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二胎政策開放，越來越多高齡女性選擇追生二胎，她們生下二孩時，一孩已進入青春期，兩個孩子相差十幾歲甚至二十歲。
這種不常見的家庭組合，對每個家庭成員都是全新的挑戰，尤其是對一孩來說。麵對同胞之間的代際鴻溝，父母被瓜分的注意力，以及突如其來的責任，一孩該如何去適應？
不尋常的手足關係
下午五點，楊安潦草幾筆在黑板上留下課後作業，將備課材料塞進背包，匆匆走出教室。雙胞胎弟弟妹妹所在的幼兒園下午四點半放學，她已經遲到了半小時，“今天又要被老師翻白眼了”，楊安心想。
到了幼兒園，弟弟妹妹一看見她，立刻從保安亭衝到門口大喊：“姐姐，我餓！”楊安一邊訕笑著給老師賠不是，一邊把弟弟妹妹的書包掛在手臂上。說起來，這樣的生活持續近一年了，但她至今無法適應老師充滿責備的眼神。
回家路上，弟弟妹妹不停地和她分享學校裏的事情，但她總是走神，這是她每天為數不多的放鬆時刻，她不想對兩個小孩的嘰嘰喳喳作出回應。回家後，她先給弟弟妹妹安排晚飯，監督他們完成作業，然後才開始自己的備課。
楊安今年21歲，雙胞胎弟弟妹妹3歲，大學畢業後，她原本打算去大城市打拚一番，卻被父母的請求中斷了計劃——父親忙於藥店的生意，高齡母親產後身體虛弱，外婆也病倒了，照顧弟弟妹妹的擔子隻能由她接下。
圖|電影《我的姐姐》劇照
有時候，楊安望著弟弟妹妹和她幼時極為相似的臉，感到一陣錯愕：“我明明隻是姐姐，為什麽擔負著媽媽的責任？”楊安覺得，自己對弟弟妹妹的感情是複雜的：一方麵，他們“絆住”了她遠走高飛的腳步；另一方麵，她也清楚這不是他們的錯。
“如果所有父母在生孩子前，能先假裝自己是即將出生的孩子，問問自己是否願意出生，得到答案再做決定就好了……”楊安時常這樣幻想。
隨著二胎政策的放開，越來越多中年夫妻選擇高齡生子，在這樣的家庭，一胎和二胎往往會有較大的年齡差距。這種手足關係不僅會重塑家庭關係，對一胎來說也意味著新生活的開始。
不同於楊安默默踐行著“姐姐的責任”，張帆總是試圖逃離這種令她不適應的角色轉換。三年前弟弟出生時，張帆已經18歲，一整個暑假，她在家感受到了父母“前所未有的冷落”，從那時起，她便將弟弟視為毀掉自己溫馨生活的“元凶”。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討厭弟弟的，甚至可以說是痛恨”，張帆說。她解決這種不滿情緒的方式，是故意冷落弟弟。當弟弟吐奶弄髒了衣服，母親手忙腳亂地擦拭時，她隻是在一旁冷眼看著；當弟弟剛學會爬，咿咿呀呀扯她的褲腿，“邀請”她一起玩遊戲的時候，她也並不理會。
美國兒童心理學家伯頓·L·懷特(Burton
L.White)曾整理出一份《最全二胎“年齡差距”影響對照表》，顯示當兩個孩子年齡相差6歲以上時，父母往往會更輕鬆，但一胎卻容易心理失衡。年長弟弟16歲的陳浩，與張帆一樣，也總是刻意與弟弟保持距離。他將這種疏離視為對母親的反抗——將母親對自己的忽視，複刻到弟弟身上。
這種疏離，有時會滑向另一個極端——控製欲。過去十年，陳浩一直將弟弟視為自己軍校理想的“繼承者”。他曾因為身高與軍校失之交臂，一度灰心喪氣，轉而將這個願望移交給弟弟，“我大他16歲，懂的肯定比他多啊”。弟弟小時候的服從，一度讓陳浩沉浸在這種掌控感中，直到步入青春期後，13歲的弟弟開始反抗：“我為什麽一定要上軍校？我為什麽不能當老師？你隻是我哥，不是我爸！”
研究顯示，當年齡差異足夠大時，一孩通常會表現出一種父母意識，即將弟弟妹妹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很多年以後，陳浩開始反思自己身上的這種意識，因為這更傾向於控製欲。但對王樂樂來說，這種意識更像是一種“不計回報的母愛”。
