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隻會變得更糟”：數萬流亡海外的俄羅斯人

周六，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逃離的俄羅斯人聚集在伊斯坦布爾一個誌願者的公寓裏。 SERGEY PONOMAREV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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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爾——他們在自動取款機前排起了長隊，並交換著哪裏還能換到美元的信息；VISA和萬事達卡暫停在俄羅斯的業務後，他們急需現金。在伊斯坦布爾的咖啡館，他們安靜地坐著，研究手機上的Telegram聊天或穀歌地圖。他們建起了互助小組，幫助其他俄羅斯流亡者尋找住處。

自上個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成千上萬的俄羅斯人逃往伊斯坦布爾，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場犯罪的戰爭，為此他們感到憤怒，擔心征兵或俄羅斯邊境可能關閉，或者他們在國內的生計無以為繼。

而他們隻是冰山一角。還有數以萬計的人去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眾所周知，這些國家都是俄羅斯的移民來源國。據說，在與拉脫維亞的陸地邊界——隻對持有歐洲簽證的人開放——過境的人要等待數小時。

大約270萬烏克蘭人逃離了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場迅速蔓延的人道主義危機，但俄羅斯陷入威權主義的新深淵，令許多俄羅斯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絕望。這造就了一場逃亡運動——盡管規模比烏克蘭小得多。有人將其與1920年相提並論，當時在俄國內戰期間，超過10萬名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前往當時的君士坦丁堡尋求庇護。

“在和平時期，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芝加哥大學的俄羅斯經濟學家康斯坦丁·索寧說。“俄羅斯領土上沒有戰爭。作為一個單一事件，這是相當了不得的。”

數以萬計的俄羅斯人逃往伊斯坦布爾，但還有上萬俄羅斯人前往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俄羅斯移民來源地。 SERG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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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爾的一名土耳其男子拖著援助組織購買的床墊，幫助在該市重新安置的俄羅斯人。 SERGEY PONOMAREV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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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者當中，包括博客作者、記者或活動人士，俄羅斯嚴厲的新法律令他們害怕，依據該法律，傳播被國家視為戰爭相關“虛假信息”的行為是犯罪。

還有一些是音樂家和藝術家，他們認為自己的技藝在俄羅斯沒有前途。還有科技、法律和其他行業的從業者，他們看到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前景在一夜之間消失，更別說在道德上接受這樣一個政府了。

他們把工作、家人和俄羅斯銀行賬戶裏取不出來的錢留在了身後。西方因俄羅斯破壞性極大的入侵而將其孤立，他們害怕在國外因為自己是俄羅斯人而遭到侮辱，他們對失去俄羅斯的正麵身份認同感到困惑。

“他們不僅奪走了我們的未來，”莫斯科劇作家波利娜·博羅季訥談到她的政府在烏克蘭的戰爭時說，“還帶走了我們的過去。”

民眾逃離的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反映了入侵在俄羅斯國內引發的結構性轉變。即便普京總統一直在進行各種鎮壓，俄羅斯直到上個月前仍然是一個與世界其他地區有著廣泛旅行聯係的地方，幾乎不受審查的互聯網為獨立媒體提供了平台，有著蓬勃發展的科技產業和一個世界級的藝術圈。西方中產階級生活的片鱗半爪——宜家、星巴克、經濟實惠的外國汽車隨處可見。

IT公司員工葉卡捷琳娜和她的孩子們離開了俄羅斯，住在從伊斯坦布爾的朋友那裏租來的公寓裏。 SERGEY PONOMA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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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俄羅斯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外戒備森嚴。 SERGEY PONOMAREV FOR TH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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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他們在2月24日醒來時，許多俄羅斯人知道這一切都結束了。德米特裏·阿列什科夫斯基是一名記者，多年來一直在宣傳俄羅斯新興的慈善捐贈文化，第二天他開上車去了拉脫維亞。

“很明顯，如果越過這條紅線，就再也沒有什麽能阻止他了，”阿列什科夫斯基談到普京時說。“事情隻會變得更糟。”

