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線城市，大部分打工人都會在周日晚上久久徘徊不肯入睡。
因為第二天，又是新的輪回的開始。
每一個在城市平均收入左右徘徊的江浙滬白領，對上班這件事總有著強烈的厭倦。討厭通勤、討厭打卡、討厭和工作無關又躲不開的辦公室人際關係。
所謂的職業生涯的底色不過是自己對生活的妥協。
上班的時候，每個月的薪水中一半才是付給工作的酬勞，另一半是精神補償費 ，雖然這種補償有點微不足道。
自由職業，在很多需要嚴格遵守上下班時間的打工族眼中，像一個適合年輕時期的備用退休計劃。
理想中，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就意味著不用忍受高峰期地鐵、便利店的 10
元早餐、見麵要互相歎氣的同事和開不完的早會。自由職業者即便是工作，也要在自然醒後吃完早午餐就著陽光工作到日暮。
仿佛隻要這樣，工作就不再是維持生活而是真正去生活。
但在被美好生活幻想衝擊後，年輕人也別急著做出決定，精神內耗這種時代病，二舅治不好，自由職業也治不好。
打工不易，但自由職業不是解藥
杜斐曾經幻想過無數個辭職場景，其中沒有一個結尾像真正辭職那天一樣平靜。
最後一天，她正常上班下班關機打卡，文件上傳到公司網盤就算完成了交接儀式。從寫字樓出來甚至沒有成為 ” 自由人 ”
的激動，當時隻是提醒自己千萬別轉頭向後看——這叫永不回頭 .
離職前最後一天杜斐特意作為全公司最後一個離開的人
她的人生從此和上班徹底割席。
裸辭確實是件需要勇氣和底氣的事，杜斐的底氣來自於銀行卡裏夠付一年上海的房租，以及平時用來補貼生活的寫手兼職。
實際上在裸辭前，杜斐是為自己想好了退路。準備先用第一個月試水，如果自由職業行不通就重新開始找工作。她很快發現，幾份稿件就能讓她攢足了當月除房租在內的生活費。辭職後的第一個月裏杜斐對生活有了新的領悟，整個月中實際工作的時間加起來隻有
6 天。
當月推掉了幾份約稿，把剩餘的時間和收入都花在了無所事事和喝酒上，以及工作日在閔行體育公園裏曬太陽。
”
剛辭職的時候很沾沾自喜，覺得破解了生活方式的新地圖，我每天都在外麵玩，故意選在周一拍下照片發到朋友圈裏，那是我幾年裏第一次沒分組屏蔽任何人。”
快節奏城市過一種慢節奏生活的奢侈行為，似乎是自由職業者最大的福利。
《2021 年自由職業者調查報告》中顯示，自由職業者年齡更多在 25~30 歲之間，且 73.6% 的自由職業者是女性。19
年人民調查問卷中顯示，67.4% 的非自由職業者很想成為自由職業者。
杜斐勇敢的跳出這六成後的前兩個月裏，每天都過得很充實愉快。
自由會讓人發展為兩個極端，自律或散漫。
人在沒有外界約束的情況下，時間的絕對自由會讓人放鬆警惕，杜斐變得無法適應工作狀態，對 ” 自由 ”
擁有強烈的戒斷反應，病情主要體現在工作的時候猛烈發病，需要通過出門玩或者躺下玩手機來治愈。
” 那個時候每次工作之前都希望有人能給我往大腿上紮一針腎上腺素。”
杜斐由於懶散的生活習慣頻繁拖稿後搞砸了兩份工作，而自由撰稿人，是所有自由職業者中非常龐大的一個分支，有 35.86%
的人群比重，僅高於自媒體博主。
存款也因為對生活的放縱迅速減少，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她都沒有收入。
杜斐發現如果這樣下去將無法支付下半年的房租，自由職業生涯從這裏開始終於有了危機感。在那個時段，她能找到的寫手工作報酬隻有千字
20 元，她覺得這太荒謬了，罵原創者不帶髒字，自己哪怕挨餓也不會做這樣的工作。
過了幾天她又認命似地重新點開這則工作詢問，對方回答：已經招滿。
經過長久又密集的投稿，終於有合適的工作重新找上來。即使很多工作並不是她喜歡並且願意做的，但這個時候她已經沒有多少選擇權。
” 殺手有償替人報仇，我有償替人吹牛，我安慰自己，這個工作狀態也挺酷。”
自由職業的弊端在這個時候徹底找上門——完全沒有上下班概念可言。
工作找來時不管你是不是正要睡覺或者正準備出門，杜斐也完全可以拒絕，但拒絕一次下次人家就未必會找你，想要吃飯，就要接受。
自由職業收入也很不固定，很多時候還真不取決於勤奮與否，這個月賺的夠兩個月花，下個月可能一分錢都進不了賬。
焦慮和孤獨每日劇增，抽空去看《花束般的戀愛》沒法被愛情打動，隻惦記自己還有沒寫完的稿子，入睡前才抓到一點男主工作後把感情和愛好全拋在腦後的共情影子。
為了工作效率，杜斐在花 800 元在徐匯的共享辦公空間裏租了個移動工位，每天花在那兒的時間 6
個小時打底。走出寫字樓後又走回了寫字樓，並且每天工作的時間也不止 6 小時。
杜斐自嘲：原來自由職業最大的改變就是能錯開地鐵高峰期
