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下班前，
我問鄰座兩位 95 後女同事：
國家出台怎樣的政策，
你們才願意多生孩子？
兩人斬釘截鐵說：
婚都不想結！
就算結了，也不會多生！
我誘惑了一下：
送你房子，每月發錢？
生不生？
一位女生說，
送一套房子，
每個月再發不低於上班的薪水，
可以考慮一下；
另一位女生說，
最多隻生一個，
不管給什麽都不想多生。
（樣本雖小，也可參考）
隻要你留意身邊年輕人，不婚、不生的觀念正變得越來越稀鬆平常。
2021 年的人口數據顯示，我國生育率跌到創紀錄的
1.15，幾乎是世界最低，比日本還低。
人口學專家梁建章，這兩天盤點了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們的議案提案，發現 2022 年兩會期間收到的鼓勵生育建議已超 20
份，是去年一倍多。
代表委員們鼓勵生育的政策建議包括：現金獎勵；稅收補貼；購房補貼；租房便利；增建托兒所；增加產假；推廣混合辦公；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開放輔助生育技術；學製改革；高考加分等。
按照聯合國標準，生育率需達到 2.1 以上，即每位婦女至少生育 2.1 個孩子，才能保持人口健康發展。
照此標準，全球達標國家寥寥無幾。
如何說服人們生孩子，是一個世界難題。我國代表委員今年提的鼓勵生育政策建議，其中不少在其他國家已實施數年甚至數十年，這些做法到底管不管用？
答案，可能刷新你的原有認知。
近鄰韓國
萬億刺激十年無效果
出生率跌至世界最低
2008 年 -2020 年的 13 年間，韓國政府為鼓勵民眾生孩子，投入至少 225 萬億韓元（約合 1.15
萬億元人民幣），給育兒父母發現金補貼，建造一批公立日托、免費托兒所，給父母補貼孩子入托首年費用等。
2019 年 10 月，韓國宣布擴大原有產假政策：那些擁有未滿 8
歲孩子的父母，每天工作時間可減少一個小時，帶薪陪產假增至 10 天。
↑1950-2020 年韓國生育率（數據來源聯合國，下同）
這些激勵生育措施幾乎毫無效果，2020 年韓國生育率僅為 0.84，是全球最低的國家。
韓國低生育率背後是結構性問題：
1.
應試教育：因曆史和文化原因，韓國父母堅信接受優質教育是孩子未來獲得工作機會和人生幸福的關鍵，因此把近 50%
家庭收入花在昂貴的私立學校、精英教育等方麵，這意味著多數父母按財力最多隻能養一個孩子。
2.
職場壓力：包括韓國在內的東亞國家，職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殘缺的工作文化讓父母們很難在工作和家庭中獲得相對平衡。
3. 社會文化：整體上仍是男尊女卑、性別不平等，韓國女生流行 ” 不約會，不結婚，不生娃
“（Sampo）理念。加上存在根深蒂固的 ” 敵視家庭生活 ” 文化理念，認為在家帶娃就是沒出息，進一步抑製生育率。
4.
執行不力：盡管韓國政府有陪產假增加、育兒家庭可縮減工時等鼓勵養育政策，但因為社會環境的無聲壓力，多數人不敢去爭取和享受這些政策，導致它們未得到有效執行，幾乎形同虛設。
個案：韓國首都首爾的金智業從事忙碌的銷售工作，也是一位 3 歲孩子的媽媽。
她本不想生孩子，但父母命難違，於是生了一個兒子。
↑ 韓國公立幼兒園很難進，常需排隊數年等待。
政府給金智業發了嬰兒撫養補貼，她覺得這點補貼杯水車薪，對自己沒什麽影響。
雖然韓國的公立托兒所經濟實惠，但經常排隊數年才能入托，私立托兒所的費用又太貴，金智業說：”
我再也不想生孩子，養一個都很難，隻想把他養好。”
歐洲國家
瑞典推 460 天超長產假
拉動生育隻是曇花一現？
現代社會，迫使女性在帶娃和工作之間抉擇時，多數女性都會選擇職場。
因此，在所有刺激生育政策中，讓職業女性的生活變得更輕鬆從而沒有育兒之憂、讓男性能夠更多參與育兒等家務減輕女性負擔，是一條大原則。
事實上，鼓勵生育政策效果最明顯的歐洲國家，正是遵循這一原則。
瑞典生育率位居歐洲第二，因為它推行了慷慨的家庭政策，並鼓勵男性多照顧孩子。
↑1950-2020 年瑞典生育率
瑞典當前生育率為 1.9，父母每月可從政府那裏拿到約 1000 元人民幣 / 個孩子的育兒津貼，如果孩子到了 11 歲、15
歲，每月津貼數字還會進一步提升。
這筆錢不算多，瑞典最吸引人的育兒政策當屬超長帶薪育兒假—— 460
天！其中，父親獲得的帶薪育兒假約占 30%，即 144 天。嬰兒從出生到 1
歲半，瑞典爸爸們能深度參與育兒工作，雖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這對提升女性的生育意願非常有幫助。
此外，家中有孩子的瑞典父母，工作時間可相應縮短。瑞典企業允許父母提前下班帶娃，選擇居家辦公等靈活方式來完成工時達成績效。數據顯示，瑞典人
2018 年的平均工作時間為 1474 小時，比俄羅斯人少了 500 小時。如果以每天 8
小時工作製計算，瑞典人一年隻需要上班不到 185 天（中國人是 250 天），近半年都是假期！
↑ 瑞典父親有更多帶娃時間和意願
研究表明，如果男性做家務的時間增多，妻子生育的意願就會顯著提升。而且，嬰兒在早期接受的照料模式，會伴隨孩子成長而延續。瑞典有
