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上等公交車的時候，經常看到附近小學的美國孩子們跟家長和老師一起站在馬路邊，舉著手畫的標牌喊口號。9月份氣候罷工，牌子上寫著“一個地球，一個未來”；3月份我們學區老師罷工，孩子們喊，“我們的老師應得更多”。去年反對特朗普在墨西哥邊界修牆，市民上街遊行，那天我碰到了鄰居七歲的兒子跟他父母在一起，一邊蹦一邊唱“手太小，牆造不了”。
在我住的加州奧克蘭，孩子們一般很小就開始學習如何發聲來促進社會變化。我感覺很有意思，因為我在這附近長大的時候，哪裏懂政治。我父母也從來沒有帶過我參加遊行。我小學念的是加州南灣的一所私立學校，校方敦促老師們不要發表私人政見或鼓勵孩子們參與什麽政治行動，因為學校的許多亞裔父母強調孩子上學的目的是增加知識，不是關注政治。
我倒是記得在五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我的美國老師大聲批評一位韓國同學，說他說話聲音太小，老師聽不見。接著，老師把我們全班帶到了學校的運動場，讓他一個人衝著學校邊上的一排紅木樹大喊。他喊了一次，老師不滿意，說聲音不夠大，讓他再喊。他又喊了一次，聲音比前一次還小，於是哭了起來。我為那位同學感覺丟臉，也感覺困惑，因為在我以前上的中文幼兒園，老師喜歡孩子們低頭乖乖學習。我對這件事情的印象很深，因為那天是我第一次明白，亞裔在美國社會的聲音太小。
其實，最近幾年，美國亞裔的政治參與度在慢慢上升，尤其在教育方麵的問題上，體現了亞裔保守派的崛起。但是選舉數據顯示，亞裔的政治參與算是所有美國族裔當中最低的之一。2016選總統大選，亞裔投票率由2012年的47%上升到了49%，但是跟60%的總體投票率來比，還是低。亞裔在地方選舉也並不積極，2018年期中選舉，加州33%的亞裔投了票，由2014年的18%差點翻了一倍，而整個加州合格選民的投票率是51%。“我們沒時間，忙工作”或者“我不懂政治”是我身邊許多亞裔所聲稱的理由。
因此，我真沒有想到今年3月份，我90歲的姥姥突然給我發來一張照片，上麵她正舉著標牌，跟一群中國移民站在她所住的山景城市政廳示威。標牌上的英文寫著“山景城反對大麻”(No
Marijuana in Mountain View)。
“我在市政府發言，反對山景城開大麻店，”她接著發來短信。我能感受到她的驕傲。“在我們18位老人當中，隻有我一個人發言，還上電視了。”
一個90歲的老太太，又不會說太多英文，沒有車，也不會用社交網絡，怎麽突然出現在市政府反對大麻？
我馬上給姥姥打電話。“你什麽時候開始關心政治了？”我好奇地問。
姥姥回答，“我原來不懂，但有年輕人給我解釋，我就懂了。”
“年輕人？”我問。“從哪裏來的年輕人？”
姥姥住在山景城的一家老人公寓。幾年前，她搬出自己買的房子住到那裏，很多朋友和親戚都不了解為什麽。原來，山景城這家老人公寓一共有近兩百位老人，其中四分之三都是華人，每天有人組織廣場舞和太極拳，開窗戶可以聞到鄰居炸魚的味道，這都讓姥姥想起了她90年代初搬到美國前在北京一直住的那個小區。
原來，去年秋天的一個晚上，一群30到50歲的中國移民來到了姥姥住的老人公寓，挨家敲門，說需要老人出馬，幫助保護山景城的孩子們。2016年加州64號提案將休閑大麻合法化以後，今年山景城計劃批準四到五家大麻店，一家中國超市旁邊就要開一家，反對者提出，那裏是孩子放學去參加課外活動的必經之路，把店開在那裏對孩子不好。這些家長創立了一個將大麻商逐出山景城的基層運動，他們需要更多人的支持，於是請求老人們的幫助。各位老人想起了自己的孫子，也開始替這些山景城的華裔家長們著起急來。
