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我們采訪了很多漂在上海的人。
他們中，有困在店裏的盲人按摩師，有為養家外出跑單的騎手，有住進公安崗亭的建築工人，有方艙出院無家可歸的保安，有滯留上海的卡車司機，有失業的“老男孩”……
對每位受訪者來說，這都是人生中一段極為特殊且難忘的經曆。當上海逐漸從疫情中複蘇，我們回訪了曾經無家可歸的他們。何以為家？何以為人生之希望？有的人已經找到答案，有的人正重新上路，還有的人仍在等待。
小區保安：終於找到了工作
保安孫諤
4月20日，記者第一次見到孫諤時，他已經在上海火車站北廣場上躺了一天一夜。身邊坐著兩個認識不久的朋友，地上散落著行囊、方便麵盒、礦泉水瓶，外圍拉著一圈警戒線。他此前露宿街頭多日，不幸感染，隻得在此等待轉運。夜晚的大雨落下前，疾控中心的車抵達，把三人送到國家會展中心方艙醫院。
孫諤來自揚州，25歲，三月中旬來上海，在浦東金橋找了份保安的工作。浦東封控後，他無處可去，就到火車站周圍碰碰運氣，看看能不能坐車回老家，卻始終沒買到車票。孫諤一直想找份工作，於是每天都去做核酸，直到收到“陽性”的通知。
4月27日上午，孫諤轉陰出院，仍然無處可去，又被送回了火車站周圍。他在相對暖和一些的地道裏歇腳，每天都在嚐試找工作。這裏每隔一兩米就有一個“床鋪”，住著流浪漢、快遞外賣騎手、各色人等。條件“好”的，住在帳篷裏；差一些的，還要燒樹枝取暖。孫諤總是戴著兩層口罩，擔心再度感染。
沒過幾天，地道裏檢出了一例陽性感染者，人們被迫離開。帶雨棚的公交車站、橋洞……孫諤到處尋找住處。有人對他說，住馬路上不如賴在方艙不走，他反駁：“都說江蘇是上海的娘家，我們江蘇人來女兒家裏，怎麽能耍無賴呢？”
孫諤後來去了嘉定、青浦，找到過一份工作，又被“勸返”，最後還是回到靜安。他堅持每天做核酸，堅持每天找工作。“有人告訴我，周圍的小區在招聘消殺員、保安，還是有機會的。”
所幸，孫諤的努力沒有白費，最終在一個小區找到了保安的工作，每天工資420元。居委會給了張行軍床，提供三餐。他在那裏幹了十多天，“雖然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但這種感覺真的很踏實、很好。”
孫諤也一直在和老家聯係，尋求回家的可能性。看到上海四條軌交線路即將恢複運營的消息，他頓時感覺回家有望，“老家那邊說，隔離賓館住滿了，讓我過兩天再回。我猜他們的意思是，過兩天我就可以回去了！”
外賣騎手：我得照顧好一家人
騎手黃紹翰
白天，43歲的騎手黃紹翰穿梭在大街小巷，一單接一單送外賣，一心想多賺些錢。晚上，他看著手機裏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想著什麽時候能回小區。
黃紹翰是廣西人，來上海已經十多年。記者第一次見到他，是4月20日淩晨12點半。他剛送完當天的單子，扶著電瓶車孤零零站在閔行區一條小馬路邊上。
因為是兼職騎手，平台不提供住宿，黃紹翰隻好和幾名騎手住在橋下。幾人打了幾個地鋪，有愛心企業給他們送去了一些物資。
其實黃紹翰住的小區就在這橋洞邊上，走過去也沒幾步路，家人都住在裏頭。疫情切斷了他的收入來源，他隻能向居委申請外出跑單，但出了小區就不能再回去。
“為了生存，沒辦法，我得照顧好一家人啊。”黃紹翰總把這句話掛在嘴邊。當兵幾年的經曆把他磨煉成一個堅強的男人，但隻要提到家人，他的語氣一下就變得柔軟。
在外賺錢，不隻有跑單的辛苦，很多時候，黃紹翰都在為晚上住在哪傷腦筋。住橋洞的時候，他想洗頭，但找不到水，隻好拿兩瓶礦泉水衝一下。後來橋洞下又來了幾個從方艙醫院回來的人，據說其中有人“陽”了，他和同事隻好另找他地。
住處並不好找。有的橋洞已經住滿了人；有些無人地帶，不知被誰用圍欄封死了入口；還有一些公共區域，有管理人員明確告知他們不能住人。住在街上，有時還會碰到巡邏人員，要求他們立刻離開。黃紹翰不得不爬起來收拾行李。
搬離橋洞那晚，記者跟著他找到大橋下的一片空地。這裏臨河，晚上陰冷潮濕，好在他隨身帶了被褥，就地搭起帳篷。還有兩名騎手因為同樣原因住在這裏。
