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十年:微信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什麽影響？

學人簡介：徐賁，著名學者，現居美國。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係、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係，寫作領域包括公共生活、國民教育、公共文化記憶、公民社會建設等。著有《在傻子和英雄之間
: 群眾社會的兩張麵孔》《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麽理由來記憶》等。

近期，馬斯克在播客節目中盛讚了“微信”，引起了國內的熱議與轉發，尤其是在他身處收購推特的輿論焦點之下，引發了大家對新一代推特的猜測。

在節目中，馬斯克稱：在中國，基本上人們可以活在微信裏；用戶可以發表評論、視頻，而且內容創作者可以獲得收入分成；你可以用微信完成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在他看來，微信是一個很好的值得學習的模範……

今年，恰好也是微信朋友圈十周年。同時正如馬斯克所言，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工作，都已離不開微信的存在。然而，我們該如何去理解微信這一日常使用的工具呢？為何它能夠如此影響我們的生活，以至於我們無法離開微信？它對我們的生活與內心，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1.微信的“信”：人類第三次通信時代

微信的朋友圈已經有十年了，朋友圈可以說是微信社交媒體的特色產物。無論是作為個人之間的“即時信息”（問候、寒暄、聊天）的方便工具，還是作為“嚴肅信息”（時務評論、學術消息、論文分享）的傳遞渠道，微信都已經是許多中國人不可缺少的社交平台。

微信上有各種各樣的“朋友圈”，對不同的朋友圈，微信的“信”有不同的含義和作用。我在這裏隻能談一下我所關注和熟悉的那種“信”，以及它在思考型朋友圈裏可能起到的社群構建作用。社群是我們感覺了解和被了解的地方，在比較了解的相互關係中，人們才能比較容易看清彼此的真實興趣所在。

從曆史上看，社群構建是“信”所能起到的最重要的社會功能之一，隻是在關鍵的曆史時刻和文化變革下才特別顯現出來。拜科技革命所賜，我們有幸正在見證這樣一個曆史時刻和文化變革。社交媒體是否將會幫助構建某種新型的人類社群，現在還不完全清楚，有好的跡象，也有不好的跡象。如何幫助社群構建朝好的方向發展，應該成為我們今天反思社交媒體（包括微信）的一個部分。

微信的“信”，傳遞的遠遠不隻是朋友、家人、熟人之間的問候或訊息（私人通信），它還具有一種人群組合的功能，形成一個又一個無形的“社群”
或“社團”。雖然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早已有了私人通信，但發揮社群建構作用的通信卻要到羅馬帝國，尤其是公元1世紀的基督教運動時代才會出現，那個時代因此也被稱為“書信的黃金時代”。下一個這樣的重要時代，在18世紀啟蒙運動又出現過一次。今天，電子社交媒體促成了人類曆史上第三個這樣的重要時代。

這三次通信時代構建的社群性質都不相同，第一次構建的是一個宗教信仰社團（基督教會），第二次構建的是一個精英哲人的理性學術社團（文人共和國），到目前為止，第三次構建的是大眾時代各種各樣的部落社團，微信的朋友圈不過是其中的一種。

從智識和道德水準來看，微信朋友圈的許多部落都是開放社會的退化形式，但這並不是微信朋友圈的全部，有的朋友圈“思考部落”蘊藏著構建新型社團的可能——能不能實現，得看微信使用者一起在那裏做些什麽。

2.古代的“信”和信仰社群

羅馬帝國時期是希臘人和羅馬人的信件（文學和非文學）的黃金時代，早期基督教也參與其中。早期基督教運動本身，實際上是通過寫信人發展起來的。基督教運動中信件的功能，包括宗教和道德指導、神學宣傳、牧民關懷和谘詢，以及在教會領導層中行使權力。基督教信件的曆史始於公元50年左右，最有代表性的也許是猶太基督教傳教士掃羅/保羅的書信，《新約》中以他的名字保存了13封書信。

