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雅麗
編輯|毛翊君
壞消息
5 月 18 日下午兩點，帶著價值 58 萬元的半導體設備，任傑的麵包車開上高速，出了上海，往 2000
多公裏外的成都駛去。
距離 3 月 28 日上海封控，已經過去 45
天。出發前，經過層層審批，車裏的兩位同事顯得有些興奮，但對任傑來說，心情最波動的時候已經過去。
三月底之前，33
歲的任傑還是個雄心勃勃的小微企業老板，習慣穿休閑立體的西裝，頭發往後整齊地梳著，看上去精明又體麵。他從合肥農村來到上海，經過 7
年創業起伏，在浦東新區租有一片 1200 平的廠房，生產非標定製的自動化設備，是 28
名員工的老板。他還在上海買了房，成為村裏數一數二的驕傲。
工廠停工快一個月，4
月末，終於迎來一個來之不易的訂單——成都一家半導體設備研究院定了批設備。為了趕工，任傑穿上無袖背心，光著手臂，跟工人一起在車間裏擰螺絲。
5 月 12
日上海下了雨，有些陰冷，壞消息一早傳來——隔壁廠一位女員工的女兒抗原檢測兩道杠。下午，她被作為密接帶去隔離。任傑隱隱感覺不妙，他們所在的工業園區
4000
平方，包括他公司在內共三家工廠。他們和隔壁工廠的辦公室一牆之隔，女員工那天上班的時候，從任傑的辦公室門口經過，在樓道裏上上下下。
如果自己和工人們陽了，任傑要直麵的是 7
天甚至更久的停工。這讓他感到頭疼，在腦子裏算了一筆賬：每個月的員工工資、社保和公積金將近 35 萬，沒有疫情時，月產出效益 200
萬左右，利潤將近 30 萬；停工後，逐漸進入虧損。
園區門口很快搭起了帳篷，門被竹竿封住。任傑覺得自己像在籠子裏的雞，對未來毫無把控。過去一個多月，他和員工一直小心防範，現在一切努力似乎化為泡影。
三月底聽說要封控時，任傑開著車就往廠裏奔，車裏備著被子和抱枕。他的念頭很簡單，守在廠裏，稍微動一次工，也能減少一些損失——很多訂單都麵臨無法如期交付，常有客戶打來電話，要把十幾萬的訂單退掉。
●近兩個月裏，任傑睡覺的車後座。講述者供圖
一開始的消息是封 5 天。廠裏當時有 4
個人，立刻買了兩台冰箱和七八百塊的物資。任傑把辦公室給了員工，自己睡在車裏，把後排車座放倒，腳塞進後備箱。直到隔壁廠員工可能陽了的消息傳來這天，像一顆石子投進湖裏，影響一圈套著一圈。
眼下最急的，是那批成都客戶定製的半導體設備，已經趕工做好了，就等著運走。這是過去 40
多天裏唯一做的貨。四月下旬，有企業複工白名單出來，但像任傑這樣的小微企業想要複工，可能在第三、四批了。他接了這筆價值 58
萬的訂單，把廠子的門關起來，盡量安靜，偷偷趕了一周。
他想著，5 月 5 日之後可能迎來解封，按這樣的時間推算，四月末完工，人員 5 月 10 日左右送過去，隔離 7
天剛好趕上接貨時間。但現在，不能出園區，這個計劃完了。
為了能如期交貨，大家推演了很多辦法，都不太可行。最終，任傑決定把它放在園區門口，在貨物旁邊裝上了攝像頭，蓋上了雨布，打算之後再想辦法運走。
● 5 月 12 日當晚，攝像頭裏的廠區門口。講述者供圖
還有更棘手的問題。一個合作 4 年的光伏行業大客戶，訂單占整個公司收入的
70%，現在很有可能流失。任傑隻能實話實說，希望對方可以延期收貨。在客戶商討的半小時中，推演了最壞的結果。慶幸的是，對方沒有取消訂單。他們也被封在家裏，表示理解，還讓任傑注意安全。
成為「上海人」
去成都的前一天，任傑在朋友圈寫：” 曾經認為的驕傲，如今讓我無奈的（地）笑了，嗯，今晚你們吃什麽？”
配圖裏，他舉著一塊隻剩一口的麵包，背景是空無一人的廠區。
在村裏多數同齡人進入到中專大專的時候，他頭腦活絡，自覺運氣好，特招到大連一所普通本科，學機電一體化。2009
年，他帶著雄心來到全國工業最發達的城市上海。
這裏影響著任傑關於財富和階層的認識。他應聘到當時的半導體頭部企業，一線技術員基本工資是 960 元，他能拿到 3300
元，覺得錢多得花不完。” 我喜歡這燈紅酒綠。” 在上海的街道上，他感受到未曾見過的繁華。下班回家時，他常幻想擁有自己的車，”
八萬的，十幾萬的，幾十萬的，總有一輛屬於我。”
同事多是專業領域的博士，不少來自中科院、國外等高端平台，他感覺自己進入到了一個高端圈層。第一次被領導帶去出差時，任傑聽見大家在飯桌上談論經濟形勢、時下的項目。2015
年，他帶著積累了 5 年的人脈，決定辭職創業。” 就是自命不凡。” 他拿出幾十萬積蓄，招了 4 個人，在浦東新區一個離家往返 100
公裏的地方租了廠區，500 平米的廠房一年隻用 7 萬元。