在入侵之後的幾天裏，普京迫使俄羅斯剩下的獨立媒體關閉。他部署了對反戰抗議者的殘酷鎮壓，據人權組織OVD-Info的數據，自2月24日以來，全國已有1.4萬多人被捕，其中包括周日在37個城市逮捕的862人。

可以肯定的是，許多俄羅斯人支持這場戰爭，而這些支持者中許多人完全不知道俄羅斯的侵略程度，因為他們依賴於官方電視新聞獲取信息。

兩名俄羅斯電視記者卡特琳娜·科特裏卡澤和季洪·賈德科準備帶著他們的孩子離開伊斯坦布爾，前往格魯吉亞第比利斯。 SERG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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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從事營銷工作的莫斯科居民伊琳娜·洛巴諾夫斯卡婭在伊斯坦布爾的渡輪上。她在消息應用程序Telegram中創建了一個關於從俄羅斯移民的聊天群。 SERG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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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外一些人紛紛湧向像伊斯坦布爾這樣的地方，就像1920年一樣，那裏再次成為流亡者的避風港。雖然歐洲大部分地區已經切斷了跟俄羅斯的空中聯係，但土耳其航空公司每天從莫斯科起飛的航班多達五班；加上其他航空公司，有時一天有逾30個航班從俄羅斯抵達這裏。

“曆史在螺旋式發展，尤其是俄羅斯，”64歲的聖彼得堡體育評論員基裏爾·納布托夫說，他本月與妻子逃往伊斯坦布爾。“它回到同一個地方——而且回到這個地方。”

1920年，納布托夫母親的堂兄是一名18歲的克裏米亞應征水手，當時他與指揮官彼得·弗蘭格爾的艦隊撤離到君士坦丁堡。他隨後前往突尼斯，成為一名保險代理人。

現在，這一代俄羅斯流亡者也麵臨著可能從零開始的艱巨未來。所有人都麵臨著痛苦的現實，即被視為代表著一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雖然許多人堅稱他們一生都在反對普京。

第比利斯俄羅斯人的聚集地。格魯吉亞政府表示，自上個月戰爭開始以來，已有兩萬名俄羅斯人抵達該國。 LAETI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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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波佐諾娃和妮吉娜·貝洛埃娃是俄羅斯獨立電視台Rain的記者，她們在前往第比利斯前與一位朋友告別。 SERG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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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魯吉亞（政府表示自戰爭開始以來已有兩萬名俄羅斯人抵達那裏），流亡者麵臨著令人生畏的環境，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反俄塗鴉和充滿敵意的評論。

“我們試圖解釋，俄羅斯人不是普京——我們也討厭普京，”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國際的活動人士萊拉·內佩索娃表示。該組織最近被俄政府關閉。26歲的內佩索娃一周前逃到格魯吉亞，她發現自己受到了拖累——在街上被人罵，被一名出租車司機大吼大叫。

“他告訴我們，‘你們是俄羅斯人，你們是占領者’，”內佩索娃說。“俄羅斯人在這裏遭人憎恨——我不能責怪他們。”

許多格魯吉亞人認為，入侵烏克蘭與2008年俄羅斯對格魯吉亞的戰爭有明顯的相似之處。盡管大多數人對新來者表示歡迎，但有些人沒有把出於安全或道德原因逃離俄羅斯的異見者和支持普京的人區分開來。

格魯吉亞銀行要求俄羅斯的新客戶簽署一份聲明，譴責普京的入侵，承認俄羅斯占領了格魯吉亞的部分地區——這對任何以後希望返回俄羅斯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會帶來麻煩的要求。

一些格魯吉亞人甚至呼籲房東不要租房給俄羅斯人。

“你們的手是髒的，”一名目前在烏克蘭做誌願兵的格魯吉亞人在一段網絡視頻中對格魯吉亞的房東、銀行和政界人士說。“你們每一個人，”這位名叫諾達裏·卡拉什維利的戰士還說，“為什麽要出售這些東西？要付出多少血的代價？”

