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從全球主要國家的一季度經濟表現來看，2020年的世界整體經濟局麵，已經呈現出較高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可能性，其規模與影響力也很可能會達到與2008年相似的水平。
當然，一部分專家學者對經濟前景持更悲觀的態度，認為當下我們在經曆的已經並非短暫的經濟危機，而很可能將陷入長期性的經濟蕭條。
而把視線切還回國內，受疫情綜合影響，剛剛過去的一季度，中國各行各業受挫嚴重，截至目前仍有大量行業處於低複工率狀態。而已經複工的行業和企業，其營收水平也出現了明顯的下滑。
作為普通人，冷靜而理性地觀察當下的國內經濟形勢，我們不應該對短期內國內經濟環境迅速恢複至疫情前水平，抱有過於樂觀的估計。而應該在個人及家庭生活的各個方麵，做好更充分的準備，以更好應對接下來可能會發生各類大小問題。
建國以來，中國有哪幾次犯罪高峰
犯罪率指的是犯罪者所占人口比。如每萬人中有5人犯罪，則其犯罪率為萬分之五。犯罪率是犯罪統計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對犯罪問題的研究工作有重要作用。主要分類有犯罪率、少年犯罪率、婦女犯罪率、老年人犯罪率、罪犯重新犯罪率、學生犯罪率等。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的犯罪率至少經曆了兩個大的階段，多個犯罪率高峰。
這裏的兩個階段，是以改革開放開始的1978年為分水嶺的，之前的1949年~1977年，被列為第一個階段；而1978年至今，則被列為第二個階段。
而兩個階段的最大特征是，第一階段影響犯罪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社會秩序，第二階段影響犯罪率的最主要因素則變為經濟環境。
第一個階段的28年時間裏，中國的階段性犯罪高峰總共出現過大約三次，分別是在1950年前後、1961年前後、文革10年期間。按照相關數據顯示，以上三次高峰期整體發案率在萬分之五左右。
那麽造成以上三次犯罪高峰的原因分別是什麽呢？
1950年前後：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內部分地區尚處於戰時階段，已經解放的地區社會秩序也處於相對混亂狀態。大規模的國共戰爭剛剛結束，國內各地尚存留為數不少的國民黨散兵遊勇，階級鬥爭成為該時期影響社會秩序的最重要要素，發案率處於較高水平。
1961年前後：國際上，中蘇關係出現惡化，蘇聯要求中國償還此前的各項援助；國內，從1959到1961年，我國經曆了三年經濟困難（自然災害）時期。這樣一來，中國的社會秩序再次陷入混亂，災民數量急劇攀升，最終對社會安定造成了較大的衝擊。
文革10年期間：特殊的社會時期，造成較高的發案率，我想這裏不必再多說。
以上，大家可以看到，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三次犯罪高峰期，都與社會秩序的變動有著緊密的關係。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數次犯罪高峰，又是什麽造成的呢？
通過上麵的圖表，我們可以發現，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後的前幾年，中國整體犯罪率呈現穩步但緩慢上升的節奏。雖然在1981年達到一個相對的高峰，但是和後續出現的高峰相比，並不算特別的突出。
並且，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裏，整體犯罪率再次出現了穩步而緩慢下滑的狀態，在1984年到1987年這一期間，中國的犯罪率基本維持在了相對的低點。關於這一期間的全國低發案率，事實上與1983年發生的一件大事，緊密相關。
這件大事，即廣為人知的“83嚴打”。1983年8月25日，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提出從1983年起，在3年內組織3個戰役。從1983年8月上旬開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機關迅速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第一戰役。
據公安部統計，1980年全國立案75萬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萬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萬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983年頭幾個月案件繼續猛烈上升，雖然後4個月開展了“嚴打”戰役，發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總數仍達61萬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席卷全國的“嚴打”行動，有力震懾了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進而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社會整體犯罪率得到有力控製。
但緊接著，在1990年和2000年前後，中國的整體犯罪率再次出現兩次階段性高峰，且絕對值數據均有大幅提升的情況，原因又在哪裏？
中國犯罪率主導因素已由社會秩序變為經濟環境
