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the real goal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s to ensur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benjaminbland
writes, “America cannot rely on a few fast friends who share its
worldview.”https://t.co/cxjEeAU5Bx
— New York Times Opinion (@nytopinion)
December 12, 2021
BEN BLAND
2017年，印尼總統佐科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KENZABURO FUKUHARA/GETTY IMAGES
拜登總統上個月在格拉斯哥會見印尼總統佐科時，稱讚該國在印太地區的“重要”領導地位，以及對民主價值觀的“堅定承諾”。
但與這些表麵的客氣話相比，美國與這個世界上人口第三大的民主國家交往的實際情況要冷淡得多，這與印尼作為東南亞主要大國的地位不符，也掩蓋了該國在美中地緣政治競爭時代作為重要平衡力量的地位。
在執政第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拜登政府都在鞏固盟友和夥伴的支持，這些國家與華盛頓一樣，都對北京感到擔憂，但在特朗普任內卻很受傷。這樣一段安撫期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與中國戰略競爭的真正目標是確保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而不是為了自身利益追求大國競爭，那麽美國就不能僅僅依賴幾個與其世界觀相同的好友。
華盛頓還需要向印尼這樣不結盟、有時喜歡爭吵的新興大國靠攏，幫助這些國家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作為一個有2.75億人口的自豪國家，印尼小心翼翼地捍衛著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自主權，因為該國深知外國幹預的破壞性——從殖民統治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美國支持的暴力政變和起義。
在1945年宣布脫離荷蘭獨立後，印度尼西亞確立了“獨立和積極”的外交政策。該國始終拒絕與任何國家簽署聯盟協議，是不結盟運動的堅定成員，並在主權受到威脅時做出憤怒回應。
幾十年來，這個國家與華盛頓的關係始終搖擺不定。美國支持印尼開國總統蘇加諾下台，並推動了蘇哈托的崛起，從而結束了與前者的長期不和局麵。蘇哈托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將軍，在印尼實行獨裁統治長達32年，直到1998年下台。但印尼政府認為克林頓總統曾在1998年向其施壓，要求該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懲罰性救助，後來又同意東帝汶舉行獨立公投，因此對華盛頓感到不滿。
今天，印尼與美國的競爭對手俄羅斯和伊朗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此外，該國與中國的關係也在不斷發展。在佐科總統任內，中國已成為印尼最大的投資國之一，斥資數十億美元新建高速公路、發電廠，以及一條高鐵線路。印尼約80%的新冠疫苗也來自於中國。
雖然與美國在軍事、反恐和發展項目上有合作，但印尼也對美國在該地區的新安全倡議保持著警惕，比如旨在為其鄰國澳大利亞配備核動力潛艇的澳英美聯盟。
現在是華盛頓及其盟友向印尼示好的良機。這麽做不應該是為了阻撓印尼與中國的交往，而是要支持佐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他希望在2024年卸任之前鞏固自己的政治遺產——並幫助印尼成為另一極力量，以此挑戰一種在亞洲新興的觀念，即隻有中國掌握著該地區未來的關鍵。
到目前為止，華盛頓在促進與印度尼西亞關係方麵顯得並不熱衷。北京對雅加達的戰略影響力越來越大，盡管有這樣的預警，美國仍尚未提出重要的經濟對策。
但與中國關係更加密切，並不意味著佐科在大國競爭中選擇了其中一方。相反，曾經是家具廠老板和市長的他正在用以往的務實態度對待外交政策，願意與任何能夠幫助他實現提振經濟等核心目標的人合作。
在白宮領導印太政策的庫爾特·坎貝爾曾告訴我，如果把國家按照對美國重要性最高、但美國人對其了解最少來排名，印度尼西亞可以排第一。印度尼西亞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國、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並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家：讓人們對印度尼西亞感興趣通常需要提到很多“之最”。
在國內問題和一長串需要解決的外交政策挑戰之間，即使拜登政府已經開始在東南亞地區加大力度，印度尼西亞似乎再次被排除在議程之外。總統於3月發布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將新加坡和越南列為重要的東南亞合作夥伴，這些國家支持美國反擊中國，但印度尼西亞未被提及。
今年早些時候，當副總統卡瑪拉·哈裏斯和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分別前往東南亞時，他們跳過了印度尼西亞——該國主要英文報紙《雅加達郵報》稱之為“冷落”。
好消息是，佐科並不懷恨在心。在撰寫他的第一本英文政治傳記時，我看到他為得到他想要的東西而來者不拒，從街頭小販到億萬富翁，再到強硬的伊斯蘭神職人員。
本周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計劃訪問雅加達，這是對早先疏忽的糾正，是十分有必要的。但一次訪問並不能建立關係，尤其是中國外長與印度尼西亞外長有更頻繁的麵對麵接觸。拜登政府應該利用這次訪問啟動持續的魅力攻勢，以拉近世界第三大民主國家。
就像拜登一樣，佐科是一個實幹家，而不是一個思想家。因此，美國應該專注於同印度尼西亞的實際合作領域——比如貿易和投資、為雅加達遏製燃煤發電和森林砍伐的計劃提供資金，以及為印度尼西亞的新冠疫苗接種運動提供更多支持。
幫助印度尼西亞擺脫大流行引發的經濟和健康危機將贏得佐科的好感，同時減少他對北京的依賴。支持印度尼西亞的複蘇也將支持民主——而不是威權主義——可以為亞洲發展中國家帶來好處的論點。
如果拜登政府想要消解中國的說法，即美國是一個不可靠的、衰落的大國，那麽它在明年初將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必須帶來實實在在的影響。作為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印度尼西亞也值得被特別關注。
一個更強大、更富裕、更民主的印度尼西亞不會總是與美國看法一致——但會在亞洲增加一個對中國的關鍵製衡力量。
Ben Bland著有《Man of Contradictions: Joko Widodo and the Struggle to
Remake Indonesia》，他也是澳大利亞悉尼無黨派政策智庫洛伊研究所東南亞項目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