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Harmeet Kaur
翻譯:麥迪訊通訊社
字數:5713 預計閱讀時間:14分鍾
前言:針對亞裔的歧視和攻擊浪潮仍沒有褪去,許多亞裔立法者也在想辦法改變這一狀況。今年二月初,加州立法機構和當地民權組織華人權益促進會共同提出“不容仇恨”(No
Place for Hate)
議程。這其中包括三項法案,AB2549、SB1161和AB2448,旨在解決公眾場所的仇恨和騷擾問題。在針對女性和其他目標群體的仇恨事件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這一議程代表了一種獨特的社區安全和暴力預防方法。該議程要求政府采取行動,並宣布街頭騷擾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這是一個需要公共政策解決的問題。
本文翻譯自CNN發布的文章,原文作者Harmeet Kaur,圖片來源於原文。
Attacks on Asian American women are ignit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public safety https://t.co/vGKRaFS4Qr
— Today’s News (@jlitwinetz)
March 15, 2022
李尤娜(Chritina Yuna Lee,音譯)被殺一事讓李虹(Hong
Lee,音譯)如此震驚的是,她發現自己也非常可能成為受害者之一。
二月的一個深夜,李尤娜開車回到她在紐約唐人街的公寓,一名男子跟著她爬到六樓,強行進入她家。她絕望地大聲呼救,但在任何人能夠幫助她之前,她被捅了幾十刀後喪命。
李尤娜是一個和李虹年齡相仿的亞裔美國女性,她們甚至有一個共同的朋友。李虹也有過一段讓她擔心自己生命安全的經曆——鑒於最近幾周發生的一連串亞裔女性被殺事件,這段記憶在她腦海中一直反複被喚起。
高慧民(Michelle Go)是在紐約地鐵軌道上被推下而死的;馬桂英(GuiYing
Ma)去年在皇後區被石頭多次擊中頭部後因傷勢過重而死亡;茱莉亞·李(Julia Yuliya
Li,音譯)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開車時被殺;葉瑪麗(Mary
Ye,音譯),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的一名水療中心工作人員,在一次企圖搶劫中被槍殺。;就在三周前,同城的一位水療中心的老板方思慧(Fang
Sihui 音譯)也在類似情況下被殺。與此同時,去年亞特蘭大水療中心槍擊事件的創傷依然讓人心痛。
圖:李虹在經曆仇恨事件之後開始為受害者們發聲
在經曆了種族歧視之後,李虹成為了反亞裔暴力受害者的代言人。她說:“我覺得奇怪的是,所有這些攻擊好像都同時爆發了出來。”
這些備受矚目的事件的殘忍和頻繁讓李虹和其他亞裔美國女性感到不安。但事實證明,弄清這些悲劇的意義尤其困難。受害者來自不同的階層背景,在街道、地鐵站台、家庭和工作場所遭到襲擊。行凶者是白人、非裔和西班牙裔——但他們的行為有時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反亞裔偏見。與此同時,去年全國城市的謀殺率和其他暴力犯罪率有所上升。
由於74%的亞太裔女性報告在過去一年中親身經曆過種族主義或歧視,社區成員正在敦促其領導人采取更多措施來解決公共安全問題。但是,由於沒有明確的、可識別的襲擊模式,支持者、民選官員和公民對於問題的根源以及需要采取什麽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存在分歧。
亞裔女性麵臨明顯的威脅
2020年8月,當李虹在洛杉磯一家餐館排隊時,她說一名男子遞給她一張名片,讓她與自己共進午餐。李虹回憶說,在她禮貌地拒絕後,這名男子把名片推回來,對她大喊大叫“go
back to f**king
Asia”。在接下來的幾分鍾裏,他繼續對她進行貶損的侮辱。李虹躲到了一個角落裏,因為她覺得除了在等待警察到來之外,能做的十分有限。
“老實說,我正在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她說,“我想,’如果我走出這家餐廳,如果他跟著我怎麽辦?如果我被強奸了怎麽辦?如果我被謀殺了怎麽辦?如果他攻擊我怎麽辦?’”
