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文互聯網上有關“河南村鎮銀行儲戶健康碼轉紅”的相關爆料數不勝數。6月14日，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媒在內的多家媒體都對此進行了報道。
這一事件的緣由為，自四月中旬至今，河南四家村鎮銀行的40萬儲戶集中遭遇“提現難”問題，無法取出自己在這些銀行的存款。之後，許多來自河南省外的儲戶發現無法在居住地取款後，前往河南當地取款和維權。
然而，這些奔赴河南的儲戶發現，一旦他們落地河南，自己的健康碼就會由綠轉紅，人身自由也隨之被限製。更有甚者，一些尚未前往河南的儲戶竟然也會被“遠程賦紅碼”。
此事在中國互聯網上持續發酵，不少人擔心：健康碼是否將成為當代“良民證”？
本期節目，我們關注作為“良民證”的健康碼，在中國社會中被不斷擴大的應用。
一、 什麽是“良民證”？
“良民證”一詞來源於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當時，為了控製反日活動並加強人口管理，日軍發放良民證給普通民眾，用於證明他們對大日本帝國的效忠。
事實上，早在兩年前，就有網民質疑“健康碼”的常態化存在，會助長“雲暴政”。
當時，著名雜誌《時尚芭莎》因發布一條調侃“健康碼”是“良民證”的微博，遭到官方痛批，最後被迫為此事道歉。
在道歉中，《時尚芭莎》表示，其編輯團隊“始終謹記愛國愛黨的精神，日後也將繼續提高內部曆史政治知識的教育”。
二、河南村鎮銀行提款難與想紅就紅、想綠就綠的健康碼
據網友爆料，在6月14日的新聞報道了河南村鎮銀行儲戶莫名被紅碼事件後，當天晚上，就有儲戶接到有關部門的電話。
第二天，鳳凰新聞也對一位儲戶進行了采訪。該儲戶說，當他主動要求回家後，工作人員便表示能立即將他的健康碼變綠，而且不需要進行核酸檢測。
針對這一事件，作者@德不羅意 在其微信公眾號文章《這不是一個紅碼，這是一座監獄》中分析說：
在事情衝上熱搜後，鄭州12345給出的回複是：大數據出了問題。
什麽樣的“大數據問題”，能夠如此精準地讓儲戶綠碼“變紅”？
什麽樣的“大數據問題”，能夠如此巧合地讓維權者無法維權？
相反，這不是大數據出了問題，反而證明了這大數據太精準。
6月15日，《財新》雜誌發表了一篇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的采訪文章。在采訪中，勞東燕表示：河南強賦紅碼涉嫌嚴重違法。具體來說，
“這些做法涉嫌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六條、《個人信息保護法》第三十四條，相關公職人員涉嫌涉及《刑法》中的濫用職權罪。”
在事件持續發酵後，6月22日，河南鄭州市紀委監委終於通報了“部分村鎮銀行儲戶被賦紅碼”一事的調查問責情況。
通報稱，此次事件中一共有1317名村鎮銀行儲戶被賦紅碼；有五位公職人員最終被處分，其中最高級別的領導“鄭州市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社會管控指導部部長”馮獻彬遭黨政撤職處分；另外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警告、記過處分。該事件被官方定性為“擅自賦紅碼”、“亂作為”。
整份通報除了一係列內部處分之外，並未提及是否存在違法犯罪行為，也沒有追究相關責任。諷刺地是，在這之前，許多普通民眾也曾嚐試修改自己的健康碼，但最後都麵臨行政甚至刑事處罰。
例如，上個月，江西省鷹潭市一名男子就因私自偽造“綠碼”而被行政拘留。在今年年初，四川一男子因在微信群提到自己“借用別人健康碼成功返鄉”，被判造謠，並被當地警方行政拘留5日。5月底，遼寧兩人因售賣虛假核酸報告，更是被判罰10年監禁。
