學生公平錄取組織”告哈佛歧視的調查，哈佛迫於司法部的壓力和法官的命令，提交了幾年內的錄取資料和內部通訊信息，錄取內幕曝光。最高法院在任的大法官有三名是當初在費舍爾案中投了反對票的，特朗普上台後又任命了兩名保守派大法官，更是給Blum和趙宇空們帶來莫大的希望。
平權法案對亞裔到底是利還是弊？
從法庭回到現實中，我們都清楚這樣一個事實：亞裔占美國人口的5%左右，亞裔學生在哈佛的比例超過20%，其中有亞裔學生自身優秀的原因，但如果沒有主流社會的包容和其他少數族裔群體的爭取，沒有平權法案帶來的大環境的改變，很難說名校的校園裏能看到多少亞裔麵孔。
馬裏蘭大學帕克分校首任華裔校長陸道逵（Wallace
Loh）曾經講過，他大學畢業申請好幾所法學院全部被拒。五年之後再次申請全部錄取。他說並不是因為他幾年之內有多大進步，而是趕上了平權法案出台。有一位自己孩子被哈佛拒掉的華人家長看得透徹，“華人在美國的崛起不是因為我們標榜自己的聰明勤勞勇敢，我們這半個世紀的異軍突起，是因為《排華法案》的廢除讓我們有了公平的生存環境，是因為平權法案的實施讓我們在教育就業中有了相對公平的機會。”
失去了平權法案的保護，華二代的未來堪憂。
這次Blum巧妙地將哈佛拋上風口浪尖，也可能讓亞裔陷入被排斥的尷尬處境。生活優越教育程度高的華人一代移民與白人保守派攜手，以種族為武器，把目標針對其他少數族裔，已經引起主流社會的側目。而實際上，華裔支持平權法案的占大多數，老一代移民經曆過歧視，格外珍惜社會的進步和包容，在美國受教育的二代，更多地支持多元化的製度，他們與保守派華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雖然“亞裔告哈佛歧視案”被法官判原告敗訴，但這個案子極大可能一直會打到最高法院，支持和反對兩方到底鹿死誰手還是一個未知數。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四年很短，人生很長；哈佛很小，天地很廣”。
華客網:被華裔告上法庭的哈佛大學 其實才是華裔學生保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