從19世紀的《佩奇法案》(Page
Act)將美國大多數中國女性描繪成性工作者,到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占領,再到各種流行文化試金石,倡導團體全國亞太裔美國婦女論壇(Nat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Women’s Forum)總幹事宋延·崔莫羅(Sung Yeon
Choimorrow)指出,美國的亞洲女性長期以來一直被定型為性對象或順從的體現,這使她們格外容易受到騷擾和暴力。
*注:於1875頒布年的《佩奇法案》(Page
Act)是1882年《排華法案》的先導。《佩奇法案》實質上禁止了華人女性進入美國,同時極大加強了對所有亞洲女性的性別刻板印象。

在2021年3月19日為紐約亞特蘭大水療槍擊案的受害者守夜
崔莫羅說,隨著新冠疫情的開始,針對亞裔美國婦女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加劇,因為她們的社區成為了替罪羊。當時的總統川普將Covid-19稱為“中國病毒”或“功夫流感”。在她看來,其他人似乎感到應該有勇氣對反亞裔情緒采取行動。
她回憶說,在疫情的早期,一名男子在她與年幼的女兒散步時,將她追趕到她的社區。”帶著你的‘中國病毒’回家,”她記得那名男子向她大喊大叫道。
根據崔莫羅的說法,盡管新冠疫情可能加劇了亞裔美國婦女麵臨的暴力和騷擾,但根本問題其實一直存在。
“人們做出各種瘋狂的假設,認為亞洲女性如何溫順順從,不為自己挺身而出或為自己思考,”她說,“我認為這使我們很容易成為目標。”
襲擊的暴力程度難以被捕捉
我們很難將亞裔女性麵臨的種族化厭女症與疫情以來亞裔整體麵臨的加劇種族主義分開。但兩年後,亞裔女性仍在報告暴力和騷擾事件。
周一,警方發布了記錄上周發生事件的監控錄像,其中顯示在紐約,一名婦女的頭部和麵部被打了幾十下,並被一名據說稱她為“Asian
b*tch”的男子踩了七次。喬(Connie Chung
Joe)說,持續不斷的報道證明了針對亞裔美國女性的種族和性別歧視有多麽頑固。
洛杉磯亞美公義促進中心(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的首席執行官喬談到新冠疫情“隻是點燃了如此多仇恨事件的星星之火,讓它(仇恨犯罪)持續發生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性別暴力和厭女情緒。”
圖:2021 年 3 月 17
日,紐約唐人街的一名警察分發傳單,其中包含如何舉報仇恨犯罪的信息。然而,捕捉針對亞裔女性的暴力和騷擾的真實程度卻很複雜
來自倡導聯盟“停止歧視亞太裔”( Stop AAPI Hate)
的統計數據表明,女性在反亞裔仇恨事件激增中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但該組織的數據來自群眾、依賴自我報告,而且未經獨立核實。此外,研究人員在大流行開始後開始收集它(特別是為了對照他們認為來自警察部門和政府機構的不完整數據),這使得評估前幾年反亞仇恨的範圍更加艱難。
與此同時,執法機構收集的仇恨犯罪和偏見事件數據以不可靠和少報而著稱。盡管如此,聯邦調查局的年度仇恨犯罪統計報告發現,從 2019 年到
2020 年,出於對亞洲人的偏見而發動的攻擊猛增了 73%——這是可獲得數據的最近一年。加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Cal State
San Bernardino)的研究人員發現,與 2020 年同期相比,2021 年第一季度,全美 24
個大城市和縣向警方報告的針對亞裔的仇恨行為犯罪增加了
189%。雖然這些數字並未細分針對亞裔女性的仇恨犯罪,社區團體的調查結果值得注意。
圖:一群人聚集在紐約為高慧民守夜,在一月份,她被推向迎麵而來的地鐵列車身亡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正在報告(比男性更多的仇恨事件),”Stop AAPI Hate 的聯合創始人崔貞文(Cynthia
Choi)說, “而且我們也收到了許多關於她們遭遇的詳細故事。”
當警察趕到李虹被騷擾的餐廳時,她說:“一名警官告訴我,我遇到的這種遭遇就像她經常遭遇的那樣。”警官告訴她這件事(騷擾)不是犯罪,所以他們什麽也做不了。
李虹的經曆凸顯了執法部門當遭遇可能不會上升到逮捕或起訴級別的事件時能力不足。喬說,當警察駁回此類報告而不是將其記錄為仇恨事件時,受害者將來可能不太會再求助於警察。
李虹在是否公開被騷擾的經曆上苦苦掙紮。她的內心想要忘記整件事。但關於反亞裔種族主義的報道似乎越來越多,因此她決定將這段視頻發布到社交媒體上以提高認識。
在她接受當地電視台采訪後不久,李虹說另一位女士站出來說她和同一個男人也有過類似的遭遇。洛杉磯警察局偵探奧蘭多馬丁內斯向 CNN
證實,其他幾名受害者也講述了他們自己的故事。與此同時,李虹說警察局向她道歉,並將她的經曆記錄為仇恨事件。
這些襲擊缺乏明顯的規律性
近日對亞裔女性的襲擊引發了一係列重要的問題:導致暴力的是哪些因素?如何預防這些因素導致暴力?