在任傑看來，廠裏的自動化設備談不上高端，可替代性高。那幾年為了站穩腳跟，他每天早上五六點出門，夜裏十一二點回家，全國各地到處跑業務。
2016 年，他被人騙走一百萬。用他的話說，” 那是從零到零的時候，還沒投入太多成本，也沒那麽多後顧之憂。” 現在，員工從 4
個人變成了 28 個，規模在不斷擴大，甚至 2020 年武漢疫情時，他也能找到訂單，生產口罩機，自稱單月進賬幾百萬。
直到過去幾十天，” 不想再過這樣的生活 ”
——每當一個人待在車裏，這個念頭就在任傑腦子裏反複出現。他想過回到安徽老家，或者去任何一座北上廣深以外的城市，” 都能比現在過得舒適
“。
但另一個聲音會出現：那 28 個家庭怎麽辦？我的家怎麽辦？在上海的房子怎麽辦？孩子上學怎麽辦？
任傑的房子在上海野生動物園和迪士尼附近，280
萬，離市區很遠，但起碼證明他在上海有家了。以任傑在上海十幾年的生活經驗來看，獲得尊重的方式很一維：有房子。但幾年前，他還是先把買房的錢擲進了創業的盤子裏，直到去年才擁有
” 家 “。他感覺，外地人的標簽被逐漸隱去。
但現在，賬上隻剩五月的工資。任傑已經動了念頭，” 實在不行，房子什麽的七七八八都賣掉
“。與虛無縹緲的尊重相比，更直接的影響是，孩子無法繼續在上海讀書，要舉家遷移。
” 這是底線。”
不到最後的時刻，沒有任何一個創業者會賣掉房子，任傑說。最初，他和愛人在上海租房子的時候，連一台空調的處置權都顯得被動。誰會願意放棄掉這努力得來的尊嚴和安全感。
●監控視頻顯示，任傑和工人在車間做工。講述者供圖
類似的處境也在上海周邊城市蔓延。近來，有位江西的會展業老板計劃要到上海開分公司，找好了合作夥伴，原本預計在 3-6
月的旺季裏大幹一場。這是主要依托一線城市的行業，上海業務占據他公司總業務的百分之六七十，而現在他賬麵隻夠再撐兩個月。
他身邊不斷傳來消息：一個同行在過去的三個月裏，把去年的利潤全吐出來了；周圍有兩家小公司倒了；當地很多車企處於半停工狀態，因為一輛車大概需要
30-40 塊芯片，供應渠道都來自上海。五月的一個雨夜，他拾起老本行，給中學生做家教，一節課 500 元。
四月中旬，任傑開始想辦法自救。他先是發了一條微博，希望被人看到，結果沒有。他又想，在這個地方待了 5
年，有一些人脈，想通過這些渠道捐贈抗疫醫療物資，來獲取通行證，從而運輸貨物，但也未果。
聽說隔壁廠出現陽性病例那一天，任傑聽到的聲音是：在這期間，你們不應該在這裏。
「無底洞」
對於在上海的很多小微企業老板來說，疫情帶來的變動中，最先鬆動的是人心。
4 月 7 日下午，一位已經談好的投資人給任傑發微信表明：很不好意思，項目基本不往下走了。
為了走向行業的高端，在過去的兩年，任傑開始籌備跨越到一個新平台。他跑各地拜訪了七八位投資人，甚至冒然給中微半導體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發了封郵件，在那之前，他隻遠遠見過這位他眼中的
” 頂級高管 “。在這些努力下，最終才談到現在的台灣投資人。
今年春天之前，一切都已就緒——廠房、辦公場地租了，設計師也請好了。二月，投資人到達了上海，經過 14 加 7
天的隔離，才待了一周，又開始新一輪隔離。終於，在 4 月 7
日，任傑收到這位投資人的微信，大意是上海疫情不知道何時才能結束，損失像個無底洞，合作不再繼續。
在這之後半個多月，任傑還在掙紮。對方隻要發一句消息，他就抓緊機會聊，希望給到積極的信號。就這樣，到 4 月 26
日合作還是被徹底終止。
那段時間鬆動了一些，任傑呼籲兄弟們來廠裏生產自救。他在群裏發出消息，有人立刻響應，說在家快憋瘋了；有跟了他 4
年的老員工說，即便翻牆也來；還有女員工反複說想來，但被他勸住了，說廠裏條件艱苦，男女混住不方便。但也有人直接說 ” 怕死
“，給多少錢都來不了。一個員工拿著公司開的返鄉證明回了老家。電話裏，他告訴任傑，老婆生孩子了需要陪，實際上，他連婚都還沒結。最終 28
個員工，隻來了 12 個人。
” 人之常情，我可以理解，但覺得受到了傷害。” 任傑說。
●封控期間，任傑和員工做飯的廚具。講述者供圖
同在上海的楊燦在這兩個月辭掉了 10 個員工，僅有的三間辦公室，退掉了一間。她從 2014
年開始和同學一起創業，做貿易供應鏈，原本 13 個人的公司，現在隻剩下她和同學、財務。
壓力是可以被量化的：按上海市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要支付 11 名員工月工資 28500 元，繳納社保費 25800 元，房租每月