早在保羅活動的羅馬帝國時期之前，古希臘就已經有了關於書信的紀錄。希臘人書信的最早證據，可在荷馬的《伊利亞特》（公元前8世紀下半葉）中找到。公元前五世紀，希臘悲劇詩人歐裏庇得斯用“信”設計了他三部悲劇的情節。古希臘思想家希羅多德在他的《曆史》中提到和引用一些信件，基本上都是波斯帝國的（秘密）外交、軍事事務和行政管理信函。有證據表明，希臘人也是這麽做的。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也提到了好幾封信，一般是外交或官方信件。其中，他引用了斯巴達人指揮官保薩尼亞斯與波斯國王之間的通信，流亡的雅典將軍特米斯托克勒斯寫給波斯國王阿塔克賽斯的信，以及雅典將軍尼西阿斯的長信，他在這封信他向雅典人通報了西西裏遠征的進展情況。

在一部西塞羅通信集裏收錄了大約860封羅馬共和時期的信件，有90封是由同時代的重要人物如凱撒、布魯圖和龐培寫給西塞羅的。西塞羅的私人信件，記錄了共和國後期羅馬精英成員之間活躍的信件交流，還讓我們看到信件的典型主題和用途：推薦朋友和熟人、死亡後的安慰、哀歎自己的痛苦、政治事件的信息和私人事務；但也有關於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是醜聞事件的傳聞趣談。這樣的內容，和我們今天常在微信上看到的差不多。

與希臘、羅馬時代的通信不同，公元1世紀的基督教通信，不隻是寫信人和收信人之間互通信息，而且是信眾的共同讀物，因此幫助構建了早期的基督教社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才成為人類通信史上的一個裏程碑。基督教曆史學家斯坦利·斯托爾斯指出：“早期基督教的一些性質使其成為一個寫信的運動。我們擁有古代基督徒寫的九千多封信。”
九千多封信（其中許多是世俗的）存留到今天，但更多的幾千封信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丟失了。今天基督徒們最熟悉的現存信件是那些被整理並列入《新約》中的信件。《新約》中約有一半是寫給教會和個人的信件。

公元1世紀，寫信是一個昂貴而耗時的過程。當一個人寫信時，他或她經常使用一個專業的助手（秘書），因為寫信是一種涉及標準化修辭技巧的專門技能。在一封精心製作的信件定稿之前，往往要經過幾稿。新約中提到了一些助手，例如特提烏斯和西拉。保羅在問候中提到的一些人也可能幫助保羅寫作和製作他的信件，例如，索斯提尼，也許還有提摩太。

保羅和其他寫信的人都希望他們的信件能在教會會議上被大聲朗讀。許多學者認為，新約中給以弗所的信是寫給小亞細亞的其他教會的，而不僅僅是給以弗所的。保羅在坐牢時寫給教友們的一封信裏特別關照：“你們念了這書信，便交給老底嘉的教會，叫他們也念；你們也要念從老底嘉來的書信。”

公元3世紀曆史學家尤西比烏斯在他的《教會史》裏記敘了在教會會議上大聲讀信的習俗，“在古代和我們的教會中，許多教會都公開宣讀”。尤西比烏斯引用了狄奧尼修斯（Dionysius，172年左右任科林斯主教）寫給索特（Soterius，167-174年任羅馬主教）的信，其中寫道：“今天是主日，我們讀了你的信，並將繼續經常讀它來告誡我們，就像我們對克萊門特為你（即羅馬教會）寫的早期信件一樣。”

正是因為這樣的“信”是公共讀物，它才得以發揮構建一個信仰社團的作用。

在教會的前兩個世紀，大多數會眾都在家裏聚會。一些會眾領袖幾乎沒有接受過基督教教義方麵的培訓，因此使徒和主教的信件副本在會眾的崇拜和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信件被大聲朗讀，以提供靈感、鼓勵、教導和糾正。今天，微信上那些被廣為轉發的“信”，更像是基督教運動中而不是希臘、羅馬時期的信。微信上傳播的一些時務評論、問題分析、學術論文、文化解析等，也都是給眾人閱讀的公共讀物。