格魯吉亞銀行要求新的俄羅斯客戶簽署一份聲明，譴責對烏克蘭的入侵並承認俄羅斯占領了格魯吉亞部分地區。 LAETI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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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員克斯特亞·阿梅裏切夫和他的法語教師女友露西在第比利斯的一套臨時公寓裏工作，他們從網上找到了這個住處。在莫斯科，阿梅裏切夫的銀行工資已經貶值了一半。 LAETI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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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鄰國亞美尼亞，政府稱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俄羅斯人抵達，流亡者說他們受到了更好的對待。25歲的達烏爾·多爾茲伊爾說，他辭去了俄羅斯國有的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的律師工作，整理好自己的財務狀況，立了一份遺囑，然後跟母親告別。他擔心自己過去公開發表的反政府言論會使自己成為攻擊目標，於是坐飛機來到亞美尼亞首都埃裏溫。

“我意識到，自從這場戰爭開始以來，我和數以千計的俄羅斯人一起，成了國家的敵人，”他說。

3月5日抵達伊斯坦布爾的劇作家博羅季訥找到了一名設計師和一家土耳其印刷廠，為俄羅斯人製作烏克蘭國旗徽章供他們佩戴。她說，她的努力是為了“拯救俄羅斯（獨立於普京）的身份”。她認為，烏克蘭人現在對所有俄羅斯人懷有仇恨是公平的。但她對西方一些人稱每個俄羅斯人都對普京負有責任的說法持批評態度。

“你在獨裁統治下生活過嗎？”31歲的博羅季訥的作品講述了俄羅斯人因抗議被監禁多年的故事。她說，她會問那些西方人。“你知道這些抗議活動會帶來什麽後果嗎？”

一些流亡的俄羅斯人正試圖組織互助工作，並尋求對抗反俄情緒。37歲的記者阿列什科夫斯基說，戰爭爆發的頭五天，他每天都在哭，還遭受了恐慌症的折磨。然後，他說，“我振作起來，意識到我需要做我知道該怎麽做的事。”他和幾位同事正在組織一項名為“OK俄羅斯”的計劃，旨在幫助那些被迫或試圖離開俄羅斯的人，並以英語和俄語製作媒體內容。

曾在俄羅斯被囚禁了10年的流亡石油大亨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正在資助一個名為“Kovcheg”（方舟）的項目，在伊斯坦布爾和埃裏溫提供住房，並尋找心理學家提供情感支持。自周四啟動以來，該項目已收到約1萬份谘詢。

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國旗顯示出第比利斯歡迎流亡者的一麵，但是一些剛到這個城市的俄羅斯人也麵臨著敵意。 LAETI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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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第比利斯舉行了一場抗議戰爭的活動。 LAETITIA VANCON FOR TH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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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的營銷總監伊琳娜·洛巴諾夫斯卡婭在即時通訊應用Telegram上創建了一個關於移民的聊天群，最初有10個人分享了有關簽證和工作許可的建議。該群組現在有超過10.6萬名成員。

“我是一名助產士和哺乳專家，帶著一個快18歲的兒子從莫斯科逃了出來，”一名女性寫道，她要求為流亡的醫療專業人士提供建議。“我們正在布拉格，想弄清如何繼續生活下去。”

許多人說，拋下一切的痛苦令人難以忍受，同時可能還有沒能盡力對抗普京的內疚感。30歲的人類學家阿萊夫蒂娜·博羅杜林娜和4700多名俄羅斯科學家一起簽署了一封反對戰爭的公開信。然後，她和朋友們走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環形大道時，其中一人剛剛掏出一個寫著“不要戰爭”的手提袋，立刻就被逮捕了。

她於3月3日飛往伊斯坦布爾，在一場支持烏克蘭的抗議活動中遇到了誌同道合的俄羅斯人，現在她成了方舟項目的誌願者，以幫助其他流亡者。

“我仿佛看到了蘇聯，”博羅杜林娜談到她在莫斯科的最後幾天時說。“我在想，1920年代離開蘇聯的人，可能比那些留下來、後來被關進集中營的人做出了更好的決定。”

在格魯吉亞，並非所有人都能把逃離俄羅斯的異見人士和支持普京的人區分開來。 LAETITIA VANCON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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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
Troianovski是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他曾擔任《華盛頓郵報》莫斯科分社社長，也在柏林和紐約為《華爾街日報》工作了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