在今年和去年，各大官方平台都有盤點各種有關個人“欺瞞、隱藏健康碼”的“違法犯罪”行為。然而，與民間篡改自己健康碼的行為相比，此次河南官員擅自修改了1000多位健康居民的健康碼，卻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層麵的處罰。
有網友因此評論說：“還以為‘賦紅碼’會是刑事案由，結果等來個內部處理”。 網友@霧鎖孤帆影
也諷刺說：“老百姓偽造健康碼，隱瞞行程，屬於妨害傳染病防治犯罪；當官的擅自賦老百姓紅碼，自罰三杯！”
三、“爛尾樓”樓盤維權業主也被賦紅碼
事實上，河南儲戶並非是唯一一個被用健康碼限製人身自由的人群。
6月16日，包括鳳凰網、中國經濟周刊在內的多家媒體報道稱：不止河南村鎮銀行的儲戶“被紅碼”，河南多個“爛尾樓”樓盤的業主一樣遭遇了紅碼。
根據後續報道，位於河南鄭州的“融創中原大觀”樓盤莫名停工8個月，有部分業主擔心樓盤有爛尾風險，多次向開發商、銀保監局反應情況。就在6月12日，這些業主中大部分人的健康碼，都突然“轉紅”了。
業主之一的吳女士在接受采訪時說道，她身邊和她一樣健康碼莫名變紅的人還有不少，而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都曾去河南省銀保監局維權過。
而另一位受訪業主秦虹，在數次撥打市政電話後，終於找到健康碼“轉綠”的辦法：先進行兩次核酸檢測，之後按要求簽下一份“保證書”。而保證書的內容之一，就是“不得進行線上或線下的上訪”。
之後，秦虹成功將自己的健康碼轉綠。然而，這次“轉綠”隻持續了一小時；之後，有社區工作人員回複她說：“可能是更大的部門不允許我們變綠，這種情況我們也不敢操作了。”
最後，在6月14日下午，這些爛尾樓業主的健康碼統一自動變綠，而至今也沒有人知曉他們的健康碼為何變紅，又為何變綠。
然而，“爛尾樓維權者變紅碼”也並非是出現在一個樓盤的個案；有後續的報道顯示，至少有另外兩個樓盤的維權業主，也遭遇了“莫名被紅碼”的鬧劇。
四、 健康碼被用來控製訪民和異見人士
上述亂象並非是“健康碼”第一次被用作“良民證”。
2022年1月30日，紐約時報就曾發表文章，記錄了兩名人權律師因為工作和身份“敏感”，而被健康碼特殊照顧的經曆。
第一位人權律師謝陽居住在長沙。2021年11月，長沙並沒有確診病例，他的健康碼也是綠碼。但當他準備乘坐飛機前往上海，去看望公民記者張展的母親時，他的健康碼卻變紅了。他被以此為由攔截在機場外。幾周後，謝陽選擇搭乘高鐵前往上海，但不久後他便與家人朋友失去聯係，至今下落不明。
而另一位維權律師王宇的經曆則表明，健康碼已經替代實體的“安全人員”，能讓他們方便地、遠程控製她的出行。
2021年11月，在王宇結束出差準備返回北京時，她按照要求在健康碼軟件記錄行程；但是當她選擇江蘇省時，卻隻有 “常州”
可選，而這座城市剛剛報告了多例感染。也就是說，她隻能選擇上報自己沒去過的正處於疫情中的城市，並因此無法進入北京。之後，她不得不一直借住在天津的親戚家，直到健康碼突然恢複正常。
《紐約時報》的同一篇報道，還記錄了一位上訪多年的“訪民”林應強的遭遇。他表示，在11月的黨內會議召開前，他在火車上被警察帶走，健康碼變黃——盡管他從未接觸過確診病例。
這並非是各級政府利用健康碼控製訪民的先例。
早在2021年1月，福建省連江縣的李秀月在到北京公安部信訪辦排隊上訪時，就經曆了類似遭遇。
李秀月
當時，按照防疫要求，她需要將手機裏的健康碼出示給信訪辦門口的安保人員。而當她打開手機健康碼界麵時，卻發現手機竟莫名停機，導致健康碼無法聯網刷新。之後，李秀月不得已前往附近的移動營業廳查詢情況，卻得知自己的手機並非“欠費停機”，而是因為被自己戶籍所在地的連江縣警方以“辦案”為由勒令停機。諷刺的是，李秀月此次前來上訪，正是因為她和當地警方的糾紛。
五、 健康碼的控製功能延伸到公民生活的各方麵
5月16日，包括北京政府微信公眾號
“北京發布”和新華社等多個官方媒介平台宣布，北京將把公交票務係統與健康寶“打通”；這意味著，一個“人臉識別+健康寶+票務係統”三位一體的監控體係將被建立。