姥姥就和她的十幾位鄰居，上了這些“年輕人”的車。到了一家咖啡館，這些父母請老人們吃蛋糕喝咖啡，邊解釋，反對山景城賣大麻隻有一條可走的路：必須在選舉時把支持大麻的市議員投下去，還必須在市政府的公開聽證會上發言，以示團結。
“就這樣，我就明白了，”姥姥打住話頭。接著，她問我知不知道吸大麻對腦子有害，講起她在會上學來的知識。
我記得姥姥很多年前考公民入籍考試，花了很多時間背麵試會問的問題：美國一共有幾個參議員、誰是第一任總統、美國國旗什麽顏色等等。但沒有人明確地告訴她民主需要積極參與。
雖然我出生在美國，像許多亞裔孩子，我的父母和姥姥隻在乎我的學習成績，沒有跟我談過政治。我到了大學才學會關注政治，但是學得很快，因為我上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生活很活躍，學校大門前差不多每周都有各種各樣的罷工遊行、政治抗議等。我記得2012年總統選舉，上大一的我第一次有資格投票，不懂應該早上一起床就去投票亭，等到四點下課以後跟同學們跑去排隊，雖然排到晚上七點隊還是很長，而且電視上已經宣布奧巴馬在加州贏得多數，但是我們堅持完成我們的第一次投票。
我在2016年投票支持大麻的合法化，但是聽說姥姥在市政府發言，我一點都不反對她這麽做。我之所以支持大麻的合法化，是因為覺得它的危害並不比香煙大，而且你總能買到它，但與其走黑市渠道讓南美的毒品卡特爾掙錢，不如走正規渠道，至少安心。不過，我不期望姥姥會理解這些，光知道她願意參與這種鄰避抗爭，我已經很開心了。
但有趣的是僅僅一星期後，當我告訴姥姥我計劃參加支持核能源的遊行，希望和她聊聊有關環保的政治話題時，她馬上就拒絕我。“哎呀，你千萬不能參與政治。浪費時間。你應該專心學習。參加遊行太危險了。”她對自己參加政治活動感到很驕傲，但輪到我她就不高興。
我不完全了解她的想法。但在我的亞裔同學朋友中，沒有人的父母參加過這樣的政治活動，除了2014年，有很多華裔家長反對第五號加州憲法修正案，因為擔心招生中恢複使用種族平權措施會破壞亞裔孩子在加州大學的錄取機會。當年，姥姥也被認識的華裔家長朋友拉去遊行去了。
出於好奇，我就聯係上了山景城那群反對大麻的家長。
學習郊區政治
山景城，像許多美國的郊區，給人一種幹淨、空蕩蕩的感覺。住在伯克利大學城，我習慣了街頭滿是腳步匆匆趕去聽課的學生，以及許多舉著標牌、酷勁十足的乞丐，比如：“太懶，做不了強盜；太醜，賣不了身體”。伯克利的街頭散發著自由、青春的氣息，而山景城的住宅區多，42%的居民是房主，感覺是老百姓安安靜靜養孩子的地方。跟許多南灣的城市一樣，山景城的亞裔人數相當多，占全部人口的30%。
雖然2016年加州通過公投將大麻合法化，但下麵各個城市能否合法開店，還要看地方法規。在南灣，許多城市通過立法禁止或限製大麻的買賣，比如聖何塞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大麻商不能在學校、公園、圖書館，或住宅區1000英尺之內開店。據當地媒體報道，山景城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選民當年投票支持大麻的合法化，但兩年以來，賣大麻的矛盾一直存在。去年，大麻零售商建議在山景城開兩家店麵業務、兩家送貨業務，但是許多華人活動人士希望全麵禁止大麻生意。
在山景城的一家咖啡館，反大麻活動四位牽頭的華裔家長跟我聊起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們就是姥姥所說的“年輕人”，30到50歲之間，差不多十幾年前移民到了美國，兩三年前搬到山景城，很熟悉美國文化，講話時不時會插一句英文。見麵之前，我加入了他們的微信群，可以感受到他們非常有組織，彼此都是很好的朋友，我遇到交通堵塞晚了15分鍾，到的時候，他們正開心地聊著天。
