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委員會集體為文學獎得主辯護:他不支持法西斯

關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漢德克的爭議仍在繼續。在遭遇了鋪天蓋地的批評之後，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多位成員為他進行了辯護。辯護者認為漢德克並非種族滅絕的支持者，這種說法與西方知識界尤其是巴爾幹半島國家對他的指責截然相反。

批評者普遍認為，漢德克曾否認1995年波斯尼亞戰爭期間塞爾維亞人的暴行，並在2006年參加了前南斯拉夫領導人、被稱為“巴爾幹屠夫”的米洛舍維奇的葬禮且在葬禮上致辭，他還在1996年出版的小說《河流之旅：塞爾維亞的正義》一書中對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提出了質疑。因此，他是“戰爭罪行的辯護者”，是曆史真相的破壞者、種族滅絕的支持者。

對此，瑞典文學院辯護稱，其“顯然無意表彰戰犯以及戰爭罪或種族滅絕的否定者。但你從媒體得來的印象就是如此。”
10月17日，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馬茨·瑪爾姆與成員埃裏克·M·魯內鬆在瑞典的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報》上發表文章稱，漢德克“肯定在政治問題上發表了挑釁的、不恰當的和不明確的聲明，”但他們“在他寫的東西裏沒發現任何涉及攻擊公民社會或不尊重人的平等價值的內容。”他們還質問道：“我們想知道，批評者使用了哪些來源，為什麽漢德克自己的聲明被忽視了。”

瑞典文學院還引用了漢德克發表在德國報紙《南德日報》

上的一篇文章，漢德克在這篇發表於2006年的文章中稱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是二戰以來歐洲曆史上最嚴重的反人類暴行。馬茨·瑪爾姆表示，漢德克並沒有美化殺戮，並且明確地譴責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

諾貝爾委員會外部成員亨利克·彼得森也為漢德克進行了辯護。他對漢德克進行了文本細讀，他堅信，從漢德克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他的反法西斯態度。“漢德克明確表示支持和平而非戰爭，他代表了從根本上反對民族主義的觀點。”他認為，漢德克的寫作“從根本上講是非政治的”，他的作品塑造了批判意識形態、質疑道德的態度，而不宣傳任何政治。在很多文本裏，敘述者“我”積極尋求遠離意識形態與傳統的象征秩序，以在文學中建構新的、私人的、主觀的秩序。這常常使漢德克陷入主觀幻想的批評，但這也可以被解讀為一種激進的、意識形態批判的詩學。

亨利克·彼得森還認為，大家誤解了漢德克對塞爾維亞的支持。他認為，漢德克為南斯拉夫內戰感到遺憾，他更願意和平解決問題。漢德克的觀點是，在德國和奧地利對南斯拉夫戰爭的報道中，塞爾維亞一方沒有話語權。“漢德克表達批評的方式是危險的、笨拙的，有時會導致完全荒謬的比較。”但是，漢德克並非好戰者，“一個艱難的世界需要有能與之一較高下的作家。偉大的文學必須得到表彰。”

諾貝爾委員會成員Rebecka
K?rde也認為，漢德克“絕對應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她表示，她不想“為漢德克絕對沒有說過的、沒有做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道歉”。

她還表示，“當我們把獎頒給漢德克時，我們認為文學的任務並非確認和複製社會主流觀點所認可的正確道德形態。”這也是瑞典文學院為漢德克辯護的第二個層麵——文學作品具有“純粹性”，且文學的價值不應該由作家的政治與道德言論決定。

對漢德克的批評認為，漢德克在政治和道德上存在汙點，而將他的作品與政治觀點分開是有問題的，因為政治滲透於漢德克的作品之中。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甚至引用布萊希特那句“詩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變成了審判員和劊子手的民族”稱，即使是在漢德克與政治最無關係的文本中，也可以看到“詩人和思想家們”的雛形，政治、道德與文學難以分割。齊澤克稱，我們如今也處於種族清洗的時代，“對靈魂與語言複雜本質的非政治性思考是種族清洗的材料。”

波斯尼亞裔美國小說家亞曆山大·黑蒙也表示：“漢德克的政治主張不可逆轉地使他的美學失去價值。”而馬茨·瑪爾姆辯護道：“言論自由的框架非常大，一個人可能發表了挑釁的言論，但這不應影響對文學作品的評價。”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者Bret L. Stephens則撰文稱，漢德克在政治上的確“可恥”，但曾經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羅德 ·
品特、若澤·薩拉馬戈、君特·格拉斯等作家都曾有過糟糕的政見，但他們並沒有受到漢德克一般劇烈的抨擊。Bret L.
Stephens認為，部分原因在於“我們生活在一個不能區分藝術與意識形態、藝術家與政治的時代。”那些認為藝術的價值必須根據藝術家的道德和政治來評判的人，“最終會將所有的藝術扔進垃圾箱，因為即使是最前衛的藝術，也是他們所處時代的產物。”

埃默裏大學研究大屠殺曆史的教授Deborah E.
Lipstadt在同一個專欄進行了反駁，她認為，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漢德克，相當於授予他一個巨大的平台與擴音器，有些人會因為他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相信他的“虛假主張”。她曾稱戴維·歐文，他是“支持納粹的辯論家”。因此，Deborah
E. Lipstadt指責諾貝爾獎委員會給了漢德克一個“他不配擁有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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