3.啟蒙時代的“信”和知識社群

18世紀迎來了通信構建新型社群的第二個活躍時期，這次構建的不再是一個宗教信仰群體，而是一個以知識、理性和人道價值為基礎的學者社群：“文人共和國”。

彼得·蓋伊在《啟蒙時代》裏寫道，“大體而言，文人共和國是一個鬆散的聯合體，靠朋友聚餐、酒館和咖啡館裏的非正式聚會和廣泛的通信來維係彼此的關係。”啟蒙時代的知識變革帶動了知識群體的變革，新知識通過以“信”的形式傳遞的文字，無國界限製地在知識者之間傳遞，“信”再一次在曆史上發揮了構建新型社群的作用。

啟蒙運動時期，從一開始，書麵信函就是首選的交流媒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歐洲範圍內形成學者社群的前提條件。在那個還沒有學報和期刊的時代，信件是與整個學界接觸的唯一途徑，可以了解最新的發現，獲得書評，甚至是在國外出版的書籍本身，尋求讚助，傳播自己的理論觀點，並獲得影響力。

一言以蔽之，寫信是推動一個人作為學者的職業生涯的根本。學者們圍繞文化機構（如博物館、圖書館、學院）和研究項目組織起來，收集、整理和傳播知識。這是一個前學科時代的社區，大多數現代學科都是在這裏發展起來的。它是今天各種知識學科聯盟的祖先，從17世紀的沙龍和18世紀的咖啡館到科學院或學術團體和現代研究型大學，一步步發展起來。書信往來，曾是早期現代歐洲博學世界的支柱，一個支撐學術理念和成果的社會支架。

這個知識群體的統一，並不意味著眾口一詞，它的一個標誌乃是成員們在哲學和政治信念上各持己見，正如蓋伊所說，“啟蒙哲人……除了以推動共同的事業為最大樂事外，其次就是以批判戰友為樂事了。”

他們自稱是一個“小團體”，有共同效忠的事業和共同的世界觀，“這種意識超越了他們彼此之間的激烈爭吵：啟蒙哲人沒有一個政黨綱領，但他們確實結成一黨。……外界的騷擾或對騷擾的擔心也驅使啟蒙哲人們想到他們的共同之處，忘掉他們之間的分歧”。

把啟蒙人士聯係成“文人共和國”的，不是今天大學裏那種躲避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學院專業主義，他們通過各種可行的途徑貼近現實。他們的知識興趣與啟蒙的意願一脈相連，合二為一，既開拓了新知識的領域，也形成了新的讀者群體。他們和讀者形成了英國學者塞繆爾·約翰遜所說的“心靈共同體”，他們的通俗化很少流於庸俗。

這也是今天我們在微信上能夠看到的那種可以視為“信”的，上傳和轉發的知識和思想讀物。18世紀啟蒙時期的“文人”社團，在世界範圍裏形成了新的思想和價值觀紐帶。

當然，文人共和國隻是一個想象中的社區（一個學者的烏托邦，在那裏，差異在理論上並不重要），但它也是一個信息網絡和一個動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各種各樣的知識項目——其中許多對社會、政治和宗教有著重要影響——被提出、辯論、驗證和實踐。它是在前人開拓的條件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在16和17世紀，商人和傳教士幫助建立了全球信息網絡和殖民前哨，改變了文人共和國的地理環境。到了18世紀，形成一個跨大西洋的通信網絡便是水到渠成。雖然隔著大西洋，但一些美國建國之父們也與歐洲思想家們有頻繁的通信往來。