1990年前後：1990年前後，是中國城鎮化進程全麵提速的時間節點。數據顯示，1986-1987年，中國城鎮化率僅為25%左右，即全國城鎮居民僅有四分之一，農村居民超過四分之三；而從1990年開始，中國的整體城鎮化率提升幾乎以一年1個百分點的高速提升，到2000年前後時，全國整體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36%。
城鎮化的曆史車輪滾滾而過，必然造成中國難以計數的村莊被兼並，大量的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或主動或被動進入城鎮。
當數量規模龐大的失地農民短時間內集中湧入城市，這勢必會造成城市居住空間擁擠、公共資源緊缺；而在“新市民”與既有城市居民的社會交往過程中，又麵臨著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崩潰、新的價值觀和社會秩序尚未建立的失範狀態。
這些“新市民”由於受到戶籍身份、經濟能力等多方麵的限製，短時間顯然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社會，隻能成為城市邊緣人口，並且在就業、子女入學、社會保障等方麵享受不公正待遇。
這種製度性不平等造成的貧窮人口增加、貧窮集中和貧富分化的加劇，以及人口之間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成為犯罪率增加的誘因之一，由結構性失業帶來的失業人員和在崗低收入人員的大量和長期存在更加激化了社會矛盾（貧富差距曆來被視作引發犯罪的最重要誘因之一）。
如此，在1990年前後，中國整體犯罪率再次衝上一個階段性的高峰。
2000年前後：1998年以後，犯罪率再次逐年攀升。數據顯示，1998年全國刑事案件每十萬人立案數為159起，1999年全國刑事案件每十萬人立案數為182起。2000年達到頂峰，全國刑事案件每十萬人立案數激增為286起。
如果說1990年前後的犯罪高峰是大量失地農民集中進城的後遺症的話，那麽2000年前後的犯罪高峰，就是大量失業工人遍布社會的後遺症。
從1998年前開始，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國企改製，造成了海量的工人被分流下崗。按照一份官方的數據顯示：1998年至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共發生下崗職工2137萬人，其中：1998年，年初為691.8萬人，當年新增562.2萬人；1999年，上年結轉610萬人，當年新增618.6萬人；2000年，上年結轉652萬人，當年新增444.6萬人。
而根據另外一份《中國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我國原有國有企業的職工1.1億人，1998年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則為5200萬人。而原為4000萬人的集體企業職工，更是銳減為1000多萬。這減少的7000多萬原有國有和集體企業的職工，除一部分直接轉到非公有製企業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長或短的下崗或失業的經曆。
以一家三口計算，受到直接影響的人群超過2.1億，間接影響的人數就更多。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2000年前後的中國犯罪率階段峰值，還要再遠勝於1990年前後犯罪率階段高峰的峰值水平。
也差不多是從2000年前後開始，中國的整體犯罪率，開始全麵升級與失業率之間的掛鉤，呈現出高度正相關關係，並且一直持續至今。
失業率與犯罪率之間的顯著正相關性，事實上長期以來都是經濟學、社會學和犯罪學共同關注的領域。相關資料顯示：在固定效應模型下，當失業率提升一個百分點時犯罪率會提升0.72個百分點；在隨機效應模型下，當失業率提升一個百分點時犯罪率會提升0.67個百分點。
而即使不通過縝密的科學理論研究，單單從邏輯關係上，普通人也很容易理解一件事：當短時間內國家整體的失業人數顯著增加，社會上的閑散人員持續增多之後，其中必然會有一定數量的人群因生計所迫，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而經濟危機，則曆來是造成社會大規模失業的最關鍵要素。數據顯示，2020年2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2%，為201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7%。
而由於統計方式的原因，關於個體經營者、靈活就業者以及廣大的農民工群體失業情況，事實上在上述的數據中都是無法被有效反應的。這也就意味著，2020年一季度中國整體的失業情況，要比大家預想中更為嚴峻。
而通過上述我們的分析，高失業率必然推高犯罪率，這與我們每一個人的安全都息息相關，需要我們加倍警醒。
為什麽普通國人對犯罪率變化感受較弱
在本文的第一章節，我們就介紹了犯罪率的概念，即犯罪者所占人口比。
人類發明了諸多的數據概念，其後便被用於各不同陣營之間的對比，從而分出高低好壞。犯罪率也不例外，它也被許多人用以比較世界各國或國內各地的治安水平情況。
但事實上，這樣的對比常常是數據本身統計口徑就存在差異，自然得出的結果也往往是不能服眾的。
比如就拿世界各國的犯罪率來說，由於世界各國實行的法律均不完全相同。所以同樣的一種行為，可能在某一個國家就構成違法，而在另外一個國家就並不違法。
而在入罪標準上，世界各處的差異就更是巨大。以中國為例，我們的司法實踐中還有頗具特色的治安管理條例。而目前我國治安管理條例中的許多“違規”行為，在許多國家中均是被設定為“犯罪”的，這樣一來再拿兩國的犯罪率一較高下，顯然就失去了意義。
所以，“中國是世界較為安全的國家之一”，這個說法基本上是成立的，因為在主要的治安相關數據中，我國在世界各國中基本都可以排在中等偏上的水平；
