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億。
2021 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再次講出了這個數據:目前靈活就業人員已達到約 2
億人。
靈活就業人員何許人也?
有人一言以蔽之,” 打零工的 “;有人反問,” ‘失業’兩個字這麽燙嘴嗎?”。
不全對,也不全錯。深圳三和的大神們過著 ” 做一休二 ”
的愜意生活,建築地盤上的、紡織工廠裏的工人們一年幹到頭才回家過個年,應屆生們讀不上研考不了公找不著活最終無奈簽下一份《靈活就業協議》……
他們都被統一稱作 ” 靈活就業人員 “。
這個詞本身並不新鮮。
早在 2002 年末,中國的靈活就業人員就已經達到了 1.45 億人。
此一時彼一時,靈活就業人員這一 ” 行 ” 在這 20 年裏發生了哪些變化?如今,他們又都散布在哪行哪業?
我們想搞清楚這些問題。
靈活的 ” 下崗再就業 “
” 靈活就業 ” 的出現,與下崗有關。
90 年代以來,國企改製,每年有數百萬人回歸社會,自力更生。
目前有據可查的最早一份文件是 2002 年名為《關於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的通知》就如是說道,”
鼓勵下崗失業人員通過非全日製、臨時性、季節性、彈性工作等靈活多樣形式實現就業。通過發展勞務派遣、就業基地等組織形式,為他們靈活就業提供服務和幫助。”
一文定調,靈活就業即是 ” 非全日製、臨時性、季節性、彈性工作等 ”
的工作方式,與其明顯形成強烈對比的,恰好就是此前在國營單位的朝九晚五——準確來說應該是 “956”,一天八小時,一周六天的單休製。直到
1995 年 3 月 25 日,雙休製才正式施行。
如果你對這理解還是模糊,北京市的這份文件表述或許能讓你更清晰:”
在社區從事家政服務與社區居民形成服務關係,或在區縣、街道(鄉鎮)、社區統一安排下從事自行車修理、再生資源回收、便民理發、果蔬零售等社區服務性工作,以及沒有固定工作單位,崗位不固定、工作時間不固定能夠取得合法收入的其他靈活就業工作;”。
說白了,靈活就業不算失業,而是 ” 下崗再就業 “。
畢竟,當時下崗的人實在太多。請注意是,” 當時 “。
據國新辦《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2004)》指出,僅 1998-2003 年,國有企業累計下崗 2818
萬人。
製圖:金角財經
官方為此連續推出了 ” 三年千萬 ” 的再就業培訓計劃,而這群人最終流向,少不了靈活就業。
2002 年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全國 66
個城市的調查就顯示,下崗職工再就業後,85.4%從事臨時性工作,3.3%是小時工或勞務派遣工。
調查估算得出,這一年中國的靈活就業人員約為 1.45 億人。其中 7500 萬為城鎮從業人員。
這與統計數據相當吻合。這一年的城鎮從業人員總數約為 2.5 億人,私營個體就業人員比重為百分之三十三點一,亦即約為 8300
萬人。
這也就是說,在 2002 年,在私營單位就業的人中,有 90% 都是靈活就業人員。
這與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相似的是,單位還是人們眼中的香餑餑。
靈活就業人員裏不得不提的,還有農民工。
除了 7500 萬城鎮就業人員,1.45 億靈活就業人員裏,還有約 7000
萬為進城務工農村勞動力,也就是後來我們常常聽到的農民工。
在這一年,農民工的總數約為 1 億人。這就意味著,進城農民工之中的
70%,都是靈活就業人員。
國家統計局這一年的報告裏還有一句話,” 社會服務業和建築業成為就業人員增加的新亮點 “。
這個亮點持續了將近 20 年。
工廠、工地,遍地靈活
2002 年,靈活就業人員中的 ” 下崗再就業 ” 人員,要比進城農民工還要多出 500 萬。
但在此後接近 20 年的時間裏,農民工都成為了靈活就業人員的絕對主體。
參考一個數據即可得出這個答案——未有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數量。他們或是在各種紡織廠、電子廠、磚窟、煤窟打著零工的工人,或是跟著包工頭輾轉一個又一個工地的地盤工,或是出現在一個個城鎮家庭中的清潔工、煮飯阿姨、月嫂。
他們都是靈活就業人員。
根據 2016 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數據,未與單位或雇主簽訂任何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例為 64.9%。按照
2016 年的 2.82 億農民工來算,這就已經是是 1.83 億的靈活就業人員。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比例在 2013 年之後一直呈逐年上升趨勢。而此後數年的監測報告,未再公布這一數據。
製圖:金角財經
假如我們仍取 2016 年的 64.9% 這個比例,結合 2021 年的農民工總數約為 2.93 億,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數字:
1.9 億。