幾天後，他還是離開了大橋，他說那兒也不讓住人了。幸好，他的兒子設法幫他解決了住宿問題。為補貼家用，兒子也注冊成了騎手，一直在外跑單，平時就住在老板的店鋪裏。老板好心，得知黃紹翰沒地方住，便允許他晚上住過去。
“雖然生活很艱苦，但還是遇到了很多好心人，我挺感激的。”現在，黃紹翰仍在跑單，但不必再擔心住宿。他的想法沒變：多賺些錢，等待解封，早日和家人團聚。
盲人按摩師：曬到久違的陽光
盲人按摩師付岑
“請幫我感謝物業、業委會和民警，如果沒有他們，我就得去流浪了。”采訪快結束時，付岑叮囑記者。平時不太透露情緒的她，語氣裏明顯多了幾分開心。
付岑是位盲人按摩師，3月17日起，她獨自留守在浦東某小區二樓的盲人按摩店裏，一直住了48天。4月下旬，記者曾去店裏采訪過她，那時，她對未來仍充滿擔憂：是會一直被困在店裏，還是會被安排到別處去，抑或是有機會回老家？
任何微小的變動，對全盲的她來說都可能是難以克服的恐懼。封控期間，付岑既不會下樓，也不會用手機搶菜，更不知道如何團購。她一開始沒向外界求助，靠著同事留在店裏的一袋掛麵和十幾個雞蛋熬了幾天。好在，隨後物業、鄰居和殘聯都送來了物資，這讓她感到安心。
她以為可以就此一直住下去直到解封，一次突如其來的變動又讓她焦慮不安。5月1日當晚，她突然向記者發來好幾條語音，語氣慌張。原來，出於疫情防控原因，她被告知不能住在店裏，可能會被送到某集中安置點，但她看不見任何東西，陌生環境下的集體生活無疑是巨大挑戰。
“我害怕去到陌生的地方，找東西很不方便，更怕給別人添麻煩，真的不知道怎麽辦了。”民警考慮到她的情況確實特殊，希望物業能想想辦法，找個地方暫住。物業隨即找了一間一樓的辦公室。“這總比去安置點好，至少不用離開大樓，也有熟悉的人員陪我。”
讓付岑沒想到的是，業委會提出辦公室還是不方便——離洗手間太遠。一番溝通後，大家為她找到了大樓8樓的一間房間，這裏原是酒店公寓，周圍也有不少住戶，條件比辦公室好了不少。5月4日，大家幫付岑把所有行李從一樓搬到八樓，帶她住進了新房間。
房間很寬敞，有張床，還有洗衣機、電視、冰箱和獨立衛生間。“東西找起來也很方便。”付岑高興地告訴記者，原來住在店裏，沒有窗戶，無法感知白天黑夜；現在每天能開窗透透氣，還能曬到久違的太陽，心情也好了起來。
直到今天，物業工作人員每天都會送來一日三餐，鄰居偶爾也會送一些自己做的飯菜，陪她聊聊天。現在，她耐心等待著解封，希望能買到一張去廣州的車票，回到爸媽身邊。
建築工人：兒子在等著我
建築工人聶森
見到聶森的那一天是4月29日，氣溫隻有十幾度，正是春寒料峭時。他穿著單衣，在風中瑟瑟發抖。
“天太冷了，我在街上睡了一晚上就受不了，隻能另找地方。”沿街的商鋪都關著門，路上也見不到什麽人，拖著行李走了兩條馬路後，聶森看到一個公安崗亭，探頭朝裏張望，感覺不像有人的樣子，於是試探性地推了推門。鎖壞了，門能打開。他攤開鋪蓋，住了進去。
“挺暖和的，雨也淋不到。”聶森對這裏挺滿意。
58歲的聶森是一名建築工人，平時跟著包工頭四處打零工。今年春節剛過，包工頭問他願不願意到上海幹活，一天工資200多元。他心動了。3月中旬和妻子一起從老家貴州銅仁過來。妻子在長寧區一家火鍋店找了份工作，有集體宿舍。聶森為了省錢，沒有另外租房，住在工地裏。
4月初，疫情防控手勢收緊，工地停工了。聶森和幾個工友蝸居在工地裏，幾天後，他們的核酸檢測結果同時顯示為陽性。4月14日，聶森被轉運至浦東一家方艙醫院。4月21日出院後，聶森本想回到工地，卻被保安攔下，妻子的宿舍也是封控區，進不去。
流落街頭的那些日子裏，聶森不止一次懷念方艙醫院的生活：有床睡，飯和水都管夠。他指著馬路對麵的一家便利店說：“店員人很好，不僅賣給我吃的，還會幫我把麵泡好。”那時，這家便利店還不能線下營業，但店員看他實在可憐，仍願意賣他一些生活必需品。
在崗亭裏住了五六天，聶森開始擔心：這是別人的地方，會不會再被趕出去？“我是打工的，不是流浪漢，這輩子都沒當過流浪漢。”聶森越想越不安，開始在網上求助，想找一個能安心住下來的地方。4月30日，他終於放下了心——黃浦區相關部門將他送到一處臨時安置點。