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這個說法則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現階段我們在許多社會與治安相關數據中，都還遠沒有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任重而道遠。
國人對於中國的犯罪率感受較低，還有一些十分關鍵的要素。首先是全民法治教育在中國開展的時間十分之晚，如果你經常關注社會新聞，就會發現有些違法行為更多讓你感到的是可笑而非可怕。
舉個例子，有一對夫妻參加完與朋友的聚會後回家，由於丈夫喝酒了，所以返程時由妻子來開車。路上遇到了交警查車，妻子作為司機下車協助交警的相關檢查。這期間交警示意將車子開至路邊停放，然後車內的丈夫順手就把車停到了路邊。然後，就是丈夫因酒駕被處理。
因為為數眾多的國人還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常識，這就造成了很多人對於很多行為究竟是合法還是違法本身就不清楚，自然也就對犯罪率的高低沒有直觀的認識。
其次，中國現階段的司法數據公開水平，還處在十分初級的階段。和全國各地的統計局相比，中國的最高法、最高檢及公安部，關於中國犯罪率相關數據的公布還持有非常謹慎的態度。這就造成了，普通居民即使想要了解這些相關的信息，獲取的途徑也多半隻能從一些媒體上了解個大概。
再者，是關於中國的破案率情況。在各類數據中，我們都能夠看到中國的命案破案率世界領先，甚至一度可以接近“命案必破”的水平。這可能就會影響許多的普通人，認為中國的治安情況非常出眾。
但與此同時，我不知道大家或身邊朋友是否有過丟錢包、丟手機、丟電腦、丟自行車、丟電動車的經曆。如果有，那麽你是否選擇了報警，選擇報警與否的原因是什麽，如果報警了是否財物被追回，如果追回了耗時又有多長時間。
如果你至今都還完全沒有與公檢法等任一部門的接觸經曆，那麽你自然也就不太容易對中國的案件偵破方式與案件審判流程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犯罪率有可能提升的接下來，有哪些建議
在國內犯罪率在接下來大概率有所提升的背景下，我們提出如下幾點建議。事實上，這些建議同樣高度適用於平時的一般狀態，但在發生經濟危機後的犯罪率有較大幾率提升時期，更有其實際意義——
一、避免從事一切遊走在法律邊緣的行業，減少因利益糾紛引發暴力犯罪幾率
之所以將這一條放在最前麵，正是充分考慮到在經濟形勢本身不佳的大環境下，會有為數不少的普通人迫於生存壓力的影響，有可能會選擇從事一些遊走在法律邊緣線上的職業。
這裏我們為了避嫌，不再進行舉例說明，我想多數人都應該明白這其中的含義。此類行當的最大特征，就是想方設法鑽法律的空子，獲取不義之財。
這樣一來，無論是從業者本身麵臨的潛在違法風險，還是損害他人利益造成的潛在被報複風險，都會成倍提高。
二、避免租住在偏僻區域，避免晚歸，避免乘坐非法運營交通工具，避免到任何人員稀少地帶，減少臨時起意性質暴力犯罪發生幾率
從警力配備情況來看，大中城市的確會比縣鎮鄉村更充足；但與此同時，大中城市的高流動人口情況，也使得其在郊區地帶的潛在安全風險更多。
財產侵犯性暴力犯罪，是曆次經濟危機發生後，發案率會明顯出現上升的重點犯罪方向。作為普通人，應當盡力避免任何為此類犯罪提供“便利”環境的行為。
三、降低與他人金錢上的借貸關係，減少因債務糾紛引發暴力犯罪的幾率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因金錢糾紛升級而來的各類肢體衝突及暴力犯罪，是長期以來發案率較高的一個領域。在經濟形勢不佳的背景下，資金借貸違約情況會明顯提升，從而造成更高的債務糾紛可能性。
四、謹言慎行，與人為善，減少因無意間言語傷人引發的潛在暴力犯罪風險
情緒失控是眾多衝動型犯罪的直接元凶，而經濟環境、就業情況、生存壓力，則通通都是對個人情緒的重要影響要素。
通俗來說，經濟危機會顯著加劇社會整體焦慮情緒，一些在正常狀態下原本不會發生的衝突就有可能發生，一些原本在正常狀態下不會升級的矛盾就有可能升級，從而均成為潛在的風險。
五、不露富，不炫富，不隨身攜帶大量現金，減少貴重飾品的佩戴
這一點我想不需要再做任何多餘的解釋，千百年來始終如此。
六、夏季將至，年輕女性應特別注意避免穿著過於暴露的服飾，防患於未然要遠勝於與犯罪分子鬥智鬥勇
在罪犯構成當中，多數人的注意力容易被慣犯和職業罪犯吸引，卻對臨時起意型罪犯的重視十分不足。性犯罪者並不都是窮凶極惡的連環侵犯者，他們當中為數不少都是臨時起意型的衝動型犯罪。
當下社會，存在過度強調“與犯罪分子鬥智鬥勇”和“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犯罪發生時和犯罪結束後應對策略，卻忽視如何盡可能防患於未然，將潛在的風險降至最低的預防犯罪教育。
數據顯示，在針對女性的性犯罪當中，夏季發案率呈現明顯高於冬季的跡象。所以對廣大的年輕女性而言，結伴出行，杜絕晚歸，注意著裝，是十分必要的基礎安全意識。
以上的所有建議，都是在提醒大家一件事兒：違法犯罪行為距離我們每一個普通人都並不遙遠，事實上它們甚至每天都在我們身邊或朋友身邊正在發生。過去我們沒有與之相遇，除了社會整體秩序的相對穩定，公檢法機關的維護有力之外，個人的運氣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
但是如果想要永遠與違法犯罪行為保持安全距離，那麽單憑好運氣是遠遠不夠的。更多了解法律，更多了解犯罪，不斷提升安全意識，並且做好家人朋友的安全教育，才是最佳的途徑。
於社會，穩定壓倒一切；於個人，平安重於泰山。
而我們研究犯罪，正是為了更深地了解人性，從而更好地保護我們自己和家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