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00多元一瓶的赫蓮娜白繃帶麵霜用完了,楊豔打算到專櫃續上。
在商場閑逛時,她意識到自己剛被裁,為收入驟停和未來發愁,突然舍不得買了。正巧走到屈臣氏開架前,她看到標價159元的法蘭琳卡乳液,順手付款。
翌日,她準備去一家公司麵試,在梳妝台前抹完乳液的臉泛起油光,“粘了吧唧的”,煩躁又失落。好不容易收拾體麵,一路殺到複試後,對方聽她報的每月3萬元理想薪資,沒再來消息。
去年10月,楊豔被一家To B(麵向企業客戶)的互聯網傳統企業裁員,42萬年薪成為過去式。原本她認為,To
C(麵向消費者)互聯網公司已經在走下坡路,To B興許還有機會,沒想到最後還是與其他在大廠的朋友一樣遭遇被裁員。
高速擴張時砸錢招聘、市場遇冷時收縮裁員,已經成為大廠的生存慣性。近年來,在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疊加疫情的影響下,不少互聯網大廠紛紛裁撤邊緣項目,聚焦回主營業務。
據網信中國統計,2021年7月至2022年3月中旬,百度、騰訊、阿裏巴巴、字節跳動等12家企業總離職人數為21.68萬人。或許,其中不少是被裁掉的職員。
裁員變成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動蕩,影響員工的現實生活,乃至令他們對互聯網的信任和崇拜崩塌。楊豔被裁後就感覺,自己“隻是大型機器運行的一顆螺絲釘”。
他們像洗衣機裏的衣服,被揉擰幹了甩出來後,失去了重心和秩序。兼顧收入失控的生活,他們不斷降低預期,尋找內心的自洽。

1月初的一天,正在上班的趙雪菲突然收到開會通知。她帶上手機、本子和筆,跟著部門十來位同事走進大會議室,心裏直犯嘀咕:這樣的全員會議可不常見。
進會議室前,她瞥見領導在會議室外徘徊,“是不是我們的項目黃了?”心幾乎提到了嗓子眼。很快,領導進門,宣布“大家可能都要被裁了”,她腦袋嗡了一聲,感覺氣氛一下子凝重起來。
在趙雪菲的認知中,互聯網大廠是個好去處,扁平、福利好、充滿可能性,她幾個優秀的朋友都在大廠。去年,她從國外一家知名大學畢業,就業簡曆無一不是投向了互聯網公司。通過熟人內推、過五關斬六將的數輪麵試,她才踩在春招的尾巴上如願進入一家主營社交媒體業務的二線互聯網大廠,成為部門年紀最小的00後。
去年底,團隊還計劃結合火得發紫的“元宇宙”概念大幹一場,沒等到施展拳腳的一天,裁員的消息卻率先來了。

■ 趙雪菲開會的白板。
會後,趙雪菲回到工位上,一位女同事過來對她說,“那個原型先不用畫了,等下一步通知。”她禮貌應允,兩人心照不宣——整個部門都沒了,哪還有什麽下一步呢?
就在趙雪菲被裁十幾天前,同在西二旗上班的周騰飛也收到一則“死亡通知”——業務調整溝通會的會議邀請。他腦子裏第一時間蹦出的想法是:完蛋了,肯定要裁員。兩天前,遊戲部門就是這麽被裁掉的。
坊間傳言稱,公司將裁撤周騰飛所在的房產業務部門,猜忌和不安籠罩在每個人頭上。不過,同事安慰他:不會的,幾個月前,領導還說要大做。何況,團隊如期完成了領導設定的幾千萬業務指標。
自我安慰很快被擊碎。平安夜那天,部門三十多人悉數到場。副總裁拿了一張紙,在眾人麵前念道:“因為疫情和大環境的影響,公司將和在座的各位解除勞動合同……”念完後,人力總監接棒宣布:“今天下午,公司會逐個跟各位同學溝通賠償相關事宜”。同事們坐在底下,或神情憤怒,或麵容呆滯。
開完會,周騰飛和十幾個同事一同到園區散心,在一個小廣場前駐足。同事倒起苦水:“不光我們,相關的研發什麽的,居然全被裁了。”一位女生嘴上說著“沒什麽,也是個新的開始嘛。”眼圈卻紅了。還有個男同事氣憤地說:“早知道這樣,老子他媽昨天晚上就不加班了。”
公司給了他們兩個方案。方案A:12月底前離職,賠償N加1,年假折算成現金;方案B:1月底離職,賠償N,年假作廢;如果AB都不選擇,公司將單方麵解除勞動合同。
周騰飛的領導似乎早有準備,當天選了A方案,兩天內撤離,多數人則選擇留下。周騰飛選擇了仲裁,“現在這個環境,我去哪找工作?”周騰飛已經39歲,被裁的兩個月前剛搬進新買的、位於北京昌平的房子,房貸月供1.5萬元。他在大廠8年,心感委屈,“我工作這麽多年,憑什麽想甩就甩?”
以前,周騰飛經常淩晨3點驚醒,琢磨白天工作的事,不得不依賴中成藥入眠。被裁那天,他反而睡得踏實,“工作中有無數糟心事,現在操心的隻剩下被裁。”