年底杜斐鼓起勇氣算了算年度收支，發現每月平均下來和上班時期差不了多少，甚至還要再少些。
真正做了自由職業者才會發現，自由職業中的自由是相對的，有時候杜斐也問自己這樣值得嗎？但也會自問錢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嗎？
”
我做了兩年的自由職業者，要不要重新找個班上的火苗剛燃起就熄滅，旅鳥難歸籠。很多上班的朋友經常說很羨慕我，千萬別羨慕我，我也很羨慕你。”
剛畢業，我就當上了自由職業者
喬煒剛畢業不到兩年，關於未來，唯一清晰的規劃就是堅決不回老家。
到南京上學的第一年發現別人聽說他老家是哪的後還要再追問一句 ”
是哪個省？”，在這之後為了省事隻要別人問他就隻回答：陝西的。
老家給他的印象隻有一天三頓的高碳水和晚上八點以後就沒處去，對他來說最對口的工作就是在電腦城當維修工。大四最後一學期他求爹媽掏錢給他在南京租了套房子，幾乎問過所有中介
” 長租能不能便宜點？我說的是租個幾年。”
在距離畢業三個月的時候他也曾經為自己找到過一份實習工作，一周內遲到了四次，在一次被催促上交周報的時候選擇提前結束自己的實習生涯。
” 我實在沒辦法上班，辭職當天我甚至想找導師申請延畢。”
開始做遊戲主播，是喬煒焦慮與百無聊賴結合下靈機一動的產物。遊戲對他來說始終像是一個躲避現實的網絡避風港，他想在這段時間裏填補一下時間和內心的空虛。
第一次直播之前喬煒為自己做了幾天的心理建設，但真正直播的時候發現一共 7 個人觀看，其中 3 個是他找來的朋友，另外 4
個是機器人。一切都和預想中的都太不一樣了，他發現直播是件純粹的體力活，堅持日播了一個月後粉絲還沒突破兩位數。
坐在同一個位置至少 10 小時，半個月後肩頸腰椎全線告急
為了吸引粉絲，喬煒學會刻意編排一點直播效果，適當時間刻意倒黴、暴怒、不知所措、說些俏皮話。
他算這行中比較幸運的，到畢業那個月正好賺到 3000 元，和他最初那份實習工資一樣。
”
我還不算笨，家裏問在幹什麽，我隻說靠網絡掙錢。身邊的同學有的找到工作，有的換城市發展，有人考研考公，別人問我，我就說在做自由職業。”
根據教育部統計，2022 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首次突破 1000 萬，達到 1076 萬，比上年增長 167
萬人，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了 2 億人左右。2020 年和 2021 年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率超過 16%。
喬煒每次看到媒體 ” 就業競爭非常激烈！” 之類的字眼都要深深歎氣，他自己十分清楚遊戲的直播生涯不知道能到哪天。
直播滿 6 個月的時候，喬煒每個月的收入穩定在 6000 元，不上升也不下降，粉絲數也增長得很緩慢。
他基本上睡醒就直播，播滿 10
個小時就休息，時間和收入都像按了暫停鍵。這樣過了兩個月後喬煒也隱隱察覺到自己有些不對，具體哪不對說不上來，在一場狀態不好的直播中被人迎頭痛罵一頓，那是他第一次提前下播。
“互聯網會放大人的劣性和你的感受，罵你的人隻拿你當作一個賬號，我雖然在靠他們賺錢，但他們有時候不把我當人。”
喬煒說到這兒的時候有些情緒激動。
斷播是像他這樣小主播的大忌。
一場崩潰過後，喬煒修整了兩天，再重新上線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本就不高的人氣大不如前。他準備開始重新找工作，白天整理簡曆出門麵試，晚上回出租屋直播並等消息。
不止一個麵試官直接問他：你畢業這半年以來都在幹嘛？
”
我沒法說，也不敢說，最後憋了半天，我說在當遊戲主播，麵試官在我的簡曆上不知道寫了點什麽，不知道什麽原因，我總覺得這個瞬間有種末日來臨感，感覺我的一生就被這樣宣判。”
喬煒直言，在他最難過的時期，小貓三三是他的全部慰藉
從那之後喬煒不再找工作，當然，他也沒等來任何麵試的後續消息。他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找回自己的狀態，收入有所增長但是不多。
喬煒也想過未來該怎麽辦，同學裏有人被裁，有人加薪無望。家裏人無奈，安慰他說不想工作沒關係，不如先考考研究生，他口頭答應下來，直播都是在晚上，會一邊考研一邊掙錢，家裏也算是暫時安撫下來，覺得有計劃就好。
2022 研究生招生考試報考人數達到了 457 萬人。比 2021 年增加了 80 萬。各大院校的總招生人數是 110
萬人左右，這意味著將有超過 300 萬人考研落榜。喬煒說自己身邊很多同學朋友早早就回家考研考編，但至今沒聽說有誰真正成功上岸。
”