他們告訴我，兩年前他們幾乎都不認識，是反對大麻把他們帶到了一起。盡管如此，他們指出，反對大麻運動中許多人在2016年實際上投票支持大麻合法化，包括他們之中的幾位。有一位王先生解釋，“有些人支持Proposition
64（64號提案），因為他們認為吸大麻不應該導致進監獄，但這並不說明他們支持城市應該開大麻店來鼓勵大家吸大麻。”鑒於在中國，吸大麻的懲罰相當重，南灣華人長久住在美國，看法可能會更開放一點。
王先生告訴我，剛開始，有消息通過口口相傳到了他們的耳朵：他家附近要開一家大麻店，離他孩子上的小學隻有幾條街。當時他想，亞裔父母管孩子很嚴，但其他鄰居不見得會看好孩子，他們買到的大麻糖果可能會落到自己孩子的手裏。即使加州法律規定隻有21歲以上的人允許用大麻，但是家長們也害怕如果學校附近有大麻店，會營造出一個大麻文化，孩子看到別人吸，會迫於同輩壓力自己也吸。王先生笑著解釋，“華人其實是代表中間的觀點，平時都是認認真真上班、掙錢，然後不會給社會製造麻煩，但如果城市的法規影響到下一代，他們會站出來反對。”
確實，雖然許多華裔家長很積極參與到了這次公眾運動，四位牽頭家長還是希望保持低調，不願意公布自己全名或者照片，因為並不想成為公眾人物。“反對開大麻店是山景城華人的集體努力，我們就是中間普通的一員，”王先生說。“我們不想凸顯自己，顯得和其他人不同。”
他們也沒有想到運動聲勢會這麽大。其中一位徐女士說，“剛開始[我]沒有什麽strategy（策略），我代表我個人，你先remove（除掉）我家附近那一家，再說其他的”。王先生接著解釋，“我們沒說要做什麽社區領袖——沒那麽多空間時間——大家能保證小孩兒健康快樂的長大，這就是大家的目的。”
但如何防止大麻店在山景城的開張，他們還不知道。他們告訴我，當時他們都不知道市長是誰，以前收到市府選舉表都是隨便填名字，誰的名字喜歡就打勾。對他們來說，用民主手段進行抗議也是一個學習過程。原來表達意見的渠道都存在，隻是沒有人了解而已。
後來群中有人發現信箱裏收到了一張小卡片，邀請山景城的居民來參加市議會會議。他們發現山景城每周市議會會議都有公眾意見環節，市民有權發言。
四位牽頭的家長說，2018年5月份第一次參加公眾意見環節，毫無效果。在會上，市議員推進了山景城開設大麻店的初步計劃，有人提出應該開一到兩家，也有的人不想限製數量。他們說，時任的前一屆的市長倫尼·西格爾(Lenny
Siegel)看到有些華裔聽眾反對，但是不把他們當一回事，尤其鑒於很多亞裔在美國政治上經驗缺乏。王先生笑著說，“我們在開會時候就跟他講，我們會把你選下來。”
接著，他們幾位就開始行動起來，尋找更多的支持者，提高山景城華裔共同體的意識。
先是掃街。通過朋友圈、學校組織的家長茶敘活動，甚至一家一家敲門，幾位家長慢慢地發力，增加他們背後的支持者。我姥姥就是在去年那時候加入的。徐女士告訴我，敲她門的時候，姥姥很積極，雖然90歲，還是“耳聰目明，腦子很靈活，非常好玩兒”。這些牽頭的家長說，山景城幾家老人院加起來一共有80位華裔老人願意參加。一名家長還開始了一個網上請願，要求全城隻開一家大麻店，收集了700人簽名，另外在街頭征集了400個簽名，大多數是華人。他們發現，許多華裔移民對自己的公民權不了解，但當你解釋給他們這些社會問題，他們就會關心，並行動起來。
接著，這幾位家長直接給市長和市議員寫信，給他們看1100人簽名的請願。幾位家長還做了很多研究，將大麻對身體的危害和它對犯罪率的影響，做成幻燈片，他們為此搜索了很多數據和科學論文。很多家長都是學理科的，有些人還有統計學背景，所以做起來得心應手。