■ 被裁員不久,周騰飛的朋友圈。
裁員的浪潮不僅席卷互聯網宇宙中心西二旗,楊豔在8公裏外的一個產業園也感受到了寒意。去年10月的一天早上,她剛到辦公室,在微信上找領導匯報工作。領導反常地叫她去辦公室。
到了辦公室,兩人麵對麵坐著,領導直截了當地問:“你喜歡現在的工作嗎?你每天花多少精力在上麵?你在工作中有思考嗎?”一連串的問題直接把楊豔問懵了,楊豔感覺到某種不確定。領導補充道:“我覺得你不適合這份工作。”
當天是周五,周末楊豔就到公司收拾完東西,一刻也不想多待。要好的同事知道她被裁後,幫忙打包物件,其中一個升降桌很沉,是楊豔為方便伏案添置的。工作多年,她的頸椎一向不好。
在此之前,楊豔從未想過遭遇裁員,更沒想過那之後,她的就業難度呈幾何級增長。

楊豔家在遼寧鐵嶺,父母常年外出務工。她從小跟著姥姥姥爺長大,鮮少規劃甚至想象未來。大四那年,同學們紛紛找好工作或決定考研時,她連一場招聘會都沒去過。
2007年夏天,剛畢業的楊豔應同學之邀到北京旅遊。正巧得知一家日企在招聘前台,就去麵試,最終在群麵的十幾人中脫穎而出,月薪2500元。她還沒正兒八經瞧過北京就上崗了,工作地點在建外SOHO。
那時的楊豔隻覺得北京繁華,街上無數衣著光鮮、步履匆匆的白領,在高大的寫字樓間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她渴望成為其中一員。
楊豔穿著廉價職業裝幫領導訂機票、收發快遞,踩著磨腳的粗高跟鞋到處跑,下班出地鐵還要走15分鍾才能回到偏僻的出租屋。白天貼在腳後跟的創可貼,下班後常常已經不在腳上。
四個月後,楊豔換了份工作。她喜歡文字,轉而去給移動和聯通編寫微內容,積累了三年經驗。後來流行飛信,她又跳槽去飛信從事內容運營,一幹又是四年。
多年的經驗積澱,工資也水漲船高。2020年她跳到大廠後,年薪42萬元左右。即使沒有理財習慣,日子也過得相當滋潤,買幾千塊的護膚品輕輕鬆鬆。自從買了更昂貴的品牌鞋後,磨腳的毛病沒再出現過。
周騰飛比楊豔晚三年到北京。他是河北人,80後,學生時代就愛鼓搗。90年代條件有限,他在小霸王學習機上自學機器語法,年紀輕輕就創建了自己的Flash網站。隨著優酷等頭部視頻網站的誕生,高成本的Flash生存空間被擠壓。
周騰飛放棄了創業,孤身一人從石家莊坐火車到北京,看著天空的色彩因霧霾的減少而逐漸明亮起來。彼時,電商正瘋狂擴張。他從凡客起步,學到了自學接觸不到的語法知識,生活充滿幹勁。慢慢地,周騰飛帶起了一個小的研發團隊。
有天早上,他通宵在公司上線完產品,回家後正在洗澡,一通電話打來要求他回公司改漏洞。周騰飛顧不得身上沒衝幹淨的泡沫就出門,等再次回到家,身上的香皂泡已經幹得像爽身粉。
凡客出現供應鏈問題導致公司遇到瓶頸,周騰飛順勢跳到樂蜂網,幹了兩年。進大廠的機會來了。
2014年,BAT等知名互聯網公司像一台台膨脹的機器,以高薪、健全的福利和廣闊的上升空間吸引無數打工人投身於此。周騰飛不記得給這家在國內的一線互聯網大廠投過簡曆,但對方確實找上了門。他當時還有另一個機會,在一家小公司產品任職總監,崗位各方麵與大廠P5不相上下。為發展前景考慮,他毅然選了大廠,“那時它的名聲還是很好的。”
周騰飛喜歡在公司食堂吃早飯,早早來碗粥或豆腐腦,像回到家裏總有熱騰騰的飯菜等著自己的時候,很有歸屬感。

