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普遍凋敝，讓廣州的春天”分外動人”

小長假結束後的第一天，碼頭青年解封了，上海沒有解封，還有一些城市陸續進入靜態管理。

真是一個寂靜的春天。

這個春天，發生了很多事。黃淮海平原的腹地，東歐大平原，長江入海口，在世界不同地方發生的每一樁事，都像冰山崩裂，轟然作響，卻又寂靜無聲。

4月29日，湖南長沙，一處居民自建房倒塌，五六十人被困或失聯。一個星期過去了，隻救出來十個人。

那些可能永遠失聯的人，很多都是剛入校沒多久的大學生。一個人沒了，一個家庭就沒了，背後是撕心裂肺的疼痛。網上流傳著一個視頻，不知道聽說了什麽，或者是難過著急過度，一個家長在眾人麵前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那種絕望，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

不知是假期緣故，還是其他什麽原因，長沙塌樓事件，似乎在網絡上沒有引起大的反響，靜悄悄的。起碼在我的朋友圈裏，沒見到幾篇像樣的文章。

不值得報道嗎？顯然不是。

這涉及到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媒體日漸凋敝，尤其是能做深度報道和輿論監督的媒體。長沙塌樓事件，如果深挖下去，涉及到的，一定不僅僅是檢測公司。悲哀就在這裏，一旦觸及到某些人的痛腳，報道就很難深入進行下去。所以，我們會看到這樣一種標題——《長沙塌樓事故被埋131小時獲救女子：一直有個信念
你們會救我》。這個報道本身沒有問題，被埋那麽久獲救，確實是新聞。但是如果絕大部分報道都是這個角度，就有問題了。

上海的本輪疫情中，如果有很多媒體參與監督報道，如果本地媒體能拿出辟謠外灘長草的精神和勁頭，斷不會有這麽多魑魅魍魎，上海人的抱怨一定會少很多。

可惜沒有如果。

這些年，不但高質量的深度報道和本地輿論監督報道在消失，很多優秀的自媒體也日漸凋零。

我關注的一些公眾號，前幾年寫的文章還有棱有角，現在如果還活著，風格都已經變得非常溫和。我深知其中原因。碼頭青年這次被關了半個月小黑屋，就是一次警示。下次如果再次觸碰紅線，處罰時間會越來越久，直至永封。如果我還想有個渠道說話，我就必須遵守規則，必須更加謹言慎行，也必須提升自己的水平。

這種自我審查的強化，讓優秀的自媒體作品更難出現。

當然有不忿，但更多是無奈。聰明的自媒體人，早就洞悉了規則，並主動進行了“進化”。

連嶽在今天的文章裏，剖析了自己的心路曆程，看上去言辭懇切。我不知道他真愛國還是假愛國，但他一定真愛錢。隻有愛國，才有錢賺。我也認同這一點。不過，愛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百般表揚成就，一種是經常指出問題。前一種，非常安全，符合商業邏輯，是最理性的選擇，所以聰明的成功的投資者連嶽選擇了這一種。後一種，危險重重，不知道哪天就身死號滅，是最不理性的選擇。但是，必須要有人指出問題，這是媒體人的責任，也是有擔當的中國人的責任。

比我早幾年進南方大院的連嶽，現在很不屑當時的那些記者和評論員，“多數二三十歲，每周固定指點中國該怎麽辦，還大受歡迎”。媒體人固然需要經驗和方法，但我以為，不管哪個行業，最稀缺的永遠是激情和勇氣。沒有勇氣，就不敢直麵問題，就無助社會進步。

朱鎔基當年訪美，曾經在白宮草坪上，有過一個精彩的講話。他說，隻有能說不同意見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隻有真友才是摯友。國家之間如此，國民對國家也應如此。指出問題，是希望問題能得到解決，國家由此變得更好。

經過四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們應該有底氣有自信坦然接受批評。

真正的媒體人，應該做國家的摯友，多指出問題。按照這個標準，那些每一篇每一句都在誇自己貶別人的，都不能算真正的媒體人，隻能算是流量商人。這樣的商人，做的是最有害的生意，因為他們毒化的是人的心靈和思想。