我實在是不想回老家，先這樣吧，也不太清楚自己算不算是靈活就業。有人問起時，大環境就是最好的責備對象，好在我每個月還是掙錢的。”
喬煒過年的時候沒回家，隻轉給爸媽三萬塊錢作為新年禮物。
他覺得父母似乎是高興，但好像也沒那麽高興，那三萬塊錢對喬煒來說，實際上是償還他們為他墊付的那一年房租，喬煒心裏始終惦記著這件事。
自由職業無法逃避生活本身
薛子晉最害怕的事就是接到家裏的電話。
在杭州做了 5
年自由插畫師，身邊人包括他自己都覺得在杭州過的很不錯，能在不穩定的工作中找到穩定，不自律的生活裏堅持自律，他像是自由職業裏自給自足的成功模板，並且會為自己按時繳納社保。
他認為自己最擅長的就是穩定心態，和甲方對接成功率能達到九成。覺得他已經突破最難的一道關卡，接受了自由職業 ”
不自由 ” 的終極奧義，能在現實生活中活得自律自洽。
前提是沒有來自家庭的質疑。
實際上按他自己來看，未來的打算很清晰，攢一筆筆錢，做一件件事，先小後大，與此同時讓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過得開心。生活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其中七件他能接受，唯一也是最痛苦的，就是和家裏人對未來的矛盾。
穩定，是上一輩東北人永遠繞不開的話題。
薛子晉習慣將自己稱為 ” 半個自由人 “，這個概念不光適用於工作，也同樣適用與他的家庭關係。”
他們其實並不在乎我能在外麵掙多少錢，他們在乎的核心，是人不該在外麵漂著。”
薛子晉年輕的時候喜歡和家裏打辯論賽，自己作為正方辯手，主要觀點是：體製內的工作我做不來。父親作為反方辯手，主要觀點是：別人都能你為什麽不能？而且你以為你想上就能上？
辯論打了幾年也沒打出結果，雙方沒有統一的時候，表麵風平浪靜私下暗流湧動。
自由職業者工作環境的整潔程度是對生活要求的體現
在東北，過年回家的沙發座位就能看出一個人家庭和社會地位的高低。
當大學老師還買了房準備明年結婚的人生幸福模板，就坐沙發正中央；左邊剛剛上岸未來可期的公務員接受七大姑八大姨的誇獎；右邊一線大廠打工仔月收入按萬計量被盤問買房打算。
薛子晉這種自由職業者的位置，就是沙發桌桌角邊臨時安插的買豆油附贈塑料小箱，仿佛和他的職業一樣毫無保障。他負責隨時站起來給大夥兒沏茶水，當麵被說刻薄話，轉身後被說更刻薄的刻薄話。
” 我有時候也懶得解釋，家裏人經常說我不一樣了，沒小時候話多了，當然不一樣了，我明年就 30 了。”
2021 年公務員國考報考人數有 150.4 萬人左右，共招錄 25726 人，全國錄用比例約為
58：1，但精確到薛子晉家附近能學曆對應上的崗位和單位，他就要與和 400 人同時競爭，收入甚至不夠付他在杭州的房租。
”
我也不是不願意回家，隻是感覺生活被全麵降級，似乎站在家門口一眨眼十年就會過去。最為難的是我很在乎我的家人，我在乎家裏所有人的看法，但沒辦法讓所有人都滿意。”
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局麵。
某一天，印象裏從沒說過軟話的父親打來電話：” 爸年紀大了，家裏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薛子晉在接完這通電話後做好了所有的決定，他現在隻想回家。
” 可能我也需要有人來替我做出決定，以後或許我會後悔，但坦白來說，對於現在的生活我也有些感到疲憊。”
薛子晉預訂了飛回老家的航班，考公的年齡上限是 35
歲，他還有六年時間，心裏也暗自盼望自己考不上。他自我安慰雖然回家工作掙的錢少了，但在老家能直接當上中產，最心疼的是交了這麽多年的公積金直接泡湯了。
杭州的一套小房子，曾經是他工作的動力，最後還是和他告別了。
因為自由而疲憊的年輕人
在觀察過很多自由職業者後，不難發現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無論從外表看來明顯還是隱蔽，都有一味” 疲憊
“貫穿在其中。
他們像無法休止轉動的機器，這絲疲憊就這樣揉在了情緒裏以及每個呼吸間。
從這個角度來說，精神內耗是這個時代的副產品，絕不是 ” 上班 ” 這件事本身帶來的。
而自由對他們來說是相對的，得到一些就會失去一些，在失去一些外界約束後輕易到手的自由也並沒有想象中的可貴，有人能夠接受並與之共存，有人不能。
就像哲學家薩特說 ” 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無法擺脫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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