■ 周騰飛開車上班,路上堵成一片。
剛去那一年,公司業務紅火。年底,公司年會在首都體育館舉辦,CEO穿著金色的衣服在台上敲架子鼓,很多人在台下,沉浸在與有榮焉的喜悅裏。那年的年終獎也給力,基本上是往年的3倍,周騰飛對未來充滿希冀,即使業務調整頻繁,經常熬夜加班、偶爾通宵達旦。
80後的周騰飛鼓搗小霸王學習機幾年後,00後趙雪菲才在河南出生。高中時,全家從河南搬到北京生活。爸媽都在銀行上班,家境優渥,大學直接將孩子送到美國讀書,一年學費要四十多萬人民幣。
2020年,全球爆發新冠疫情,趙雪菲的學校通知居家上網課。“在哪不是上,不如回國還能省點錢。”趙雪菲果斷做了決定,買了一張回國機票。在家裏密集地修課,提前一年畢業了。她慶幸回來得早,因為等畢業時,留學生回國的機票動輒上萬,有錢也難搶,好幾個國內同學直到畢業都沒能回國。
畢業前,趙雪菲未曾擔心過就業。但即將畢業開始找工作時,她意識到進大廠無異於千軍萬馬過橋。2021年春招,她海投了20多家互聯網公司,能進入麵試的不多,最後拿到Offer的公司更是少到一隻手都數得過來。權衡之下,她選了更感興趣的、主打社交媒體的互聯網大廠。

■ 趙雪菲園區的垃圾桶,很多員工在午間休息時在這抽煙。
去年10月,趙雪菲滿懷希望地上班,為了不遲到基本上都是打車上班,堵車時才坐地鐵。即使部門沒有要求,她在晚上七八點下班後仍自覺加班。支撐著她的,是渴望早日做出成果的盼頭。
三個人的命運在不同的軌道上運行,直到2021年末、2022年初,他們以另一種形式交匯了。