家長們說，他們抗議行動的參與者以華裔為主，主要的引擎是微信群，但在掃街時候，以及在家長教師組織發言的時候，他們也看到了山景城許多反對大麻的印度移民、西裔和白人家長。山景城最早發起反大麻運動的實際上是西班牙裔，但是最近幾年當地西班牙裔活動人士更關注租金上漲問題，而前一屆的市長西格爾雖然支持大麻商，但反對漲房租。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去年10月份有初步的成果，市議會限製計劃開四家大麻店，對家長們來說，至少比無限開店要好。但他們還是不滿意，爭取一家大麻店都不要開。
到了去年11月，該選下一屆的市長和三位市議員時，候選人都知道山景城有一個華裔團體反對開大麻店。也許是老天不負有心人，西格爾市長選下來了，一位反對大麻店的候選人麗莎·馬蒂恰克(Lisa
Matichak)當選為新市長，新當選的市議員不是大麻店的支持者。選民最關心的問題還包括房產與流浪人口的政策，但是家長們告訴我，由於議員候選人的第四名與第三名之間差了四五十票，所以他們認為，那80位老人的票功不可沒。據報道，議員第三名和第四名之間之差0.6%選票。
新市長馬蒂恰克上台後，家長運動又開始參加公眾意見環節。這四位家長說，這種會平常沒有人，但關於大麻店的問題，每一次都有一兩百人在場表示反對。在會上，大家都有機會發言，每個人兩分鍾，晚上六點鍾開始討論，有時候一直會談到夜裏一兩點才結束。
大麻商也請來自己的說客，他們提出了有力的論點，強調山景城居民2018年選舉讚成大麻商9%的營業稅，前市長西格爾原來預計城市一年可以獲得一百萬美金，也強調山景城比周圍的城市開明。王先生認為，大麻商號稱代表自由，但實際上他們代表的是掙錢。
各位家長告訴我，在市議會會議發言和討論不是最困難的部分，最難的一步是出頭。許多華裔移民到美國都認為民主是自動的，自己不用出頭因為可以依靠別人做到。他們現在知道它的不易，掃街時候站在陌生人的庭院，能舉手敲門，已是勇氣可嘉。
雖然他們一直想保持低調，但也感覺媒體沒有看重他們。我後來讀了當地媒體的報道，感覺大多本地新聞把他們描述為典型的“直升機父母”，過分保護孩子們，並省略了他們論點的細微差別。
這場戲劇衝突也體現出主流政治對華人團體的一些老套和偏見。被選下去的前市長西格爾曾經說過，他感覺華裔反對大麻的原因是中國曆史上鴉片戰爭留下來的創傷，這番話引起了爭議，新當選的副市長安倍古賀(Margaret
Abe-Koga)今年三月份批評了西格爾，稱他種族歧視。後來確實有華裔家長在發言中提到鴉片戰爭的教訓，但也有很多人是擔心社區治安、超市外麵煙霧繚繞等。
今年5月份，市議會終於決定山景城不許開大麻店，隻允許送貨業務，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雖然是市議會投票決定山景城和大麻的未來，但華人團體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隨之引起了爭議。
市議會投票決定的第二天，在當地新聞網Mountain View
Voice的報道下麵，有一些居民留言痛罵華裔團體，也有些為他們辯護。
一位叫“可恥”（Shameful)的人留言寫道：“真行！一群信教的華裔移民逃離他們壓迫性政府，現在卻是正在倡導壓迫美國這裏的人們！”
接著，有人反駁：“哇，你對中國移民的提法才是可悲和可恥的。因為你不同意某人，你就侮辱他們的民族？你的名字叫特朗普嗎？如果在這裏出生的人都像中國人一樣努力工作，這個國家會是一個更好的地方。”
後來，當我提到“可恥”的這番話，胡太太解釋說：“我們不是基督徒，但有可能參加public
hearings（聽證會）的人士其中有基督徒。”
一把雙刃刀
