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們組織請願活動，懇求政府不要將感染新冠病毒的孩子與家人分開。感染者要求向上級投訴隔離設施條件惡劣的問題。居民們就他們看來不公平或不人道的隔離政策與官員對峙，然後在網上分享這些爭論的錄音。
上海暴發了自從新冠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最嚴重的疫情，隨著病毒的迅速傳播，當局采取了慣用的嚴格措施，不惜一切代價，試圖阻止病毒傳播。但這次，人們對政府措施的反應不同，出現了自從武漢暴發疫情的最初混亂以來不滿情緒的公開宣泄，這在中國是很少看到的。
上海的這場危機不僅成為了對公共衛生的挑戰，也是對“清零”政策的一次政治考驗，中共已將自己的合法性押在這個政策上。
在過去兩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政府通過將審查、逮捕與成功地控製住感染病例相結合的做法，壓下了國內對“新冠感染清零”政策的大多數批評意見。但在上海，自從今年3月1日以來已通報了7萬多例確診病例，事實證明這些做法越來越難實行。
上海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也是繁華的商業中心。這裏有一個充滿活力的中產階級，也是中國許多商業、文化和學術精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中國的留學歸國人員中有很大一部分生活在上海，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國最高。即使是在這個發表異議有危險的國家，許多上海人長期以來也一直能找到要求政府積極因應民意，並對自己的生活有發言權的辦法。
“我太生氣了，太難受了，”現年28歲的科技企業員工克裏斯汀·吳(Kristine
Wu)說。她在社交媒體上批評了上海的中共領導人後，兩名警察找上門來。她把自己與他們的對峙記錄了下來，包括她質問警察為什麽把時間浪費在騷擾她上，而不是去幫助需要照顧的人。然後，她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一張警察登門的照片，盡管警方曾警告她不要這麽做。（該照片後遭刪除。）
“我當時也覺得無所謂了，”吳女士說。在上海封控前，她認為自己並不關心政治。“豁出去了。我以前過得有點安逸，在沒有發生大事的時候大家客客氣氣的，按規章製度，出事之後就崩塌了。”
就目前而言，政府看來大致不會改變做法。副總理孫春蘭到上海指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官員“不猶豫不動搖”，集中精力將感染病例清零。公共衛生專家警告，中國還沒有做好與新冠病毒共存的準備，截至今年3月底，8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種的隻略微過半。此外，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已將中國遏製疫情的成功作為自己治理模式優越性的證明；堅持這一方針今年尤其重要，預計他將在今年獲得史無前例的第三個總書記任期。
貢獻國內生產總值4%的上海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引擎，當局對上海進行封控，重新引發了人們對該做法代價的質疑，尤其是在高度傳染性、症狀相對較輕的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情況下。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家王惠玲(Lynette Ong)說，如果連上海都能封控，人民可能會擔心政府嚴格控製疫情的做法沒有止境。
“上海被封控的事實表明，我們已非常接近紅線，接近‘清零’政策可容忍的限度，”王惠玲說。“上海是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大城市，對上海進行封控的挑戰性極大，已非常接近人們的心理極限。”
在疫情的大部分時間裏，上海曾為中國的防控策略提供過另一種不同的想象。其他地方哪怕發現個別病例都會馬上采取大範圍封控措施，但上海卻隻對幾棟建築進行隔離。曾幫助指導上海市應對新冠策略的傳染病專家張文宏醫生因提倡更為克製的做法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崇拜者。民族主義官方小報《環球時報》曾稱讚過上海的“精準防控”。
即使在上月的確診病例數升至創紀錄新高後，官員們一度仍堅持認為，由於上海的經濟重要性，不能封城。
但確診病例繼續攀升，中央政府可能變得緊張起來，西頓霍爾大學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黃嚴忠說。
“他們擔心，如果這種情況不能在短時間內得到控製，會威脅到社會和經濟穩定，”黃嚴忠說。“也可能會擾亂領導層在未來幾個月的交接。”
但這些更嚴厲防控措施的推出引發了混亂，讓這座擁有全國最好醫療設施的城市震驚。至少已有兩名患者在哮喘發作後，被醫護人員以新冠防控為由拒絕救治，導致死亡。慢性疾病患者的手術被無限期推遲，有些患者無法取藥，迫使他們絕望地上網尋求幫助。老年人護理機構正在承受著疫情的壓力。
上海人對自己城市的新冠應對曾經有過的自豪現已變成了沮喪和憤怒。據一段網上流傳的視頻，一個小區的居委會曾想通過組織居民唱愛國歌曲來鼓舞士氣，卻受到了居民的集體咒罵。當局證實了他們正在將感染病毒的兒童與未感染病毒的父母分開後，一份請求讓症狀輕微或沒有症狀的確診兒童在家隔離的請願書在發布後的三小時內就得到了逾2.4萬個簽名，該請願書後被刪除。本周，上海郊區寶山的居民敲打著鍋和炒勺大喊，“我們要物資，我們要生存，我們不想活活餓死。”
雖然有些對封控的反應更輕鬆，但仍反映出問題的嚴峻。三名當地說唱歌手寫了一首搶菜歌。
甚至市政官員也對新的嚴格做法表示失望。在一段被曝光的上海居民與自稱上海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的通話錄音中，該工作人員說，她認為應對疫情的做法已經政治化了。（雖然官方沒有證實這段錄音的真實性，但他們後來表示，正在對有關內容進行調查。）
在持續不斷的批評聲中，官員們已做出一些讓步，本周宣布允許某些感染新冠病毒的兒童留在父母身邊，並允許送貨員返回工作崗位。
香港大學病毒學家金東雁說，與中國其他地方的人口相比，上海受過高等教育且見多識廣的人口更容易對封控措施表示懷疑，尤其是在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的症狀不那麽嚴重的情況下。中國的宣傳經常強調新冠病毒的危險。
上海的“很多人對這種疾病和新冠病毒有好的了解，也對（已經放棄了最嚴格防控措施的）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有好的了解”，金東雁說，“他們不覺得這樣做有效。”
26歲的上海本地人傑裏米·吳現在想的是，他當初不該從他讀研究生的澳大利亞回國。
吳先生在2020年秋回到了上海，他當時覺得，上海的地位在中國比較特殊，這裏的官員們能將新冠確診病例控製在低水平，同時避免采取過度的限製措施。今年早些時候，他西安的朋友麵臨封城時，他為自己住在上海感到寬慰。
“雖然我同情我的朋友們，但我心裏想的是，‘謝天謝地，這種事在上海不會發生，’”吳先生說。
“那對我真是個‘打臉’時刻，”他補充道。
盡管上海當地有種種不滿，但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支持新冠“清零”的呼聲仍然很高。民族主義的社交媒體用戶指責上海傲慢，或最初隻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缺乏愛國主義精神。上海甚至也有人說，應該在更早的時候封城。
中央政府一直在大力宣傳上海采取嚴格措施的必要性，最近將2000多名軍隊醫護人員和數千名外省醫務人員派往上海。
曾在上海政法學院任助理教授的陳道銀說，中央顯然已加大了執行新冠病毒感染“清零”政策的力度，並讓上海與全國其他地區保持一致。
“在中國的這樣一個政治決定一切的係統之下，政治主導的，你不可能走一個和其他的地方不同的路，”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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