楊豔被裁8個月前,剛和前夫協議離婚。前夫提出每月支付2000元撫養費,收入尚可的她壓根沒當回事兒。被裁後,收入靜止了,開支卻一樣沒少:每月房租6000元、每月孩子乒乓球培訓費3000元、不固定給父母的5000元生活費、吃的用的一樣樣壓在楊豔身上。“N+1”的賠償並不能帶給她太多安慰。
工作找得也並不順利。楊豔36歲了,大齡、離異帶娃、還不是本地人,在就業市場上經常遇到“額外的關切”。麵試時,她總被問“還要不要二孩”?她解釋自己剛離婚,引來更多問詢——為什麽離婚?孩子歸誰?你照顧得過來嗎?麵試的熱情隨即被澆滅大半,隨之而來的是日漸垮掉的身體。有段時間,楊豔後背疼且嚴重失眠。醫生說,這是焦慮的一種表現。
今年1月,北京下雪,那段時間孩子在老家父母幫帶。楊豔一人在家,體溫飆升到39度6,“倒杯水都費勁”。她害怕自己在家暈過去沒人知道,但下意識地還考慮“要省錢”。她叫的滴滴排到70多位,不得已打120,花了四五百元。躺上車時,她已經迷迷糊糊。
那段時間,楊豔覺得自己什麽都不行,“身體不行,婚姻沒了,事業一落千丈”。她經常躺在床上,漫無目的地刷Boss直聘,每天將50個崗位投滿,再去社交網站上瀏覽陌生人被裁的遭遇。“他們有老公,有收入,還有房子。一些年輕人也被裁,但他們年紀小,在我看來都沒我慘。”
楊豔試過降低預期,到體量一兩百人甚至20來人的公司,但總感不適。在大廠,她隻需管產品運營的一畝三分地,但去到小公司,文案、產品宣傳,甚至審核合同的工作都要做。而退回老家發展,當地5000元都算高薪,她沒法接受這麽大的落差。楊豔不知道為什麽,自己的人生突然就變成這樣了。
幸好,楊豔有位朋友在創業初期,見她離職,邀請她一起做進出口貿易。楊豔主要負責IP形象設計、自媒體運營方麵。閑下來時,她也給一些公司寫文案或產品宣傳,慢慢忙起來,生活逐漸回到正軌。

■ 楊豔運營的秘魯羊駝玩偶。
趙雪菲的經驗是碎片化的。應屆生被裁後首先遭遇的困境是:沒法再參加校招,社招又輪不上自己。剛被裁的那些天,她總是懷疑自己的價值,甚至一度後悔回國。得知有個朋友想回國工作,她甚至勸對方:“別回來,我都被裁了。”

■ 趙雪菲的工位。
她在豆瓣上詢問網友該怎麽辦,看著一浪打過來的裁員潮波及了太多人,居然不那麽焦慮了,並決定先順應時下的流行——“靈活就業”。
如今,趙雪菲經營著一家小工作室,給客戶撰寫留學文書,閑下來時接一些模特拍攝活動,一天600塊左右。兩個副業暫時托住了她,至少在接下來的幾年內,趙雪菲不打算再進互聯網公司了。
周騰飛把紙箱子抱在胸前下樓的時候,已經沒有門禁卡了,隻能喊住不遠處一個同事幫忙刷開。那一刻,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和工作八年的地方再沒有任何關係,心裏泛起酸楚。
離開公司後,周騰飛的時間大段地空出來。他所住的一樓有個小院,他時不時收拾一下,盤算著該種些什麽花,或者帶著公司發的袋子去附近的市場買菜。同事還吐槽,那可能是公司發的最實用的東西。
過年期間,周騰飛將父母接來北京看病。父親做了一個手術,豐富的醫療資源是他覺得北京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周騰飛和妻子都覺得,北京不適合生活。它太大,過一條馬路這麽簡單的事情,“必須翻一個過街天橋或者穿過一個地下通道”才行。

■ 過年前,周騰飛在北京趕集,購置年貨。
“但我們是來掙錢的,還能忍受。失業了,我們好像也失去了待下去的必要。”周騰飛身邊不少同事因擔心斷社保,接受了裁員賠償,隻有他還在仲裁,“我的底氣是大不了把房子賣了,不在北京待了。”
與此同時,周騰飛看到新聞上有那麽多失業的人,決定將自己的經曆拍成視頻發出去,給別人安慰和啟發。3月16日晚大概6點,他發出第一個視頻。一刷新,就增加一萬瀏覽量。那天晚上,他幾乎沒睡。第二天,點擊率破百萬。
同事找到他,“騰飛,我支持你!”在荷蘭和加拿大的朋友看見了,甚至弟媳婦在老家也看見了,紛紛勸刪,“還有哪個公司敢要你?”周騰飛像是賭氣地回應:“本來就找不著。”
開始做直播後,經曆相似的人聚到直播間。有個觀眾連麥周騰飛,請教孩子的職業規劃。聊完後,觀眾感歎:“沒想到大廠內卷那麽嚴重”。
經曆了猝不及防的裁員風波後,三人紛紛勸年輕人“別去互聯網大廠”。楊豔和趙雪菲更決絕,有機會也不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