這與前不久公布的 “2 億靈活就業人員 “,相差無幾。
在農民工中從事行業中占比最多的,則是製造業與建築業。
截圖自《2021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以製造業為例,2021 年,有約 7900 萬農民工進入製造業。
世界銀行在 2004 年與 2011 年做的中國製造業抽樣調查中,企業平均使用臨時工的比重為 34.66% 與 20.57%。
而按照今年 3 月發布的一篇名為《不穩定就業與農民工市民化悖論:基於勞動過程的視角》的論文引用的案例:
武漢市一家從事家電生產的大型企業,該企業共有員工 3475 人,在 2075 名一線普通工人中,企業直接聘用的合同工僅有 171
人;從勞務派遣公司雇用的員工為 846 人;臨時工 1058 人。臨時工比例為 30.4%。
假如我們隻算臨時工,取三個數據的平均值 29.7% 來算,製造業也有至少 2300
萬的靈活就業人員。(而事實上,大多數時候,勞務派遣員工亦可被算作靈活就業人員,根據全國總工會研究室的一份調查,2020
年中國有 3700 萬的勞務派遣工)
數據更為確切的是建築行業。
綜合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 年我國建築行業從業總人數為 5535 萬人中,農民工中從事建築行業總人數為 5415
萬人——也就是說,我國建築行業從業者的 97.8% 都是農民工。
而根據《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的測算,我國建築業就業人員中約有 76.6% 為靈活就業人員。
取這個比例換算,綜合 2021 年的農民工監測數據,我們將得出一個數字:5557 萬。
也就是說,僅僅製造業與建築業,就有接近 8000 萬的靈活就業人員。
加上 3000 萬的家政工,這三個傳統行業就已經撐起了靈活就業人員的大半壁江山。
靈活就業新形態
時代是一個循環。
正如當初農民工取代了 ” 下崗再就業人員 ” 的主體地位,靈活就業人員也在新舊交替。
眾所周知,流水線上、建築工地裏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
根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數據,2015 年製造業勞動力 30 歲以下占比 28.2%,30-45 歲占比 45.7%,45
歲以上占比 26.2%;到了 2019 年,30 歲以下占比降為 21.4%,30-45 歲占比升為 46.1%,45 歲以上占比升為
32.4%。
無論是 30 歲以下比重下降的 6.8 個百分點,還是 45 歲以上比重提高的 6.2 個百分點,均高於全行業變化。
建築業也一樣。
根據《2021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建築業內的農民工平均年齡,已經由 2008 年的 34 歲,增長至 2021
年的 41.7 歲。
工地上的農民工
從年齡構成來看,50 歲以上農民工占比 27.3%,比上年增長 0.9%,是增幅最大的年齡組;21 至 30 歲農民工占比
19.6%,首次突破 20%,降幅達 1.5%。
不幹建築,不進工廠,新一代靈活就業人員都在幹嘛?
答案是互聯網平台。
他們還有一個特別的稱謂,叫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最為人熟知的有這幾種: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
他們正有成為靈活就業人員新主體的趨勢。
市場調查機構弗若斯特沙利文發布的《全國網約車司機生存狀態調研報告》顯示,中國大陸網約車司機人數超過 3000
萬。其中持證司機數量由 21 年 1 月的 308.6 萬,增至 22 年 1 月的 398.8 萬。
中國郵政快遞報社發布的《2019 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顯示,從 2016 年至 2018 年,中國快遞員數量增長了
50%,總數量已經突破 300 萬。去年 6 月,人民政協報報道稱,全國快遞員數量達 335
萬。
外賣員則更多。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截至 2021 年底,中國已有至少 1300
萬名外賣騎手。
隨處可見的外賣騎手
這還不是結束。
可以預見的是,即使我們時常抱怨,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工作多苦多累,靈活就業人員多麽缺乏保障,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數量也還將持續上升。
原因有兩個。
其一,是因為新的平台正在不斷出現——自媒體從業者、短視頻創作者、網絡主播 ……
或許有一天元宇宙裏也能有靈活就業人員。
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這次搶著進場的,不僅僅是從傳統行業逃離的農民工。
還有,嗷嗷待哺的 ” 畢業生 ” 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