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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國與事實:任璧蓮筆下的中美世界

她的非虛構作品圍繞著任璧蓮心目中西方高度個人主義社會鼓勵的“獨立的自我”與亞洲文化中常見的“依賴性的自我”之間的根本區別展開。
“因為我有依賴性的一麵——它不是我的全部,而是我的一部分——我確實有一種義務分享我知道的東西,”她在本月一次采訪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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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June 22, 2022

任璧蓮的書迷在讀完她的書後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書中的角色可能會在她的下一本書中再次出現。

她1996年的小說《應許之地的莫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講述了一個中國移民的女兒皈依猶太教的故事,主人公在她1991年的處女作《典型的美國佬》(Typical
American)中首次出現,是一個繈褓中的女嬰。她1999年的短篇小集《誰是愛爾蘭人》(Who’s
Irish)中的一個人物鄧肯·徐是她的新書《謝謝你,尼克鬆先生》(Thank You, Mr.
Nixon)中一個故事的主角,該書由克諾普夫出版社出版。

“並不是我坐下來說,好吧,他們現在在做些什麽呢?”任璧蓮說。“我對人們的改變很感興趣。我自己也改變了很多。”

現年66歲的任璧蓮是中國移民的女兒,已經出版了九本書,經常在小說中探討華裔美國家庭的代際關係。

她的非虛構作品,包括《行李領取處的女孩》(The Girl at the Baggage Claim)和《老虎的寫作》(Tiger
Writing),都圍繞著任璧蓮心目中西方高度個人主義社會鼓勵的“獨立的自我”與亞洲文化中常見的“依賴性的自我”之間的根本區別展開。“因為我有依賴性的一麵——它不是我的全部,而是我的一部分——我確實有一種義務分享我知道的東西,”她在本月的一次視頻采訪中說。

本書的標題小說《謝謝你,尼克鬆先生》是一封輕鬆的信件,由這位前總統在1972年訪問中國時遇到的一個女人所寫——在小說中,他身處地獄。其他相互關聯的小說有些是在疫情期間寫的,有些是在前幾年寫的,讀者在小說中會遇到一個學習移民法的女性,在後麵的小說中還會遇到她的一位客戶。

任璧蓮討論了中國如何影響了她的作品,她從非虛構寫作中得到了什麽,以及為什麽即使在小說中,弄清事實也很重要。以下是經過編輯的對話節選。

請告訴我這本書的時間線,以及它和你其他作品之間的關係。

我在1979年去中國探親,有趣的是,盡管當時還不是作家,我還是做了大量的筆記。我那時從來沒有想過要當作家,但我想我有成為作家的潛質。

1981年我再次回去教書,在山東給煤礦工程師上課。然後我去了艾奧瓦州,所以我幾乎是一離開中國就去艾奧瓦州攻讀文學碩士。

寫作的時候,我並不認為我是在試圖記錄曆史或者任何類似的東西——它就在那裏。

新冠疫情期間,我坐下來,看了一些老故事,你可以看到事情的發生。曆史一直在那裏——我們沒有意識到,當然,沒有人會想,“我之所以能做這筆生意,是因為尼克鬆去了中國。”(笑)這是反思過去的時刻,尤其是在我們與中國的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之際。

你曾經寫過自己的獨立和依賴性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你認為這種關係如何影響你的寫作風格,或者影響你作為一個作家的關注點?

我是一個簡潔高效的作家。但我並沒有注意到自己作品中的簡潔性。是一位中國文學教授注意到的,他一說這件事,我就想,當然了。中國人喜歡極度的簡潔——他們非常擅長短的抒情詩,留下了很多東西。

我意識到,不管出於什麽原因——雖然我出生在美國,我隻說英語,但我隻是,所謂的“美國人”——那種審美一直伴隨著我,就像對混雜的語氣和微妙事物的興趣一直伴隨著我一樣。但是,看到這些文化留在我身上的東西是很有趣的,如果要解釋我是從哪裏得到它們,那可能需要再寫一本書了。

在你成長的過程中,你從家人那裏聽到過什麽樣的故事?

在美國安身立命實在是一個相當大的工程,沒有太多時間講故事。在我的童年裏,我不記得有任何一分鍾用來專門做什麽事情,都是在想怎麽度過這一天。我的父母不是那種能夠講出自己故事的性格——在你和我生活的世界裏,自我敘述很重要,這樣別人才能了解你。但是對他們來說,不講出來的事情更重要——如果有些事很重要,你肯定不會拿出來說。和這邊的做法正好相反。

我確實試圖從我媽媽那裏探到一些故事。她沒有說太多。但有時她說的話比她原本想說的還多。

許多作家,尤其是那些來自邊緣化背景的作家,如果別人覺得他們可以代表某個群體,他們往往會拒絕成為“代言人”的期望。但你似乎更願意承擔這個解釋性的角色,至少在你的小說裏是這樣。

我認為有些人擔心,如果承擔了這個任務,無論是作為非虛構作家還是作為某種“文化大使”,會難以脫身。但對我來說這樣更舒服。

而且,我已經成為一名小說家——如果我的第一本書是非虛構類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輕鬆脫身。我脫離非虛構寫作時沒有困頓感,反倒有一種自由的感覺。我確信這就是我寫《抵製者》(The
Resisters)的原因之一。我走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方向。而我現在回到了我的地盤,可能更像是屬於任璧蓮的地盤。然後我們就看看以後會怎麽樣吧。所以我認為非虛構類寫作幫助了我成為一名作家。

“我確實看到了所有這些事實——記者和曆史學家所做的所有出色工作——我將它們視為鋼琴的琴弦。他們的工作是製作琴弦並確保它們的音準正確,”任璧蓮說。“我的工作是將音樂彈奏出來。”

你的許多故事都圍繞著幾代人的觀點差異——包括他們如何看待階級和種族。你有沒有擔心過讀者是否喜歡你筆下的角色,尤其是在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增加的時候?

少數族裔作家麵臨的問題之一是:有多少其他作家?如果隻有你一個人,你必須非常小心。隨著時代的變化,聲音越來越多,你可以放鬆一點。但是我的腦海裏仍然有一個小聲音在說:“我會帶著我覺得真實的東西去寫,但我也必須認識到它可以被如何解讀,如果我可以的話,我必須消除讀者的敵意。”我的幽默是其中很大一部分。

現在有足夠多的題材,我們可以寫任何我們需要寫的東西。有些會討人喜歡,有些會不討人喜歡,但所有這些都將完全是人的本性。

你的新書的時間線橫跨1970年代至今。你如何看待這本書與它所涵蓋年代的其他敘事的吻合性?

雖然是虛構的,但有很多事實是準確的,我確實感到一種責任,尤其是當我談到一些場合,而這些場合沒有很好地被記錄,如果我在那裏,弄清楚事實至關重要:那裏有蚊帳還是沒有蚊帳?吊扇是不是在轉?

我確實試圖盡我所能確定這些事實。但最後,我確實看到了所有這些事實——記者和曆史學家所做的所有出色工作——我將它們視為鋼琴的琴弦。他們的工作是製作琴弦並確保它們的音準正確。我的工作是將音樂彈奏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