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離愛國民粹反噬中國不遠了

鄧聿文評論文章，原標題《從鄭智化到張學友，愛國民粹反噬中國當局不會太久》：

在政治極端的年代，沒有人能躲過政治，尤其對公眾人物而言，一不小心就踏入政治“雷區”。明星亦不例外。

影視歌星是我們這個時代恐怕除了政治和商業領袖外，出鏡率最高的公眾人物，特別是那些大牌明星，有著巨大的粉絲團和影響力，但也正因為他們更多從商業利益和市場考慮，很少有人會把自己的政治觀點展示出來，更多是隱藏，回避對敏感問題的表態，不得不表態時，也是站在商業利益的角度。盡管明星們非常注意到這點，可各種政治“雷區”總是讓他們防不勝防，從而總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口誤”、“失言”。這種事在過去幾年發生過多起。原因在於，極化年代，一切都被政治化了，都打上“政治正確”的標簽。輿論也是從政治的角度檢視公眾人物的言行，看它們符不符合社會主流的“政治正確”。在中國，這種“政治正確”就是愛國、愛黨，戰在民族的立場說話，它受到官方的加持。一個公眾人物這樣做了，就是愛國，否則會被視為賣國，乃至遭官方封殺，即使平時一貫表現為愛國的樣子，倘若某次言行稍有差池，也會被質疑是否不忠於國家。

最近發生的香港歌星張學友事件以及台灣歌星鄭智化歌詞被篡改事件，就屬於這種性質。後者的《星星點燈》中的一句歌詞，被台灣另一歌手王心淩演唱時改了。原歌詞是，“現在的一片天，是肮髒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裏，再也看不見”，王把它唱成“現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裏，總是看得見”。歌詞被改或被翻唱，原也是常有的事，然而，將“肮髒”改為“晴朗”，“再也看不見”改為“總是看得見”，這就是為迎合某種政治需要和政治正確。換言之，在中國內地的政治生態下，不能把原歌詞中描述台灣的“肮髒”讓人聯想為中國的天也是肮髒的，是“再也看不見”的，因為中國現在處於新時代，有英明領袖的偉大思想指導，怎麽可以和“肮髒”和黑暗掛鉤，產生聯想？有偉大思想照耀的新時代，“天”永遠是“晴朗”的天，抬頭總能見到星星，而且見到最亮的那顆星星，即英明領袖。

現在不知這個改詞是製作機構要求王心淩團隊改的，還是後者自我審查主動改的。然而，不管哪種，都反映了一個現實，即在如今的中國，沒有黑暗，隻有光明；不能說壞，隻能說好；可以不讚美，但決不能揭露。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不時發出一大堆指令，讓創作者遵守要求，創作主旋律，網警在黑暗處無時無刻不用一雙陰沉的眼睛，監視每個人是否在傳播負能量。輿論生態如此，包括明星在內的公眾人物以及他們背後的團隊，也就不能不格外小心，注意保持和官方的主旋律一致，免得翻船。

如果說鄭智化歌詞被篡改，反映的是製作機構和歌手本人為迎合官方的政治正確而自我設限、自我審查，那麽張學友事件則暴露出這種政治正確，即官方推波助瀾的愛國民粹主義已到登峰造極地步，開始反噬當局。張學友號稱香港四大天王之一，雖然現在有些過時，但內地現年三、四十歲的很多人是聽著他的歌長大的，無論從民間還是官方來看，他都稱得上標準的愛國藝人。在香港移交主權25周年之際，張學友接受央視采訪以粵語表示，“香港這25年經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為我是和這個城市一起成長的，我在這裏出生，在這裏長大，我仍然相信這個城市，仍然希望這個城市會變成一個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這段話非常正常正確，挑不出任何毛病，乃致在非常講政治的央視看來，也是正能量滿滿，把它播放出來。然未料正常的表白，遭遇內地愛國輿論質疑，攻擊張“不愛國”。他不用普通話而用粵語受訪，這是其“不愛國”表現之一；在香港回歸中國25周年慶祝的時候，隻說香港，不說祖國，且表示香港在過去25年經曆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暗示一種對香港回歸後的不滿，這是其“不愛國”表現之二；用香港“反送中”運動示威者廣泛使用的，成為內地政治忌語的“香港加油”四字表達對香港的希望，呼應示威者的主張，這是其“不愛國”表現之三。在小粉紅們的討伐下，央視隻好把張的這個訪談在其官網上刪除。