18世紀的通信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價格昂貴，不是一般人能負擔得起的。信件常常直接交給船主和船長。美國法律要求船長將所有郵件送到第一個入境港口的郵局，但有時也會被帶到收件人或所送郵件的當地郵局投遞。直到19世紀中葉，美國城市之間的信件往往是在郵件之外私下進行的。在許多情況下，其目的是為了避免美國郵政局收取的高額費用。

4.社交媒體時代的部落社群

如果說18世紀是一個文人通信熱的時代，那麽當下就是一個大眾微信的狂歡時刻。

“信”變得如此便捷而且免費，不管是誰，隻要願意，愛發什麽“信”就可以發什麽。倘若不會寫，那也不要緊，隻要動動手指，轉發個什麽，不也同樣是一封信嗎？人們互相問候，經常不著一字，轉發個什麽，熱絡或友誼的意思就已經傳到。微信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的這種“互致問候”的心理需要。再加上寫字懶人愛用的形意符號（emoji），講究格式、稱謂、祝詞等的傳統“書信”已經幾乎完全被沒有文化要求的
“大眾通信”所取代。

更關鍵的變化是，以前是要有嚴肅的事情，重要的發現、非交流不可得思想成果等，才提筆寫信。今天，如何一個“大眾發信人”都可以因為一點點雞毛蒜皮的事情，或者根本是沒話找話說，就上網聯絡，更不要說是因為無聊和孤獨而找人聊天和閑談了。古代通信那種嚴肅交流的意義和價值也就大大降低了，甚至幾近為零。

人們會通過社交媒體形成大大小小的熟人朋友群，這樣的群合並不是建立在什麽理念或價值基礎上的。這樣的“微信人”，充其量不過聯絡為一個個同病相憐、互相安慰、分擔抱怨、抱團取暖的小部落，不可能指望他們能互相結成更大的群體。

社會學家們和媒體研究者關注一種更深層的信息部落，他們被困在“信息繭”裏，沒有意願也無力突圍而出。這樣的信息部落，不隻是情感上的，而且更是認知上的，是一些信息單一、思想封閉、自以為是的“部落”，這樣的部落與開放社會是格格不入的。

哲學家卡爾·波普曾對現代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抽象”和“去個人化”表示擔憂。對於社會中人們之間日益加劇的隔離和碎片化，波普寫道，“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實際上從不打照麵，辦事的方式是孤獨而隔離的個人用文字信件或電報互相聯係……這樣的虛構社會可以稱為完全抽象或去個人化的社會”。波普一生捍衛開放社會的理念，警告開放社會始終存在著一個危險，那就是社會的抽象化和去個人化。今天，大眾社會的社交媒體問題正在證明波普的預言是多麽正確。

開放社會，按照波普的說法，是一個人們堅持言論和思想的自由，互相理性地平等對待，可以在說理中互相批評，推動社會進步。社交媒體上的大多數部落都是相互隔絕的，許多人隻是通過部落式的“朋友圈”才尋求到某種歸屬感和安全感。信息來源的單一化造成了部落民眾觀點的“極化”，他們變得越來越偏激和固執。

這是對社交媒體非常負麵的看法，雖然對絕大多數這樣的部落來說是準確的，卻容易忽略社交媒體上另一些有著積極和建設性意義的部落活動，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在這些部落中起到積極凝聚作用的思考禮物關係。

大致而言，人們在社交網絡上做三件事：消費內容，分享內容，饋贈內容。

絕大多數人都是不加分辨地瀏覽閱讀，有的人經過閱讀甄別和選擇後，把自己認為值得分享的內容轉發出去，少數人有自己的想法，寫下來上傳到朋友圈或網上。幾乎所有的社交媒體將“分享”打造成一個主體概念和行為，使分享成為社交網絡的思維和架構的核心。這可能無意給許多人造成了一個錯誤的印象：即分享是社交網絡的全部用途。然而，這樣的“分享”概念不能告訴我們，什麽是在線社區的道德意圖和心理回報，應該如何看待在線活動對人們產生的吸引力呢？——僅僅是抱團取暖，還是貢獻獨立的批判性思考成果（正確與否另當別論）。因此，這樣的“分享”會使人們忽略了社交網絡的社會責任和道德潛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社群送出自己的饋贈。