前年跟朋友在紐約時報廣場觀看了一場街頭表演，內容跟“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運動有關。當時，表演者嘲笑了特朗普對穆斯林移民的態度，觀眾爆發出歡呼。接著，表演者現場選了一位亞裔男士參與表演，看起來應該是外國來的遊客。當他被問到叫什麽名字，他開始回答，表演者打斷他的話，告訴觀眾他叫“ching
chong”就可以了，還笑他眼睛小，把他的手放在一名女觀眾的腰部，說亞裔男人性變態。
我們是觀眾裏唯一的亞裔人，大家都在大聲笑，那位男士沒辦法，也假裝跟著笑，我和朋友感覺非常不舒服，就離開了。後來我們跑到了唐人街的一家奶茶店討論起這件事，後悔當時沒有大聲地指出表演者的不對。
亞裔是美國的“模範少數民族”，經濟上成功，政治上安靜，所以許多人不把亞裔看為少數，認為不能嘲笑其他種族的困難，但亞裔可以。
在我看來，這不是因為亞裔做錯了什麽，而“模範少數民族”是其他種族給亞裔貼的標簽，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總的來看，亞裔總的來說確實在美國很成功，但另一方麵，持續這個比較安靜、乖乖工作的刻板印象導致了美國亞裔的意見被其他人忽略。
可以說，反對大麻的家長、之前反對種族平權措施的抗議者、甚至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的現象，都體現亞裔在美國民間政治領域越來越活躍、直言不諱。但在這方麵，有時候亞裔也是自己的敵人。楊安澤最近受到批評，因為他在競選活動中認同了“模範少數”的印象，還有反大麻的家長們堅持告訴我他們平常認真工作，隻是逼得沒辦法擔心孩子有危險才出頭。如果亞裔在美國希望顛覆這個刻板印象，必須開始放大他們的聲音，不能怕煽動。
那四位家長告訴我，反對大麻隻是一個開始，以後他們希望更多亞裔會關心自己的周圍，無論跟他們想法一樣還是不一樣，也不用都是政治方麵，即使看到路上的樹倒了，通知市府也是一種關心。牽頭家長的一位程女士告訴我，“除了我們反大麻本身的意義，我們也想讓人知道有這麽一個亞裔的團體存在，他們也要關心我們的想法。”
至於下一步？他們希望群中有人出來在市議會上代表大家。我問他們誰有這樣的打算，他們笑著回答太忙了，又要照顧孩子，又要工作。盡管如此，群中的各位保持活躍，給市議會做義工，幫助做外展工作。
我姥姥也告訴我，她明年打算找這些“年輕人”給她解釋聯邦大選的名單。
我問，“你為什麽不找我解釋呢？”
姥姥堅決回答，“不要耽誤時間參與政治，要專心工作。”
我告訴四位家長，他們笑了起來。在他們看來，這就是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為了保護孩子，父母什麽都願意做，但想到自己孩子去做一樣的事情，他們笑著說還真的要猶豫一下。
雖然我跟他們很多政治想法可能不一樣，比如我支持控製房租（因為我是租客），也支持大麻店的開張（我許多朋友用），但我佩服他們，也希望能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
上個月在伯克利的一家小拉麵餐館，我看到兩位白人顧客在欺負亞裔女服務員，嘲笑她的口音。我想起了自己那次在時報廣場沒有幫助那位遭到欺負的男士，就打斷了他們的話，提醒兩位顧客不要歧視別人。
雖然他們說我多管閑事，後來我買單的時候，那位女服務員小聲地向我耳語了一句“謝謝”。我明白了那幾位家長的意思——惹人家生氣、被罵，實際上不是那麽難受。最難的一步是出頭。
華客網:我的姥姥鬥大麻：當華裔家長開始出頭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