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兩家本地移民谘詢機構表示，中國客戶谘詢移民的數量從4月來翻了一倍，其中大部分來自上海。有墨爾本的移民顧問說，從4月起，他們收到“純國內的谘詢平均一個月有200到300個”，而去年同一時期的月平均谘詢人數隻有100人。“上海的占三分之一，然後是北京和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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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0, 2022
上海居民張揚（音，Yang Zhang）幾個月來一直在查詢離開中國的方法。
“以‘動態清零’為原則的疫情管控措施看不到頭，每天人心惶惶，”今年二十九歲的張揚告訴ABC中文。
“國內整個社會氛圍有種越來越緊張的感覺，言論收緊，刪帖封號的情況經常發生，這些都打擊年輕人對美好未來的信心。”
“我們都不想生活在一個與世界越來越割裂的中國。”
張揚代表的是一個日益龐大的中國年輕群體，他們都在尋找離開中國的辦法。
這場運動也被稱為“潤學”。
一名微博用戶寫道：“我們鄰居群裏也討論潤學了…… 每個人都想逃離。”
“不奇怪現在潤學盛行，別的地方活著的人起碼還像個人，”另一名用戶說。
兩家澳大利亞本地移民谘詢機構表示，中國客戶谘詢移民的數量從4月來翻了一倍，其中大部分谘詢者都來自上海。
在墨爾本執業的移民顧問顏明煌說，從4月起，他們收到“純國內的谘詢平均一個月有200到300個”。
而去年同一時期的月平均谘詢人數隻有100人。
“上海的占三分之一，然後是北京和深圳。”
“也有不少25-35歲的技術移民，還沒有成家，不少互聯網企業的工作人員，”顏先生說。
張揚說，在移民目的地的選擇上，他更偏好宜居且相對容易獲得永居身份的國家，而澳大利亞符合這一標準。
然而，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邊防檢查管理司司長劉海濤在5月23日表示，由於國際旅行有“較高風險和不確定性”，民眾應避免“非必要”和“非緊急”出行。
移民管理局同時表示，將“嚴格出入境證件審批簽發”，這其中也包括護照。
張先生對此感到擔憂，因為他的護照將在一年內過期。
“我目前是計劃明年出去，安排了一年準備和緩衝時間。”
“目前沒有‘必要’出境緣由的話，肯定是不會給我換[護照]的。”
“清零”政策或迫使更多年輕人出國
上海各區自3月底以來便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疫情封鎖措施。
盡管上海政府本月早些時候曾聲明將放鬆部分地區的限製措施，但居民仍被不能離開所在街道，隻有在采購生活物資、買藥或就醫才能外出。
同時，北京六個人口密集區域內的居民也被要求在家工作，餐館亦停止了堂食服務。
中國國家衛健委一位發言人表示，為“更早發現潛在風險”，政府計劃在中國的大城市建立更多核酸檢測點，以讓居民“步行15分鍾”即可進行“常態化核酸檢測”。
衛生部門也要求各省市按照“平戰結合”的原則“常規建造或改造一定數量的方艙醫院”，這讓許多中國網民擔憂政府將在未來繼續貫徹“清零”路線。
但上海采取的風控措施已經對經濟造成了顯著影響。
根據中國官媒觀察網5月4日發布的一篇文章，2022年中國高校1000萬畢業生的就業率僅為23.1%。
而根據中國教育部數據，2020年畢業生就業率為90%，遠高於今年。
與此同時，中國國家統計局4月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較去年同期下降11.1%。
蒙納士大學（Monash
University）經濟學係副教授史鶴淩博士表示，大量中國人“生活的基本保障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脅”。
“動態清零政策對中國經濟打擊非常大。”
“如果中國經濟不景氣的狀況維持比較長時間的話，那麽這些人就不可能找到新的工作，所以這些人是潛在的會移民到其他國家的人群。”
“中國必然會缺很多高學曆的人才，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話，這是最大最大的威脅，”史鶴淩博士說。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國將堅持“清零”路線並會“堅決與一切歪曲、懷疑和否定中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
但史博士告訴ABC，中國政府如采取更多行動“閉關鎖國”將引發更多社會反抗情緒。
“我想中國政府也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他說。
“否則會引發一係列的社會問題。”
新一波中國移民將如何影響澳洲？
澳大利亞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數據顯示，澳大利亞4月失業率為3.9%，創1974年8月以來的新低。
同時，澳大利亞的勞動力短缺也仍在持續，許多雇主急於尋找有技術的雇員。
“從澳大利亞的角度來看的話，現在缺人缺得非常厲害，大家做生意的話，現在最大問題就是找不到員工了，”史鶴淩博士說。
“所以這批移民的加入以後的話，肯定會給澳大利亞的勞工市場帶來一些新的員工，這對澳大利亞的經濟非常有好處。”
悉尼網絡工程公司Best科技服務（Best Technology Service）的老板約翰·麥克威克（John
McVicker）就遭遇了招工的困難。
他說，這是他自20年前成立公司以來第一次遭遇如此嚴重的勞動力緊缺。
“市場特別緊張，”他說。
“要找到有技術的IT員工越來越困難。”
麥克威克說：“更多有技術的移民一定會緩解這種狀況。”
“在我看來，就是疫情期間技術移民短缺導致或者至少加劇了這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