“信”的饋贈和回報，構成了信的“禮物”特征。古人就已經覺察到了“信”與“禮物”以及“友誼”之間的內在聯係，“信”可以幫助克服或至少應對分離，但也會引起人們對這種分離的關注，從而有可能強化孤獨感。作為一種服務於社會和實用需求的對等交流媒介，信件交流與禮物贈送密切相關。盡管信是一種主要被理解為文字的物質物品，但它還有一個口頭/聽覺層麵。通常情況下，持信人的口頭信息是對書麵文字的補充。更重要的是，書信還具有內在的口頭性。由於信件通常被認為是作者的真實寫照，書麵文字在送達時被朗誦，而不是由收信人默讀。

在一些微信朋友圈裏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禮物和禮物饋贈，這是微信朋友圈最積極，最有智識和道德吸引力的部分。這裏需要對兩種不同的微信朋友圈加以區分：第一種是“人為的”，如同學、同事、業務聯係人員等；另一種是“自然的”，包括自願組合和與微信聯係人組成的朋友群。人為群裏經常會出現劇烈的立場和意見暴力衝突，迫使不願陷入其中的人選擇退群。自然群體以誌同道合為基礎，較少發生這種情形。思考部落的社區，基本上屬於後一種自然朋友群，但並不是所有的自然朋友群都是思考部落。

5.思考部落的禮物精神

思考部落是由部落裏傳遞的特色“禮物”，也就是思考，為特征的。1914年至1918年期間，波蘭人類學家布羅尼斯瓦夫·馬林諾夫斯基在特羅布裏安群島進行實地考察，該群島由所羅門海的珊瑚環礁組成，呈螺旋狀。馬林諾夫斯基放棄了島上的殖民地定居點，“回到本土”，與島民生活在一起，觀察他們的習俗。馬林諾夫斯基的研究結果發表在《西太平洋的阿根廷人》（1922年）中，改變了西方研究人員對本土文化的思考方式，並催生了現代人類學的學科。

馬林諾夫斯基很好奇，為什麽部落首領會在群島上旅行，互相交換禮物。酋長們會冒著生命危險從一個島劃船到另一個島，交換明顯不值錢的飾品（貝殼項鏈和臂章），但他們把這些飾品當做珍貴的物品。整個特羅布裏安群島在一種儀式性的禮物交換中聯係在一起，島民們稱之為庫拉環（Kula）。庫拉環，是本地文化的核心和靈魂。參加庫拉環是一種特權，也是政治權力的標誌。地位高的參與者往往會有幾十個夥伴，他們通常會與之交換禮物。盡管這些物品本身很微不足道，但禮物的傳遞卻非常隆重和有儀式感。

馬林諾夫斯基感到困惑的是，為什麽在庫拉環中交換的飾品會被島民們如此敬重地對待。如果部落首領想給對方留下深刻印象，他們為什麽不建造更多精致的禮物，或贈送更多此類物品？在北美的“誇富宴”（Potlatch，又稱散財宴）中，禮物的數量很重要。數量是權力、財富和慷慨的標誌，所有這些都反映在贈送者為其禮物贏得的聲望上。然而，在庫拉圈中，禮物的數量並不重要；給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顯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庫拉圈有一種象征性的東西在把這個過程聯係在一起。那麽它是什麽呢？