5月20日晚，記者再次聯係上聶森，他仍住在臨時安置點。“我每天都在看手機，上海到貴陽的高鐵一恢複，我就搶票回家，兒子在等著我。”聶森說。
貨車司機：找回原本生活節奏
貨車司機陳非
“一覺醒來，就回不去了。”貨車司機陳非是安徽人，3月27日從南京運貨至上海奉賢，計劃休整一晚再裝貨回南京。第二天起床刷手機時，他才看到“上海實施分區分批核酸篩查”的新聞。
和周圍20多名同樣境遇的貨車司機一樣，陳非隻能先把車停在路邊。他從未遇到這種情況，一時有些手足無措。所幸沒過多久，金海街道綜合行政執法隊隊員就發現了他們。執法隊員先引導司機將貨車停至幾條次幹道，並保持疫情防控安全距離，再設置通訊錄詳細整理貨車司機信息，“後續要為他們提供生活物資，還要做核酸、抗原檢測，無論哪個都不能漏。”
其後幾天，行政執法隊每天都會來送幾次物資。陳非說，隊員們來的時候，就是他一天裏最開心的時候。根據疫情防控要求，隊員們把物資放到幾米遠外，提示他自行取走。吃了幾次方便麵後，街道還協調來了熱騰騰的盒飯，“有菜有肉有米飯，真的想都不敢想，吃進嘴裏才相信是真的。”
雖然看不清口罩下隊員們的臉，但相處多天後，陳非還是和大家混熟了。一天，街道物資保障小組遇到缺少貨車的情況，保障組裏的城管隊員想到，能不能請滯留在街道的貨車司機出個車？雖然很不好意思，但他還是撥通了陳師傅的電話。陳非一聽要他幫忙，一口答應下來，5分鍾後就把車開到了街道。完成任務後，街道堅持要給陳非報酬，但他始終不願收。
“吃了街道這麽多天飯，現在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陳非還說，以後還有運貨需求一定還要叫上他，而且“千萬不要給錢”，樸素而真誠的話打動了在場所有人。
陳非後來收到了有關部門開具的綠色通行證，得以返回南京。記者近日聯係他時，打了好幾個電話才打通——陳非又忙起來了，終於找回了原本的生活節奏。
“老男孩”：來上海20年，很愛這座城
劉偉
記者看到劉偉時，他正用手機放著那首《老男孩》。音量被調到最大，歌聲回蕩在上海火車站北廣場。
在空曠的北廣場上，他和不少人一樣，打著地鋪，風餐露宿。
不久前，他還是一名小區的兼職保安，負責封控樓宇的安保工作。但隨著疫情形勢的好轉，小區樓宇逐漸解封，他的工作也丟了。
以往，工作沒了可以再找，但此時的上海，卻讓他沒了辦法。
沒有地方可以住，隻能流浪街頭，劉偉和一些無家可歸者隨後被統一安排到現在的地方。但吃喝拉撒，都成問題。“倒是有人來看過，給我們發了泡麵，但是沒熱水，怎麽吃啊……”
讓人有些意外的是，對於現狀，他的語氣裏沒有抱怨，隻是有一些不解。“防疫的做法，我都理解。但是對我們這樣的特殊人群，是不是能有一點人情味？”他苦笑著摸摸頭，“我很愛這座城市，隻是現在不知道到底怎麽了，我為什麽會睡在這裏。”旁邊的同伴大聲抱怨兩句，他還回過頭勸阻：“別這樣，好好跟記者說。”
劉偉不像其他初來乍到的打工者，盡管才30來歲，但他來上海已經20年了。按他自己的說法，自己還在上海念過書。“我在這裏接受過教育。”他言語中有一些小小的自豪。
隻是這個已經習慣上海的老男孩，也有些累了。幾天後，劉偉告訴記者：“現在想家了，特別想。”他想回重慶老家，但那邊告訴他，隔離期間要自己承擔酒店費用，一天得兩三百元，他盤算了一下自己做保安的報酬，有點舍不得。“好笑的是，他跟我說你要是密接就免費，我真的有點想成為密接。”
權衡之下，他準備先去武漢，再轉道回家，因為聽說武漢集中隔離是免費的。搶到了去武漢的票，劉偉就開始收拾行李。不過火車是在虹橋站發車，他準備騎共享單車過去。記者看了下距離，18.9公裏。
臨走時，他還不忘感恩：“對了，後來有上海愛心人士自發組織給我們發了一些物資，有帳篷有食物，特別感謝他們。”
“再見上海，沒想到以這樣的方式離開，有點傷心。未來打算？等著看唄。”劉偉又哼起了歌，“這裏的故事你是否還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