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和屈原，端午節你願意紀念誰？

伍子胥像。（圖片來自網絡）

伍子胥與屈原都是楚人，但兩人性格及命運頗有不同。

東漢楊雄的《十二州箴》中的《荊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栗栗，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餘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剽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禦。

楊雄這首詩中的“風剽以悍，氣銳以剛”，經常用來形容楚人性格，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生前，就自稱自己是楚人性格，比較狂傲、急躁、爆烈。熟悉王元化先生的人，則敬佩其血脈裏的傲岸,激情與才學，耿直與剛烈的楚人精神。

對於楚人精神，司馬遷的《史記·項羽本紀》亦有很好的概括：“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按照《中國風俗辭典》的記載，一年一度的端午節來源共有七種，其中兩種說法與先秦時期的楚人相關：春秋末期的伍子胥，戰國時期的屈原。直到今天，端午節已經和屈原牢牢聯係在一起，但是，也有部分地區紀念的是伍子胥。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員（一作芸），字子胥，楚國人（今湖北省監利縣黃歇口鎮）。伍子胥之父伍奢為楚平王子建太傅，因受費無極讒害，和其長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殺害。伍子胥從楚國逃到吳國。

據湖北雲夢縣博物館的資料，在伍子胥（公元前559-公元前484年）從楚國逃往吳國的途中，在雲夢縣沙河鄉辛安寺村時迷失方向，向廟祝詢問離吳國有多遠，廟祝告訴他，這裏就是楚吳交界處，由此往東就是吳國。伍子胥往東見到一塊界碑，這才心安。其後佛教東傳，此廟改為“心安寺”。

其後，伍子胥成為吳王闔閭重臣，，公元前506年協同孫武帶兵攻入楚都，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以報父兄之仇。有人認為，“端午”就是紀念伍子胥為父兄平反昭雪、血親複仇的日子。

屈原塑像。（圖片來自網絡）

在先秦時期，人們崇尚的觀念是“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血親複仇被認為是正義行為。孝高於忠，家高於國。以血緣等關係聯係起來的小共同體高於國家這樣的大共同體。

伍子胥和孔子是同時代人，孔子很讚賞伍子胥的血親複仇:

《禮記·檀弓上》，子貢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

據《越絕書》書15卷：

問曰：“子胥、範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範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範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範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幹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範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幹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為同耳。然子胥無為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為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範蠡遭世不明，被發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

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
“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子胥兵笞平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於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之複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由此可見，孔子在回答中毫不遲疑地讚成伍子胥。

上海博物館藏楚國楚竹書，有一篇曰《鬼神之明》，寫於5枚竹簡之上，專家認為是《墨子》的佚文。其中第三簡有：“五子疋者，天下之聖人也。”而“五子疋”就是伍子胥。

伍子胥的行為不僅受到春秋時代人們的讚揚，到200多年之後戰國時代的屈原，也屢次表示自己要效仿伍子胥。他在《九章·悲回風》中也寫到：“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屈原（約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生於楚國丹陽秭歸（今湖北宜昌），少年時受過良好的教育，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為遭到貴族排擠誹謗屈原，被先後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後，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楚國。

有人認為，端午節賽龍舟、吃粽子，都是為了紀念這位愛國主義詩人。

伍子胥被稱為“天下之聖人”，屈原是偉大的詩人。那麽，作為現代人，應當如何紀念伍子胥和屈原？

透過伍子胥和屈原的經曆可以看到，他們都是政治鬥爭和政治陰謀的受害者。楚平王設計陷害伍子胥的父兄，並且追殺伍子胥以絕後患；而屈原遭到貴族排擠被流放。君主權力的肆意妄為，權臣的構陷造成了兩人的厄運。

按照柏拉圖《理想國》中的說法，王製就是君主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按照法律進行統治。僭主製就是君主沒有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不按法律進行統治。春秋戰國是封建製，但中國素無法治。如果是王製之下，伍子胥就不會遭遇家破人亡的悲慘命運，屈原也不會被流放。

而現代政治的特點之一，就是統治者的權力來自公民同意，國家利用憲法規範統治者及官員、政客的政治行為，權力的爭奪和鬥爭都必須限定於法律的框架之內。無論是總統還是官員、政客，都不得超越法律。在“水門事件”中，美國總統尼克鬆蔑視法律，最後不得不灰溜溜地辭職走人。

以我的偏見，端午節究竟是紀念伍子胥和屈原，並非一個簡單的問題，或許還潛藏著價值觀的選擇：

伍子胥為父兄報仇雪恨，既符合當時人們的價值觀念（即孔子所說的“為父絕君”），並且維護了公平和正義；屈原一腔愛國熱忱卻遭到流放，報國無門之後憤然自殺，更接近於國家主義。在兩者之間，我會毫不猶豫地支持前者。

在我看來，伍子胥更值得激賞，也更能體現楚人精神。伍子胥率兵打回楚國，成功複仇，將楚平王墓掘開鞭屍三百，可謂大快人心，足以令暴君昏君懼。對於昏庸無道、濫殺無辜且胡作非為的暴君，沒有讓他在生前得到應有的懲罰，這樣做已經算是便宜他了。屈原的經曆讓人慨歎和同情，但投汨羅江而死於事無補且過於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