5月23日，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在新浪微博發文，對北京這一升級版的防疫措施表達擔憂。她認為，這一技術和舉措，會對個人信息安全造成嚴峻挑戰。她說：
“這意味著，不僅個人的特定身份與社交關係（共同居住的家人與鄰居是誰，以及工作單位與同事關係），還有行蹤軌跡等，都被掌握無遺，隨時隨地會被識別出來。而且，它還意味著，健康寶可能會永久地伴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隨時控製我們的行動自由。”
之後，這條微博很快被刪除。 事實上，這種將健康碼的社會控製功能無限擴大的做法，在中國其他地區早已有先例。
早在2020年5月22日，杭州市衛健委就召開專題會議，意在探索健康碼的“常態化利用”，並推出“漸變色健康碼”。
所謂的
“漸變色健康碼”，是一個集成健康平台；它“通過集成電子病曆、健康體檢、生活方式管理的相關數據，在關聯健康指標和健康碼顏色的基礎上，探索建立個人健康指數排行榜。同時，也通過大數據對樓道、社區、企業等健康群體進行評價。”
這意味著，政府部門將掌握涉及全市居民個人隱私的海量數據。
無獨有偶，在同年6月，蘇州市也宣布將 “健康碼”升級為“蘇城碼APP”
“蘇城碼APP”集健康碼和電子證件照於一體，號稱將給居民生活帶來便利：所謂“一碼在手、暢通蘇州”。為了普及這個APP，當地有關部門還采取了各種強推手段，引發眾多市民的不滿。
例如，一些小區采取了“不安裝就無法進小區”的強製手段；另有一些市民反應，沒有蘇城碼APP就進不了政府部門辦事，也進不了學校，甚至取不了快遞。一些學校不僅要求學生的父母下載注冊蘇城碼APP，還要求父母身邊的親戚朋友爺爺奶奶也都要安裝注冊。
蘇州某小區，業主需要下載蘇城碼App才能進小區
不僅如此，當年9月，蘇州官方又宣布，自2020年9月3日起，蘇州的“蘇城碼”APP還上線了“蘇城文明碼”功能。這裏的所謂文明碼主要包含兩個模塊：“文明交通指數”和“文明誌願指數”，而且未來還將上線更多“文明指數”。
根據南方都市報的報道，官方表示，“文明碼可作為警示和懲戒綜合文明指數低於下限人員的電子憑證以及外來人口積分入戶誌願服務電子憑證。”
而在杭州宣布推行“漸變碼”的第二天，5月23日，新華網發表文章，稱未來將頒布健康碼的國家標準。
報道中提到，未來健康碼的數據將不僅來自個人申報，而是結合社區、醫院和個人所在單位提供的信息，甚至網羅來自交通運輸以及移動通信的數據。而健康碼的應用，將與證照綁定結合，並接入全國一體化政務平台。
其實，中國政府利用技術手段掌控公民數據和行跡的計劃與做法，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早在2014年，中國就頒布了《社會信用體係建設規劃綱要》，計劃在2020年完成所謂社會信用體係對社會的全覆蓋。
這裏的社會“信用”體係是一個全麵的評價體製，涵蓋了公民經濟、文化、教育生活的方方麵麵。其中的自然人信用建設部分，強調了對市場所有從業人員的全麵覆蓋，收集人們在經濟社會活動中的所有“信用”記錄。
該綱要還強調了對失信主體的約束和懲戒，要求建立各行業的黑名單製度。
如今，不少城市已經建立了自己的“信用體係”，例如杭州的“錢江分”、廈門的“白鷺分”、福州的“茉莉分”等等。
杭州的“錢江分”
最近，與河南銀行儲戶被賦紅碼事件一起登上熱搜的，還有唐山多名男子毆打幾個無辜女孩的事件。針對中國官方在這兩起事件中的作為，作家李承鵬在其已被404的文章《中國人為什麽沒有安全感》中評論說：
在評論北京一碼通的微博被刪除後，法學教授勞東燕又發了一條微博。她說：
還有人反問，你要自由幹什麽？這真是靈魂之問。答案很簡單，因為我是人，不是圈養的動物。你想要被圈養，那是你的選擇，可我不願意。人的生存，不隻是為了活著，還應該有起碼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