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著名的一首歌，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更是廣為傳唱，其普及程度大約與國歌不相上下，幾乎每一個國人都耳熟能詳。
對於一件太過熟悉的事，人們總是甚少懷疑，覺得它自然而然，本該如此。
其實在最初接觸這首歌的時候，作為孩童的我們，總還是有些不解的，尤其是那一句：“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老師，英特納雄耐爾是什麽意思？實現，要實現什麽？”
依稀記得老師說，就是國際共產主義必將實現的意思。雖說聽得似是而非，但是那個時候嘛，老師說的話幾乎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於是這個問題也漸漸的被遺忘。
《國際歌》1962年中文譯本詞譜
直到有天看到了德文版的歌詞，尤其是副歌部分，與印象中的竟有些“貌合神離”：
Völker, hört die Signale!
Auf zum letzten Gefecht!
Die Internationale
erkämpft das Menschenrecht.
（人民啊，聽那號令！國際工人協會，為人權而戰。）
於是細看各譯本的《國際歌》歌詞，竟然大不同！
歐仁·鮑狄埃像
眾所周知，《國際歌》的詞作者是法國工人詩人、巴黎公社戰士歐仁·鮑狄埃（Eugène
Pottier,1816－1887）。這本是鮑狄埃1871年公社失敗時創作的一首六節格律長詩，在其去世的第二年，由比利時裔的法國工人作曲家皮埃爾·狄蓋特（Pierre
Degeyter）為其譜曲，從此，這首歌就越過千山萬水，唱遍全世界。
這首歌的法文名字“L’Internationale”，其實是國際工人協會的意思。“國際工人協會”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組織，當時簡稱“國際”（後被稱為“第一國際”）。
蕭三（1896—1983，現代著名詩人、翻譯家）
對於《國際歌》的最早的中文譯者，文史界莫衷一是，有說是瞿秋白，有說是蕭三，有說是鄭振鐸與耿濟之合譯，甚至有學者稱是無名氏文人的譯作。史料紛繁，對此話題，本文暫且不表。但毫無疑問的是，《國際歌》自20世紀20年代前後傳入中國，曾出現過多個漢譯本，並在流傳中有所增刪，最終通行的版本是“集體定稿”的成果。1962年，中國音協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邀請有關專家，對蕭三的“延安版”《國際歌》譯文重新加以修訂。本文也就在此談談通行本《國際歌》譯文的“再創作”。
“英特納雄耐爾”的譯法
在不同的譯本中，也有將“Internationale”譯為“國際共產主義”或“共產主義世界”的。“英特納雄耐爾”沿用的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的譯法。出於音樂節拍的考慮，他將歌中的“Internationale”音譯為“英特納雄耐爾”，是一個重要貢獻。
瞿秋白 （1899-1935，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
瞿秋白曾對曹靖華（俄文翻譯家）說：“‘國際（英特納雄耐爾）’這個詞，在西歐各國文字裏幾乎是同音的，現在漢語用了音譯，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時可以和各國的音一致，使中國勞動人民和世界無產者得以同聲相應，收萬口同聲、情感交融的效果。”
但正因此，其作為“國際工人協會”的本義，後來人往往不甚留意。
消失的三節歌詞
前文提到，鮑狄埃的原作共六節，而我們熟悉的《國際歌》明明隻有三段歌詞啊！
其實通行的漢譯本的歌詞隻選取了一、二、六節歌詞，這與俄文譯本有不解的淵源。1900年12月，正在從事秘密鬥爭的列寧，將《國際歌》的第一、二、六節和副歌歌詞刊登在《火星報》上，這一版本成了蘇俄最為流行的版本。
關於漢譯本，史學界有一種說法，稱瞿秋白在將《國際歌》譯為中文時，是參照俄文版，從法文版轉譯而來的。早期的中共組織，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很大程度上受蘇聯影響，因此，《國際歌》也參照了俄文版的格局。瞿秋白在其譯本說明中曾披露過這一事實：“法文原稿，本有6節，然各國通行歌唱的隻有3節，中國譯文也暫限於此。”
綠原（1922— 2009），又名劉半九。著名作家、詩人、翻譯家、編輯家。
《人民文學》原副總編輯、著名文學翻譯家綠原曾把法文歌詞用公約數式的漢語翻譯出來，其內容是：
第三節：國家在壓迫／法律在欺騙／賦稅把倒黴人敲榨／富人不承擔任何義務／窮人的權利是句空話／仰人鼻息的苦惱受夠了／平等要講另外的法律／沒有義務就沒有權利／它說／同樣／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
第四節：那些礦山和鐵道的大王們／騎在人頭上令人心驚／除了劫掠勞動果實／他們可曾幹過別的事情／眾人創造的一切都落進了／這些家夥們堅固的保險箱／人們宣布歸還他們的一切／隻希望享有他們所應享／
第五節：大王們用夢想麻醉我們／對自己人講和平／對暴君要作戰／要在軍隊中間鼓動罷工／朝空中揮舞槍托／把隊伍解散／如果他們／那些吃人野獸／堅持要我們去當兵／他們很快會明白我們的子彈／屬於我們自己的將軍／
迭句：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將是全人類。