答案是在他與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的辯論過程中出現的，莫斯在1925年的《論禮物》中對馬林諾夫斯基的工作做出了回應。莫斯認為，每件庫拉禮物都是特羅布裏安群島文化的“全麵預演”。每件物品都有其複雜的曆史，從一個接受者到另一個接受者的旅程和通道，經次傳遞這些物品就是確認這段曆史，並由此再生傳統的禮物交換文化。莫斯借鑒了毛利語的“豪”（hau），意思是“禮物的精神”，來解釋庫拉禮物所受到的尊敬。禮物不僅僅是一個禮物：它是交換文化的精神象征。繼續交換是一種精神行為，肯定了文化的統一性。

在微信的思考部落裏，思考是部落的精神，包含著思考的“信”是在部落裏不斷傳遞的禮物，它從不在某一個人手上停下來，成為他的財產或資產。一旦禮物的傳遞停止了，它也就死了，不再有價值。與馬林諾夫斯基和莫斯觀察的土著部落不同，微信上的思考部落成員可能同時屬於不止一個部落，他們恰恰是思考部落裏最有價值的成員，因為他們會把一個部落裏傳遞的禮物向其他思考部落傳遞，思想禮物的庫拉圈便隨之擴大。

我不知道微信使用者們中，是否有可用以“散財宴”為隱喻的部落。我想，如果有的話，那一定是以某種絕對權威為中心的部落。這個權威向群內成員發放禮物，禮物是他的權威、資源和慷慨的象征，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後學”和“國學”圈子就形成過這樣的“散財宴”部落（雖然不是在社交媒體上）。大家圍著當時的幾位“學界大佬”轉，想從他們那裏多得些禮物（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推薦信，等等）。那是微信朋友圈之前的事情，我不清楚今天微信朋友圈裏是否還有這些大佬的蹤影。不過，我所知道的思考型微信群都是以“庫拉禮物”而非“誇富禮物”為其部落精神，我認為這是一個至今還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的進步。

社交媒體上人群的部落化已成常態，部落化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是部落中傳遞的是怎樣的認知和價值禮物，這樣的禮物會成為有標誌性的部落精神。在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社會裏，不應該強求同一或統一的禮物精神。以任何名義作出這樣的強求，都有可能淪變為全麵管控和壓製的借口。單單在微信這一個社交平台上，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許許多多不同的部落，隻要它們不互相仇視，即使認知和價值觀有分歧和衝突，也能和平共存，相安無事。

不同的社交媒體網站（如中文的微信、微博、抖音、知乎、豆瓣等）形成的不同“部落網”，要比微信部落的範圍更大，這樣的部落也可以用人類學研究的部落為隱喻。美國社交媒體評論人蒂莫西·雷納指出，每個社交媒體網站就像太平洋裏某些群島中的一個島嶼，“它是一種禮品文化，這意味著它吸引了一定的人群。每個人群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興趣和期望。這些差異是微妙的，卻是決定性的。……Facebook、LinkedIn、Twitter、穀歌（Gmail、G+）、Pinterest、Tumblr等，組成了一係列具有不同興趣和期望的部落群島”。

今天大多數微信用戶是沒有離開過自己“朋友圈”島嶼的部落中人，他們不了解其他部落中的人們，對外界懷有偏見、害怕，甚至仇恨。如果我們有可能不做這樣的“島人”，那麽也許可以選擇成為漫遊群島的旅行者。需要的時候，我們可以同時參與到多個網站和社區中，就像旅行者參與多種不同的禮物關係。但是，最後我們還是得找到自己的部落，當我們以自己的部落為中心進行分享時，在多個渠道上的分享會更容易。

對我本人來說，一個以自由和獨立思考為庫拉禮物的思想部落所給予我的回報比我能對它的貢獻要多，我認同這樣的部落。但這並不意味著有一個先於參與者存在的部落，當我們與選定的他人分享和傳遞禮物時，部落就會出現。分享圈通常基於共同的認知和價值觀，思想部落尤其如此。在“禮物精神”的熏陶下，思想的禮物成為對分享圈和它所維持的部落的感激之情的象征。我們在網上交流中越是培養這種精神，它也就會越是強大，越是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