想要回答這些問題卻不容易,因為這些襲擊除了都是針對亞裔女性以外,缺乏明顯的規律,有些甚至缺乏清晰的動機。
在大家都關注的李尤娜和高慧民被襲擊的案件中,執法機關表示,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種族主義煽動了該案件。(之後紐約市市長Eric
Adams批評警方過快排除了種族主義的可能性,紐約警署的特殊受害者部門和仇恨犯罪特別工作組很快換掉了負責人,紐約的電視新聞媒體WABC稱這次換人是警局的例行改組。)
圖:在高慧民被推下地鐵站台致死的幾天後,通勤的人在時代廣場地鐵站等地鐵
報告稱,兩個案件中的嫌疑人都沒有使用種族性的侮辱稱號,檔案裏也沒有對亞洲人有偏見的記錄。由於沒有這兩個因素,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轉而關注這些嫌疑人的背景。
李尤娜受害案件的嫌疑人納許(Assamad
Nash)是個正麵臨其他刑事指控的流浪漢。警方稱,高慧民受害案件的嫌疑人馬秀(Martial
Simon)因為精神狀態不穩定,此前至少跟警方打過三次交道,也是個無家可歸者。據紐約時報報道,馬秀多年輾轉在監獄裏外、醫院、精神科門診和街頭。
有些人認為基於這些嫌疑人之前的犯罪記錄,他們根本不該被放到街上。很多共和黨人——甚至大部分民主黨人——批評了紐約市的保釋改革法案,該法案允許一些可能被判入獄的嫌疑人在開庭之前,不支付保證金就被放出獄。有些批評者認為進步派大力支持的恢複性司法是公共安全受到威脅的元凶。有人解釋,如果這些人被關起來的話,李尤娜和高慧民可能就不會死了。
圖:一名女士在1月18日守夜期間在舊金山為高慧民點蠟燭
然而,《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查閱了納許的記錄,發現保釋改革法律和起訴政策無法解釋他為什麽會被放到外麵遊蕩。據每日新聞報道,就算有保釋改革法,曼哈頓的法官完全可以給納什之前在地鐵閘機毆打陌生人的案件設立現金保釋,但——根據法院創新中心的說法——他們沒有,
甚至在保釋改革之前,這都是對輕罪的常見做法。事實上,大多數犯罪率上升的城市並沒有取消現金保釋,這削弱了保釋改革是罪魁禍首的說法。
其他對話的重點是改善心理健康和住房服務,作為防止暴力襲擊的解決辦法。但精神健康專家和種族正義倡導者質疑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患有精神疾病的無家可歸者在更廣泛意義上是殺人和暴力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更具體地說,是針對亞裔女性的暴力和騷擾。
“還有很多人不是無家可歸。他們沒有精神疾病,”洛杉磯亞美公義促進中心的喬說。“不幸的是,有很多很多人犯下這些仇恨犯罪和仇恨事件的時候,他們並不是受到這些障礙的影響。”
盡管如此,許多亞裔女性對日常生活感到不安,她們呼籲社區領導人采取行動。
領導人正在采取不同的方法
維權人士表示,針對亞裔美國女性的暴力和騷擾,沒有一個萬能的解決方案。相反,他們認為需要在幾個方麵做出改變:包括收集更好的數據,在學校教授亞裔曆史,以及改善與執法部門的社區關係。
“當有人問我,‘我們需要做些什麽來解決亞裔美國人的安全問題?’我告訴他們,我們需要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包括每個人的心理健康保健。人們需要得到維持生計的工資,沒有人應該無家可歸,”崔莫羅說,“我們需要開始考慮以比以往更大、更全麵的方式尋找解決方案,因為我們真的到了危機的時刻。”
圖:2021年3月30日,在以亞裔美國人為主的法拉盛社區,一名執法人員在地鐵站裏