為什麽這三節沒有被選用呢？除了歌詞全文太長，不適合群眾演唱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呢？
綠原先生解釋說，且看這三節的基本內容：第三節反對國家、法律和賦稅，“當然是指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法律和賦稅”（作者原話）；第四節號召人人爭取自己應得的一份，“當然是向資產階級爭取”（作者原話）；第五節則號召解散軍隊，“當然也是指資產階級的軍隊”（作者原話）。有人曾有這樣的擔心，這三段歌詞，如果也像一、二、六節歌詞那樣廣泛傳播，是否會在“少數工人”中產生無政府主義、平均主義與和平主義思想呢？
文字上的改動
細看現行的歌詞中，譯者也在詞句上進行了一些處理。
第一節“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的“熱血”一詞，在法語文本中為“理性”（La
raison）。
同一節，把“一錢不值”（Nous ne sommes
rien，直譯為“我們什麽都不是”）改成“一無所有”，綠原先生解釋稱，譯者可能認為，“一錢不值”在漢語中屬於貶義詞，用在這裏似乎有辱無產者的身份，不如強調他的貧窮（“一無所有”），突出無產者的階級性和革命性。
其實，原作中的“一錢不值”指的是無產者在階級性社會所獨有的社會地位，用在此處也很貼切。
第二節“讓思想衝破牢籠”的“思想”一詞，在法文本中為“精神”（l’esprit）
。“精神”和“思想”雖說同屬主觀範疇，但還是有區別。綠原先生認為，譯者把“精神”譯成“思想”，除了避免宣傳唯心論之嫌外，或許還有別的考慮。
救世主等意象的選取非常具有本土特色。法文中的“上帝、凱撒和演說家”到了俄文中是“上帝、沙皇、英雄”，而在中文則變成了“神仙皇帝”（有的中文譯本用過“菩薩、皇帝”），最終稿中“演說家”、“英雄”的意象幹脆被剔除了。
德文譯本的演繹
約在1900年前後，《國際歌》出現了最早的德文版，後期陸續出現了至少7個版本的譯文。由於其時代背景不同，譯者政治立場不同，譯文的風貌也有所差異。
伍珀塔爾市的恩格斯故居
目前在德語區廣泛流傳的是1910年由Emil
Luckhardt翻譯的版本（參見文末附錄），其手稿還保存在伍珀塔爾市的恩格斯故居。Luckhardt是一個釀酒工人，完成譯作時年僅30歲。其譯文也並非采用一一對應的方式，隻是大意與原作相仿。Luckhardt僅選取了原詩中的前三節，在表達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有的激進色彩並進行了浪漫化的處理。
德國商人通過《國際歌》掘金
1972年，慕尼黑音樂出版商漢斯·巴亞蘭（Hans R.
Beierlein），他以2000美元的價格，從法國一家小出版社買下了《國際歌》在瑞士、奧地利和聯邦德國的版權，接著又以1000美元買走了民主德國的版權。此後，他相繼買下了許多國家的《國際歌》版權，總共花費不超過12500美元。就靠這首歌的版稅，巴亞蘭發了一筆橫財。交稅最多的是民主德國，因為當時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每天的廣播、電視都播這首歌，而這首歌的收稅標準是每分鍾350馬克(當時一馬克約合0.5美元)。直到1984年Luckhardt的歌詞的版權保護期才到期，2003年《國際歌》的譜曲旋律版權保護期到期。在兩德統一之前，民主德國一直向巴亞蘭繳納版權稅。
不過巴亞蘭從中國、蘇聯、朝鮮、古巴和保加利亞並沒有賺到錢，因為這些國家當時還不是國際版權公約組織的成員國。
中文2011年楊起譯本
第一段：
起來，地球上的受難者！
起來，饑腸轆轆的苦役！
公理像岩漿一樣在火山口下滾動，
最後就要爆發噴湧。
讓我們把過去一掃而淨，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世界的基礎將要變更；
莫說我們現 在什麽都不是，
我們要做到一切都行！
第二段：
世界上沒有救世主，
上帝、凱撒和演說家都不是救星，
生產者們，我們要自己拯救自己！
我們要作出拯救大家的決定！
要迫使竊賊把侵吞的東西吐出來，
要把我們的思想從囚室裏拉出來，
讓我們鼓旺爐火，
趁熱打鐵幹起來！
第三段：
國家壓迫，法律搞鬼，
倒黴蛋被迫上繳血汗稅；
富人哪有義務可言，
窮人的權利隻是空談。
受監管沒完沒了，
實現平等需要製定新法規：
《不承擔義務就不該有權利，
沒有權利就不該把義務承擔！》
第四段：
礦業大王和鐵路大王們，
他們不可一世的嘴臉是多麽醜惡，
他們除了把勞動人民洗劫一空，
還幹過別的什麽勾當？
勞動者所創造的，
都流進了這幫家夥的保險箱。
人民決意讓他們歸還財富，
這隻是求個理所應當。
第五段：
給這些大王們幹活，我們煙塵滿麵，
勞動者之間要祥和，我們隻向暴君開戰！
讓我們規勸軍隊也發起罷工，
勸他們把槍托倒掛，把隊伍解散！
若是這些吃人的野獸，
一定要把迫使我們犧牲當英雄，
他們很快就會看到，
我們的子彈將射向將軍的前胸！
第六段：
工人們，農民們，
我們是勞動者的大黨；
大地隻屬於在大地上勞動的人，
讓有閑者滾去別的地方。
貪食我們血肉的，有多少魑魅魍魎！
有朝一日，當烏鴉和禿鷲消失時，
太陽將永放光芒！
副歌：（重複兩遍）
這是最後的鬥爭，
隻要我們集結起來，
國際工協的理想，
明天就會擴展到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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