13000 元，物業費每月 1200 元 …… 一個月的固定支出將近 7 萬元。
今年春節以後，楊燦就意識到情況不太好。她注意到，物流公司越來越無法保證運作，就算運到了當地也無法卸，隻能再運回來。在這期間，一家長期合作的物流公司直接關閉了。
最初，楊燦得到的消息是 4 月 5 日解封，所以她沒有把所有文件都帶回家，導致 4 月無法正常開具發票，資金流轉困難。
公司業務下滑，楊燦和同學商量可能要減員。四月初，兩人考慮隻減少 1-2
名業務人員。但決定在四月中旬被改變，因為遲遲沒有解封，他們從 6 人裁到了 10 人。最終，公司隻剩下 3 人。
” 這是一個非常難的過程。” 楊燦和同學討論了很多次，公司員工年齡基本上在 25-40
歲之間，裁掉的多數是家庭負擔相對小的員工，包括跟她關係很好的助理。
4 月 10-15 日，楊燦挨個打電話通知。一個行政女孩情緒失控了。她 27
歲，四川人，一個人在上海，生存完全靠自己，剛和上海男朋友分手。楊燦理解她，個人又補償了一部分，可以保證她 3-4
個月不出現經濟問題。另一個業務崗的同事也發了脾氣，他接近 40
歲，有家有孩子，大專學曆，再就業也難。也有人請求不要辭退，可以拿最低工資，也不要交社保，但楊燦咬咬牙拒絕了。即便如此，她說後來公司還是賠付了大約
18 萬的違約補償金。
過去楊燦也談過辭退，但這是最累的一次。” 我知道員工什麽都沒做錯，但是他們的工作沒了。”
四月末，公司賬麵的全部資金是 41482.09 元。但令楊燦感到驚訝，同學後來又打了些錢進公司賬戶——那是他借來的。
不是錢的事
車在高速上行駛了一天半之後，任傑和兩個同事抵達了成都，隔離結束後，他們要到客戶那裏去完成設備裝配。在成都的情況，仍然讓任傑感到崩潰。他即將開始的是
7 天酒店集中隔離和 7 天居家隔離。酒店要每人每天自費 430 — 500 元，一周下來，三個人的費用超過 9000
塊，需要他和公司來承擔。
對任傑來說，與失去財富相比，更重要的是 ” 人生道路不再清晰了 “。他現在感到迷茫，原本擁有了一些東西，並且從 2015
年開始，他就把時間和經曆都放在這上麵。
” 一飛衝天。” 如果三月那個台灣投資人的項目順利的話，任傑這樣形容自己即將迎來的新人生階段。他看上去離自己定義的 ” 成功 ”
很近了。談到損失，任傑反複說：不是錢的事，這個損失是看不見的。
” 創業沒有回頭路。” 他有些後悔，如果沒有創業的話，在老東家繼續做下去，可能會拿到超過 200
萬甚至更多的股票，買房的願望也能更早地達成。原本，在 2015 年之前，在上海房價還有 1 萬多 /
平的時候，他在買房和創業中選擇了後者。
●任傑的辦公區空無一人。講述者供圖
網上有人評論：你們這些小老板就像資本家，賺錢的時候怎麽不見你們哭。在任傑的反應裏，自己是老板，但隻是一個實體經濟的小老板，利潤不大，帶著工人們一單一單地幹。
現實讓任傑這樣的小微企業老板感到委屈，” 誰來管我們呢？隻能自己抽自己嘴巴。我也是人啊。”
夜裏常是他感到迷茫的時候，除了塞上耳機聽一些經濟學暢銷書，別無他法。
在國家目前出台的紓困扶持政策中，承租上海市國有企業房屋的小微企業可以免除今年 3
個月租金。任傑租的工業園是民營的，一整年的廠房租金需要 50 萬。這意味著，沒開工的四月，他損失了房租 41000
元。任傑房東的公司也在這個園區中，五月要交新一年房租了，對方並沒有來催租，” 催也沒用，誰都想把損失降到最低。”
根據上海市市監局數據，2021 年年末的小微企業將近 150 萬戶。而今年 4 月 22 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通報了
3 月底 ” 抗疫助企 21 條 ” 的落地情況，其中 ” 國有企業房租減免共涉及超過 8 萬戶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任傑和他的房東在這 8 萬餘小微企業主之外。
現在，任傑和楊燦都有所改變。重新麵對用人等方麵的決策時，楊燦變得更為謹慎。她不再敢任用正式員工，坦言可能會招聘一兩個實習生來幫忙，但
” 我對於增加成本的事，目前都抱持最大的謹慎態度。”
原本，任傑有很多新的打算：今年換一個更大的廠房；投資人走了就自己投資，瞞著家裏人把房子抵押出去 …… 如今，他暫時中止了這些，”
更認清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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