媒體凋敝如斯，原因不一而足。沒有正常媒體的社會，是極其可怕的。

媒體如同泰坦尼克號上的瞭望員，負責四處觀望，如果有險情要及時向船長報告。如果你是冰海航船上的乘客，第一，你希不希望有瞭望員？第二，你希望瞭望員實事求是還是報喜不報憂？

答案不言而喻。

缺少正常媒體的價值引領，缺少正常媒體的有效監督，加速了一些成果的流失以及思想的混亂。

媒體的一個重要作用是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然後交由社會討論，並達成共識。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在一切都快速變化的社會裏，對新生事物的價值判斷，非常不容易。錯誤的觀點和思潮，就如冰海裏的冰山，如果不能被及時發現和上報，就可能重創社會這條大船。而媒體的功能，決定他們會比大多數人都更為敏銳和超前，媒體提前觀察到的一些現象，隻要能引發廣泛討論，就能教育和統一各階層思想，進而產生強大合力，讓大船避開冰山，沿著正確的航線行進。

但是，現在連提出問題，很多時候都不被允許。一些地方一些人，更熱衷於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長此以往，小問題累積成大問題，社會肌體由彈性變得僵硬，管治難度更大。

不能發現和提出問題，不能公開和充分討論，社會就難以達成共識，有些群體的利益就會被忽視甚至剝奪。

這兩年，從企業家群體，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再到普通民眾，在一件件事情的衝擊下，都有很大的挫敗感。很多以前覺得牢不可破的東西，似乎正在不受控製地變形流失。哪怕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都充滿了無數變數。

如果這些群體可以通過媒體發聲，引起社會關注，進而糾偏改正，他們一定依然對未來充滿信心。

傳媒非常特殊，它不僅僅是一個產業，它還反映著整個社會的生態，是官方與社會麵聯結互動的紐帶。簡單說，媒體的發達與否，能看出一個地方的經濟狀況和文明程度。地方官民群體愈開明、包容、自信，當地的媒體就會愈發達。媒體愈發達，又會反過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和文明發育。

文明程度越高的地方，媒體生態越正常的地方，社會麵就能夠更充分更快速地交換信息，從而能在短時間內找到應對危機的方法。

作為一個長期在廣州生活的媒體人，我對廣州應對疫情的處置手法，比較了解，也頗為欣賞。今年三月以前，因為上海防疫做得不錯，廣州的做法一度沒有那麽顯眼。但是最近這段時間，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的表現。

這兩年多，我生活在廣州，基本沒有感受到外地很多城市的那種苦惱，除了有時要做核酸，生活的其他方方麵麵，影響不大。官方做事，雷厲風行又不乏人性；民眾配合意識好，積極自願，很少抵觸。對比其他一些城市，我真心覺得生活在廣州很幸運。

究其原因，不能否認長期發達的媒體對廣州城市性格和品質的塑造。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和廣州是中國媒體最發達的城市。與之相對應的是，北京和廣州也是這兩年防疫做得最好的兩大城市。這不是巧合。當然，北京作為首都，有獨特而巨大的資源加持，這一點又是廣州所不能比擬的。真正值得表揚和參照的，隻有廣州。

在廣州，無論官民，都尊重規則、敬業愛業、開放包容、崇尚自由，這些特點的形成，都離不開媒體的長期熏陶。廣州人，普遍較少戾氣，溝通成本低，官民容易取得共識，這些也多是媒體之功。

可惜，像廣州這樣的城市還是少了。

當然，廣州媒體也有自己的問題，但更多是大環境所致。我相信一旦環境有所變化，廣州媒體一定能最先聞到東風的味道，因為這塊土地，因為這些人民。

我堅信，疫情結束後，像廣州這種開明包容人性化的城市，會吸引更多人的青睞，更多人會選擇用腳投票來到廣州工作和生活，包括一些在上海打拚的人。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女作家蕾切爾·卡森寫了一本書，叫《寂靜的春天》，描述的是環境惡化讓蜜蜂、蝴蝶和小鳥越來越少，春天變得死寂。

在某種意義上，媒體的作用和蜜蜂、蝴蝶和小鳥的作用是一樣的。如果沒有媒體的聯結，沒有媒體的鳴叫，社會這個大森林，春天一定會越來越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