自從小自己17歲的弟弟出生以後，王樂樂最開心的事情就是放假回家，從小到大，弟弟對她的依戀，總是令她感到快樂。“他很黏我，總是偷偷用媽媽的手機給我打電話，老是問‘姐姐，你啥時候回來’，‘姐姐，我想你了’。’’每次接完弟弟的電話，王樂樂都恨不得立刻衝回家裏，一到家就跟外界“失聯”了。看著弟弟一天天長大，王樂樂說自己有種“養成的快樂”。她甚至覺得，有了弟弟，自己生不生小孩也不重要了。
圖|王樂樂和弟弟的合照
被瓜分的偏愛
兒童心理學家佩裏 克拉斯（Perry
Klass）曾說，出於本能，孩子總是在尋找“誰是爸爸媽媽最喜歡的小孩”的證據。因此，父母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多胎家庭的手足關係。
這在王樂樂身上，得到了直觀的印證。她認為，自己和弟弟的和諧關係，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父母的公平。弟弟出生以後，父母對她“甚至比以前更貼心了”，那是一種有意維持的平衡——給弟弟買零食時，也會給姐姐買一份；姐姐想出去玩了，也不會把她拴在家裏照顧弟弟。
但更多一孩卻沒有王樂樂的境遇，作為年長的孩子，他們“理所應當”地承擔起照顧二孩的責任，被父母要求表現出謙讓、包容、體諒等特質。
陳浩用“性情大變”來形容母親生下弟弟以後的變化，曾經他印象中的母親是“溫柔的、總是笑盈盈的”，但自從有了弟弟，母親就“總是挑剔我，責備我不帶弟弟”。一次，陳浩打遊戲入了迷，沒有理會在一旁的弟弟，弟弟的嚎哭很快引來母親，母親一把將陳浩的鍵盤摔到地上，憤怒地質問他：“遊戲比你弟弟重要？”說完抱著弟弟離開。陳浩心裏一顫：“至於嗎？”
父母態度的傾斜，一直令陳浩難以釋懷。弟弟一歲那年，正趕上他高考，但全家人“好像沒人記得這件事”，他獨自完成了報考、體檢、填誌願等一係列事情，甚至獨自麵臨不理想的分數，而比起這一切，母親似乎更關心商場打折的奶粉，以及他有沒有照顧好弟弟。填報誌願時，陳浩隻選那些遠離家鄉的城市，“想逃得遠遠的”。
圖|陳浩和弟弟為數不多的合照
與陳浩一樣難以親近自己弟弟的張帆，也感受到了父母的忽視。“去公園玩的時候，他們隻給弟弟買玩具和零食，隻顧著逗弟弟開心，而我永遠像個外人一樣，抱著弟弟的水杯和衣服，不尷不尬地站在一邊，也沒人搭理我。”
對年齡差距較大的手足關係來說，父母的注意力被瓜分，不僅僅表現在情感上，還包括經濟資源的傾斜。
根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0-17歲城鎮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3萬元；0-17歲農村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30萬元。並且，從將一個孩子撫養到18
歲的成本和人均GDP的倍數來看，中國的養育成本幾乎是全球最高，其中澳大利亞是2.08
倍，法國是2.24倍，德國是3.64倍，美國是4.11倍，中國是6.9倍。在高昂的養育成本麵前，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願幾乎是世界最低。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絕大部分國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均超過2個，而中國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數低於2個。