非常講政治的央視，被它鼓吹的“政治正確”抗議，撤除訪談，這正是愛國民粹主義對習近平當局的反噬。這種政治反噬其實一點都不奇怪。任何政治正確超過必要界限，走向極端，當它覺得有人阻礙它追求的政治正確，不管這個人是不是它的鼓吹者，都要被它碾碎。這就是“政治正確”自身追求的邏輯。

習當局為什麽要不遺餘力鼓動愛國民粹主義呢？

文革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對大部分人已經死亡，毫無吸引力，要重建意識形態，就隻能把那個曾經激動人心的意識形態放在一邊，轉向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話語體係，以修補傳統意識形態缺失的合法性。但是在習之前，中共對民族主義的鼓吹和使用還是有節製的，知道過度使用，會帶來反向效果。另外，也由於當時中國的國力不很強大，民族主義更多表現為一種被動的或者反應式的民族主義，帶有過去曆史記憶的悲情成分在內。習時代的民族主義挾所謂中國崛起，一改江胡時期民族主義的某種被動成分，而變成一種帶有進攻性質的民族主義。可以說，在鼓吹、鼓動愛國、愛黨、民族的話語體係方麵，習比他的前任都更自覺也更賣力，這既是因為中國國力的壯大讓他認為更有資本這麽做；也是因為到他上台後，中共過去所依賴的經濟績效的合法性隨著經濟增速的下降也在漸漸消退，從而使他隻能更多訴諸於民眾樸素的愛國和民族情感。他提出的民族複興的中國夢，就是要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杆大旗，驅使大眾進入一種迷狂的中國崛起民族複興的幻覺狀態，以彌補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蒼白。

習的進攻性民族主義已經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變成了愛國的民粹主義、國家主義，是他用來對抗西方圍堵的思想武器。它的最典型表現，就是所謂的戰狼外交。而今天中國的小粉紅們，也不再是過去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容易輕信和盲從的人，他們很多受過良好的教育，是“中國崛起”的受益者，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傳播主體，他們對中國文化和製度比他們的前輩自信，也熟悉西方的傳播模式，熟悉互聯網，能夠熟練地設置議題，操作話題，具有非常強大的攻擊性。

然而必須指出，習的民族主義落腳點不是抽象的民族和國家，而是中共。當局借用民族國家的敘事話語，將黨對中國社會的統治包裝成中國的民族國家利益，因此，它捍衛的不是抽象的民族國家利益，而是黨作為代表的現實的民族國家利益，尤其強調中共的曆史選擇的正確性，把黨塑造成中國國家利益的維護者形象，從而動員大眾支持中共，對抗西方對中國的遏製和圍堵。

幾年下來，當局的這套愛國民粹的話語體係和敘述策略應該說還是收到了相當的效果，對一般大眾產生了強大的洗腦效應。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泛濫到非常可怕的地步，往往尚未等官媒、官方發話，民間的小粉紅們已經給某件事、某個人定了性，而官方認可這種定性，公眾人物按照這個標準規範自己的言行。鄭智話歌詞被篡改、張學友事件都是這種表現。特別是後者，這起事件的要害不但在於張被輿論攻擊為不愛國，還在於麵對這股民粹力量，作為頭號黨媒的央視竟然也不得不屈將小粉紅們的要求。某種意義上，這後一點比前一點更能說明問題，也是愛國民粹主義反噬當局的開始。

當然，對央視來說，也可能認為，對張學友的訪談不是什麽重要的事情，比起愛國民意來，撤下也無妨，如果換作對某個重要政治人物的采訪，雖然也被小粉紅們抗議這個人不愛國，但央視不會撤回訪談，甚至還會非常講政治地教訓起他們來。這種情況是很有可能的，然而，就算官媒、官方並不事事遷就小粉紅們，隻要破了這個例，就會被愛國民粹力量認為是他們的勝利，今後更會無所顧忌攻擊他們眼中不愛國的人，最終在官方所說的某個大是大非必須站隊表態的時刻，如果官方出於基本理性而被愛國民粹主義認為不夠“政治正確”，被它反噬。

魔鬼一旦釋放，就覆水難收，當局其實也明白這點，因為習不可能舍棄愛國民粹主義，在他的中國夢宣布實現前，他是要深深地依賴愛國民粹主義對抗美國。而當局自以為能夠自如地管控愛國民粹，是辦不到的。這就導致了當局處於騎虎難下的狀態。從這樣的事態和邏輯出發，相信當局被愛國民粹主義反噬的時候不會等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