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 11 日晚，廣東省中山市南頭鎮一道狹長的街巷內，22 歲的小伍正在與神秘 ” 買家 ” 商談價格，” 標的物 ”
是一名剛滿 2 個月的男嬰。
一周前，小伍夫妻倆以 6.5 萬元的價格，將自己的親生兒子賣至廣西。經中介牽線，小伍得知這名新 ” 買家 ”
願意出更高的價格時，主動提出把賣出去的孩子要回來，再次轉賣。
這名高價 ” 買家 ” 是上官正義，他以該身份斡旋在中介和買、賣雙方之間，目的是掌握這起 ” 網絡販嬰案 ” 交易事實。”
目前，拐、騙類的販賣兒童案件已較為鮮見，取而代之的是網絡販嬰，親生父母賣掉自己的孩子。” 上官正義說。
在 14
年的打拐生涯中，上官正義扮演著各類角色，潛伏在販嬰圈內。打拐最初，解救被拐兒童是他工作的重心，隨著了解的深入，他發現涉拐兒童被解救時都已更名換姓，身份被
” 洗白 “，他轉而關注涉拐兒童如何被 ” 洗白 ” 身份。
不管是傳統意義上的拐賣兒童，如孫卓、申聰被人販子騙走、偷走，還是目前新型的 ” 網絡販嬰
“，買家最終都難以繞開一個問題：落戶。自 2014 年發現出生醫學證明黑市至今 7
年時間裏，上官正義通過一起起涉拐案件的深入調查，發現了 ” 做假的親子鑒定 “” 報假警 ” 等 5 種 ” 洗白 ”
被拐兒童身份的方式。
12 月 15
日，上官正義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稱，因為有獲利空間，且存在一定的需求，買、賣兒童的情況一直存在，很難完全杜絕。買家最終繞不開的就是 ”
落戶 ” 問題，希望相關部門在打擊拐賣兒童、網絡販嬰行為的同時，能夠及時完善製度、加強監管，堵住 ” 落戶 ”
漏洞，以減少此類事件的發生。
2021 年 12 月，打拐誌願者上官正義在浙江調查一起網絡販嬰案件。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堵住被拐兒童 ” 洗白 ” 方式，需不斷完善製度漏洞
新京報：孫卓被拐案，據官方披露，2007年，孫卓被落戶在黑龍江北安市，更名為國某，是有關人員使用違規辦理的出生醫學證明、村委會證明等材料，完成落戶的。使用違規辦理的出生醫學證明為被拐兒童落戶，這類情況你接觸過嗎？
上官正義：買家為被拐兒童 ” 洗白 ”
身份的幾種方式中，我最早發現的就是利用出生醫學證明落戶。發現這個問題，就是在跟孫卓的父親孫海洋一起尋子時。當時是 2014
年，我們發現福建長汀縣一個村子中，有 8 名身份不明的孩子被使用出生醫學證明 ” 洗白 ”
身份。最終經過調查發現，出生證來自廣東一家衛生院，工作人員以每張數千元的價格，對外售賣。
包括最近被關注的，河南省商丘市婦幼保健院丟失 4885
份出生醫學證明一事，其背後也涉及買賣問題。這些丟失的出生證部分流入了黑市，成為 ” 洗白 ” 來曆不明兒童身份的工具。
出生證是證明新生兒身份的重要憑證，有了它，被拐兒童很容易就被 ” 洗白 ”
身份，重新上戶。在幾年前，這一類的案例頻發，隨著打擊力度的加大，目前這種情況已經比較少了。
新京報：被拐兒童 ” 洗白 ” 身份，還有哪些方式？
上官正義：做假的親子鑒定、報假警、買戶口、套用身份證住院辦出生醫學證明。做假的親子鑒定、報假警是最近兩年才關注到的，新京報對此也報道過。套證住院辦出生證，是中介與一些醫院的員工勾結，讓產婦使用買家的身份證住院，最終就會辦出寫有買家名字的出生證。
2021 年 9 月，湖北省建始縣，一男子通過報假警的方式，獲取警方開具的 ” 撿拾證明
“，最終通過民政局辦出領養證，為買來的孩子洗白身份。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新京報：你是怎麽了解到的這些方式？
上官正義：都是通過一個個真實發生的案例了解的。我 2007
年剛開始打拐的時候，隻是解救被拐兒童，確認孩子是被拐來的之後，報警交由警方處理，我基本就不管了。後來意識到，個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一個個去解救不是辦法，而且發現這些被拐的孩子身份都被
” 洗白 ” 了。我就在想，他們是怎麽被洗白的？能不能通過堵住他們 ” 洗白 ” 的方式，去打擊拐賣兒童的行為？
打拐的方向也就從 ” 解救被拐兒童 ” 轉移到了 ” 調查他們落戶方式 ”
上。也因此，跟一條線索的時間拉長了很多。比如，報假警落戶這一方式，從買家剛買來孩子我就開始跟他聊天，我知道他的孩子是買來的，最終總要麵臨落戶的問題。長達一年的時間裏，我通過各種辦法取得了對方的信任，最終對方才願意見麵，並把落戶采取的方式以及相關的證據給了我。
掌握了被拐兒童 ” 洗白 ” 落戶的方式，搞明白問題出在哪，如果能從源頭上堵住這個 ” 漏洞
“，我想至少能減少此類案件的發生。
新京報：現在打擊被拐兒童 ” 洗白 ” 問題，都有哪些措施？
上官正義：要斬斷販嬰鏈條，監管部門打擊的同時也需要查漏補缺，完善相應的製度，加強監管。比如，做假的親子鑒定落戶、套用身份證住院辦出生證等方式，經媒體報道後，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重視。