對於一個普通家庭而言，選擇了二胎，就意味著家庭整體生活水平的下降。張帆曾多次體會到這種改變。自從生下弟弟以後，家裏原本一年兩次的旅遊取消了，過去飯桌上的歡聲笑語也被關於錢的爭吵取代了。以前從不在她麵前提錢的母親，開始頻繁抱怨育兒的開銷——“奶粉要喝進口的，紙尿褲要穿最好的，現在都流行上雙語幼兒園，興趣班也少不了，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張帆想不明白，年近50的父母，拿什麽和80後、90後父母比呢？
圖|弟弟出生前張帆和父母遊玩
年長的一孩，早已過了對金錢沒有概念的時期，他們能敏銳感知到金錢所觸發的競爭。張宇回憶起最初對弟弟產生反感，是因為“他動了我的蛋糕”。弟弟出生前，父母曾向張宇承諾：“你放心，再生一個，你還是我們家大兒子，房子、車、結婚的錢早就給你準備好了，一分不會少你的。”但後來，說好的婚房、婚車都打了水漂，就連結婚場地也從酒店換到了祠堂。如今，張宇已經結婚四年，兒子也三歲了，一家三口仍然擠在出租屋裏為湊首付發愁。談到自己的心結，張宇說：“我不是非要靠他們，是他們承諾了卻做不到，我也是他們的孩子啊。”
有時候，經濟壓力對一孩產生的影響，是以一種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形式出現。李心就曾是其中的一張骨牌——當她了解到男友還有一個小他21歲的弟弟後，思量再三，決定分手。李心的男友讀大三時，他的弟弟出生了，從此男友的學費和生活費全都靠自己賺，他不得不在學習之餘兼職打工。將這一切看在眼裏的李心不由地擔憂：“他父母連退休金都沒有，老了以後拿什麽供他弟弟上學、結婚呢？如果我和他結婚，這些會不會變成我的責任，這簡直是硬生生塞給我一個兒子。”
躲不掉的責任
不同於旁人說走就走的灑脫，身處家庭關係中的一孩，往往無處躲藏。已經成年的一孩，甚至會主動攬下對家庭的責任。
大學剛畢業時，楊安曾想過遠走高飛，“隻要按時給父母打錢就好了”，她這樣想。但很快她就心軟了，“總覺得這樣是不孝”，讓不再年輕的父母獨自撫養弟弟妹妹，她做不到。
父母的一次意外懷孕，帶來了楊安的雙胞胎弟妹。當時召開家庭會議，母親和楊安都表示反對，“家裏已經有兩個孩子，再生隻會增加家庭壓力”。唯有父親執意要生，並放話說要獨自撫養兩個新生兒。那一刻，楊安感覺這個責任自己躲不掉了，“他連一個小藥店都需要我和媽媽協助，有什麽能力做這樣的保證呢？”
早已做好心理準備的楊安，對三年後那通匆忙叫回她的電話並不意外。電話裏，父母對她說：“外婆病重了，弟弟妹妹還小，家裏需要你”。他們甚至積極地幫她在家鄉謀求工作，“你可以來離家很近的學校教書”。而電話另一頭的楊安，隻覺得“自己在往下墜，抬頭看，懸崖邊站著父母，微笑著向她招手……”
過去一年，楊安每天奔波於學校、藥店和家庭之間，有時候會恍惚覺得“回到了忙碌的中學時代”，但不同的是，這一次她“不能以讀大學為借口逃避了”。她時常在夜裏輾轉反側，回想起17歲的那個夏天，“如果當時自己強烈要求不要留下這兩個孩子，父親還會堅持嗎？”但看見弟弟妹妹稚嫩的臉龐，她又覺得自己不應該有這種“罪惡”的想法。
楊安說自己至今仍不打算戀愛，“這是不敢想的，哪個男生會想和一個整天追著孩子喂飯、根本沒時間約會的姐姐談戀愛呢？”“弟妹還有20年才能自立，到時候我40歲，爸媽65歲。這20年是我人生最好的20年，卻注定要拖著我的家庭沉重地走。”
而對弟弟才4歲、父親已經50歲的張帆來說，雖然理性上意識到姐姐對弟弟負有法律上的撫養責任，但她目前並不想麵對，
“現在不想養，說不定以後會想通。”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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