在全國各地,領導人和倡導團體正在嚐試不同的方法。
二月中旬,高慧民在紐約地鐵上遇害的幾周後,紐約市長亞當斯(Eric Adams)和州長凱西·霍楚爾(Kathy
Hochul)宣布了一項計劃,通過部署執法人員和外展團隊以及訓練有素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將無家可歸者從火車和地鐵站中移除。
該市在計劃中承認,“無家可歸和暴力並不等同,也絕不能混為一談。但它強調,必須立即采取幹預措施,以支持“可能同時經曆多種複雜挑戰的少數人”。該提案還呼籲州和聯邦提供資金,用於提供更多的床位和庇護所,並提供現場心理健康治療。
倡導組織“亞裔反抗不公”(Asians Fighting Injustice)的創始人本·魏(Ben
Wei)表示,他的組織要求亞當斯政府采取這一行動。他認為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他補充說,將無家可歸者定為刑事犯罪並“隻是向問題中安排警察”可能並不是答案。
圖:紐約市長亞當斯與當地政界人士、活動家和居民一起為高慧民守夜
其他人則更懷疑該計劃是否會使亞裔女性更安全。總部位於紐約的亞美聯盟(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行政主任姚久安(Jo-Ann
Yoo)想知道,無家可歸者在被趕出地鐵後會去哪裏。她認為社區組織最有能力應對社會問題,並歡迎該州最近對亞裔美國人倡導團體的1000萬美元投資,她的團體就是其中之一。
在佐治亞州,社區成員本周將紀念亞特蘭大溫泉槍擊案一周年,倡導者呼籲製定滿足社區需求的政策,包括移民服務中的語言訪問和投票箱的使用。
“我們仍然認為這些是我們需要打的戰鬥,最終有助於創造公共安全,最終將有助於緩解導致人際暴力事件的條件,包括水療中心槍擊事件,”亞美公義促進中心亞特蘭大分部(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的執行董事阮斐(Phi Nguyen)說。
圖:在亞特蘭大地區的水療中心發生一係列槍擊事件後,水療店前擺滿鮮花,該槍擊案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六人是亞洲女性
在加州,倡導者和民選官員正關注街頭騷擾。
州立法者與Stop AAPI
Hate合作,最近提出了將街頭騷擾視為公共衛生問題的立法。一項法案要求最大的運輸機構研究乘客麵臨的騷擾類型,並製定打擊他們的策略,而另一項法案則試圖開展一場公眾意識運動,讓各社區的居民參與進來。Stop
AAPI Hate表示仍在敲定的第三項法案將尋求幫助企業應對偏見事件。
這些舉措不是靈丹妙藥,崔貞文說。但是,由於向Stop AAPI
Hate報告的大多數仇恨事件都涉及公共場所的騷擾,她認為這些事件可能會對這個問題產生重大影響。
就李虹自己而言,她認識到,解決導致反亞裔暴力和騷擾的複雜因素需要共同努力。但她正在盡其所能為弱勢群體提供保護自己安全的工具。她和兩個朋友一起創辦了“老年人反擊”(Seniors
Fight
Back)組織,為洛杉磯社區的長者提供自衛訓練。她還利用自己的聲音為仇恨事件的受害者辯護,並幫助他們獲得所需的資源。
但過去兩年的反亞裔種族主義和襲擊深深地影響了她——暴力的威脅似乎總是若隱若現。她說自己總是攜帶胡椒噴霧,走路時會把鑰匙夾在手指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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