73% 的女性、56% 的男性每天至少做一小時的育兒等家務勞動，而在歐洲其他國家，這一數字的平均數是女性 74%、男性僅
34%。
在絕大多數國家，女性都比男性付出更多無償的家務勞動。比如，英國女性一談到生孩子就容易陷入絕望，因為男女不平等、丈夫不幫忙，家庭教育等家務勞動全落在母親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歐洲國家用現金補貼、延長產假、縮減工時、構建更靈活的工作環境等刺激生育措施，從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確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最近幾年的數據表明：這些政策的拉動效果越來越不明顯，甚至有些幸福指數很高、對家庭很友好的發達國家，出生率呈現下降勢頭，這讓很多專家非常困惑，仍在分析是何原因。
有專家認為，這類刺激政策的效果是短暫的，比如現金激勵，不過是讓一些人把生孩子時間提前了，並不會讓他們多生孩子。
↑1950-2020 年法國生育率
法國：是歐洲生育率最高的國家，它實施了整套的福利體係和廉價的托兒服務，有一係列配套社會政策，跟其他國家拆東牆補西牆（比如雖然給了生育補貼，稅負卻上升了）不同，法國家庭部負責了刺激生育的一攬子計劃，比如：為年幼的兒童提供慷慨的保育補貼，法國有
2 個及 2 個以上孩子的家庭，每月至少可獲得 131.55 歐元（約合 905
元人民幣）的育兒福利，還能獲得經濟狀況調查補助金，包括為符合條件的家庭支付每個新生兒 944.51 歐元（約合 6500
元人民幣）的補貼。
↑1950-2020 年波蘭生育率
波蘭：2010-2020 年間，曾向育兒家庭發放 500 茲羅提 / 月 /
個孩子（約合人民幣 700 元 / 月）津貼，一度拉升生育率，但很快出現回落跡象。
↑1950-2020 年捷克與斯洛伐克生育率對比圖，左下曲線為捷克。
捷克：蘇聯解體後，出生率大幅探底後觸底，隨後受益於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出生率開始回升，2000-2010
年，捷克政府出台每年總計 1 萬美元 / 個孩子、按月支付津貼的激勵製度（現已漲至 1.4 萬美元 / 年 /
個孩子），迅速拉動了一波育兒潮，很多捷克父母有生二孩、三孩的意願。不過，捷克為此承擔了大量財政支出，畢竟 1.4
萬美元已相當於捷克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稅後）。相比之下，鄰國斯洛伐克因 ” 小氣 ” 很多，人們願意生孩子的意願就低很多。
↑1950-2020 年德國生育率
德國：因納粹那段曆史，德國一度禁止推出促進生育的政策措施，但過去 10
多年來，德國想方設法提高生育率，它還接收了很多難民（包括敘利亞難民）。烏蘇拉 ·
馮德萊恩擔任德國家庭部長期間，推行了慷慨的兒童保育和育兒假期政策，盡管這些措施導致保守派政客的憤怒，但此舉有效地把生育率從 2007
年的 1.33，提升到了 2017 年的 1.57。
↑1950-2020 年匈牙利生育率
匈牙利：歐爾班 · 維克托總理（1998-2002、2010-
至今）執政期間推行激進的刺激生育政策——如果一對夫婦願意生 3 個及 3 個以上孩子，就不需要償還他們之前的個人貸款；一個育有 4
孩的母親，可享受終身免征個人所得稅的福利；對有 3
孩及以上的家庭，提供購買七座汽車的現金補貼；匈牙利夫婦還可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費試管嬰兒服務。
↑1950-2020 年意大利生育率
意大利：2015 年推出每生一個孩子獎勵 800
歐元政策，似乎沒給生育率帶來什麽變化，它的生育率僅 1.3，在歐盟國家中墊底。
兩大核心問題
人們願不願意生孩子
主要看養不養得起、影不影響工作
現在的人，不想生孩子，核心原因有兩個：負擔不起，不想犧牲事業。
因此，一個國家要想提高國民生育率，就有兩種主要應對方式：要麽給錢，要麽給時間。
前者主要包括現金補貼、稅收減免、各種育兒資助（含收費低廉或免費的優質公立教育機構）和住房補助等，後者包括更多的產假、更短的工作時間以及允許
/ 提倡靈活的工作方式（含居家遠程辦公）等。
歸根結底，政府鼓勵生育是一項係統工程，它離不開經濟激勵政策和產假製度變革，也離不開職場文化迭代和性別平等意識增強，還需要有力的外部監督作為保障。無論缺失哪一環，促進生育的效果都不可能太好。
從世界各國過去 20-30
年的嚐試來看，不管采取哪種刺激生育的政策，其效果可能都不會持續得很長久——哪怕像匈牙利那樣激進地、大手筆地給到育兒獎勵，其效果目前看都無法持續。
除了提升國民生育率，放開移民政策也能讓一個國家獲得充足的勞力，但這一選擇受很多因素限製，還可能麵臨文化衝突。
↑1950-2020 年中國生育率跟世界平均數對比圖，左上曲線為中國。
可以預見，未來我國的人口出生率，永遠回不到過去的高位，但我們可以通過科學有效的安排，來延緩人口縮減的進程，在人力競爭中處於相對優勢地位。
有人說，工業化是最好的避孕藥。
在生孩子問題上，我們已經回不去了。
探索更多來自 華客 的內容
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