今年 9 月 27 日，國務院印發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21 — 2030
年）》就明確提到，要加大對出賣親生子女犯罪的預防和打擊力度，完善孕產婦就醫、生產身份核實機製，完善親子鑒定意見書和出生醫學證明開具製度。
但前一段時間，我又發現有買家通過 ” 報假警 ”
的方式為拐來的孩子落戶，而且不止一起。目前，我也在通過各種渠道呼籲，相關部門能完善相關製度，避免類似情況發生。
2020 年 9 月，廣州一名司法黃牛收取高額費用，把原本沒有血緣關係的父子，做出 ” 親生關係 ” 的鑒定報告，導致被拐兒童被
” 洗白 ” 身份。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 網絡販嬰 ” 成拐賣兒童新方式，” 親生親賣 ” 同樣違法
新京報：現在拐賣兒童的案件，與之前相比有哪些變化？
上官正義：通過偷、拐、騙等 ” 傳統 ”
方式拐賣兒童的情況少了，因為風險高，而且打擊力度很大。取而代之的是 ” 網絡販嬰
“，雖然是經過親生父母同意賣出的，其實也屬於拐賣兒童犯罪。
我接觸過很多案例，在外打工的未婚女孩懷孕後，不敢讓父母知道，偷偷生下孩子後或者在孩子未出生之前，就在網上 ” 送養
“；另一方麵，婚後無法生育的夫妻，通過在福利院難以領養到健康的兒童，萌生了在網上 ” 購買 ”
的念頭。因為有利可圖，中介滋生，通過網絡招攬買家、賣家，促成雙方交易，收取高額的中介費。
新京報：你所說的中介，是職業做這個的嗎？
上官正義：其實 ” 網絡販嬰 ”
門檻很低，中介裏夾雜著各類人，其中有代孕中介，也有買過孩子的人。我接觸過一個案例，一名陝西女子在自己買了一個女嬰後，便做起了中介。她可能是進入了某個送養群，掌握了一些賣家的信息，便從中介紹，收取高額的中介費。
有的中介是兩頭騙。跟賣家說，是自己的親戚要孩子；轉頭又跟買家說，賣家是自己的親戚，以此迷惑買賣雙方，不讓買賣者認為他是人販子。
2021 年 11 月，陝西一名販嬰中介在微信群內發布嬰兒性別、價格等信息，等待買家聯係。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臥底過多少個販嬰群？是以什麽身份？
上官正義：最多的時候，我同時在幾十個販嬰群裏臥底。多是以買家的身份，後來我又冒充起 ”
能辦出生證的人 “。
通過買家的身份，在聊天中，中介會給我介紹之前成功的案例，甚至把買家落戶的方式，辦的出生證發給我。我也會不斷詢問他們的動向，一般會選擇在他們交易過程中報警，由警方一舉抓獲。如果前期不掌握相關證據的話，會給公安機關後續辦案帶來被動。
新京報：你幫助打掉的網絡販嬰團夥多嗎？能講一個印象最深的案例嗎？
上官正義：打掉的很多，但我沒有統計。印象比較深的是，2018
年，湖南益陽的一起網絡販嬰案。這個線索也是跟了很長時間，當時一位網名叫 ” 可樂 ”
的女子，在不同的送養群內，發布送養信息，並私加一些有意願領養的人，拉攏到自己的 QQ 群內，進群還需繳納 500 元的認證費。
掌握了一些基本線索後，我在湖南見到了 ” 可樂 “，發現這是名 90
後女孩，不僅賣嬰兒，還通過與醫院內部人員勾結，讓產婦套證住院，協助買家辦理出生醫學證明，提供 ” 一條龍 ”
服務。最後，我們在醫院見到產婦和嬰兒後報警，警方最終抓獲了 45 人，解救 15 名被拐嬰兒。
新京報：你怎麽看待 ” 親生親賣 “？
上官正義：現實案例中，確實有很多孩子被解救後發現，他們都是被自己的親生父母 ” 送養 ”
的，但不管以何種行為，所謂的 ” 送養 ” 及變相 ” 送養 ”
就是買賣嬰兒的犯罪行為。我們打擊的是買賣這種行為，以及洗白孩子身份這種落戶手段，如果不打擊，可能會影響很多人走向違法犯罪的這一步。
2018 年，上官正義協助警方打掉的一個 ” 網絡販嬰 ” 團夥，該團夥在 QQ 群公告中宣稱，每天大概有 3
位送媽。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在打拐行動中，為什麽會通知媒體？
上官正義：媒體在打拐、尋子方麵，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尋找孩子的父母，需要被更多人看到，新聞的傳播，能為他們帶來新的機會。從情感上，對他們也是一種撫慰，讓他們覺得
” 有人在關注我 “。
民間的力量，畢竟是微弱的。如果我隻靠自己一個人默默地去解救，杯水車薪。
我後來關注被拐兒童 ” 洗白 ”
身份的問題，通過媒體報道，引起大眾的關注，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可以更好地查漏補缺。另外，我也會收到更多類似的線索，通過對這些線索的再深入，去找到問題所在，推動問題的解決，我覺得是好事。
新京報：你為什麽一直堅持在打拐？
上官正義：我 2003 年從部隊退伍後，到廣州打工，就參與義務反扒等公益活動，直到 2007
年偶然的機會發現有人利用涉拐兒童牟利開始關注打拐，發現了問題就去做。
以後我還是會堅持下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打擊拐賣兒童犯罪，需要大家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