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好萊塢開始的“Me
Too我也是”運動已經發展了兩年多的時間，一群衣冠禽獸被曝出真實麵目；
而在遙遠的東亞，這場反性侵的女性運動的效果，似乎仍需假以時日。
不過就在今天，日本傳來了一條好消息：
記者伊藤詩織（Shiori Ito）控告前TBS電視台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性侵案件，勝訴。
假如你不熟悉伊藤詩織，那麽可以把她理解為日本“Me Too”運動的代表。
2015年遭受性侵後，她勇敢說出了自己的經曆，不斷抗爭，出書、演講、采訪，不斷上訴、要求一個說法。
這四年裏，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而當宣判結果出來，詩織麵對媒體、高舉“勝訴”二字的牌子時，笑著流下了眼淚。
她不是完美的受害者，她是一個勇敢的鬥士。
在勝訴之前，詩織曾經受到大量的質疑和辱罵，罵她的人裏不僅有男性，也有女性。
他們認為，伊藤詩織簡直“太丟臉了”“明明是你勾引對方的吧”“你們之前不是認識嗎？怎麽可能強奸”……
伊藤詩織無法一一解釋，因為她確實和嫌疑人相識，也是自願去和他吃飯的。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超出了她的控製，就好像“方向盤被奪走了”。
時間回到2015年4月3日那天晚上。
當時伊藤詩織在東京一家通訊社實習，實習期將盡，她向業內德高望重的記者——山口敬之，詢問他所在電視台的另一個實習機會。
（new york times：山口敬之）
山口敬之，日本著名電視記者、東京廣播公司時任華盛頓分社社長。他還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作傳，被稱為安倍禦用記者。
對於初出茅廬的詩織來說，山口是師長，是值得學習的前輩。所以當他邀請詩織出去喝一杯、談談工作簽證的時候，她並沒有多想。
可是這次赴約，卻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伊藤詩織在後來出版的書《黑箱：日本之恥》，字字句句講述了自己遭受性侵的過程。
她回憶，兩人先是在東京市中心的一家酒吧見麵，吃了烤雞，喝了啤酒，然後去吃晚餐。在晚餐時又喝了一些清酒。
隨後她就感到頭暈目眩，起身去廁所，卻在廁所裏昏迷過去。詩織事後認為，是山口故意給自己下了藥。
之後發生了什麽，伊藤詩織完全不知情。當她再次醒來時已經是淩晨5點，她發現自己在一個酒店的床上，旁邊是山口敬之。
詩織立即意識到：自己被強奸了！
她立即掙脫出來，跑到了衛生間。“他想把我推倒在床上，他是個男人，他很強壯，他把我推倒後，我衝著他尖叫。”
後來山口還提出，要給她買事後避孕藥……伊藤詩織崩潰，倉皇而逃。
在驚慌不安中度過了半個月後，她終於在2015年4月30日向日本警方提交報案書和起訴書。
伊藤詩織選擇報案，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日本社會中，強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性滿足的延伸。“No means
no（不就是不）”的含義，在很多人心中仍未有概念。到底什麽是雙方同意，什麽是強行發生，中間的界限曖昧而模糊。
在一項調查中，美國有五分之一的被調查者稱自己遭到過強奸，而日本，隻有十五分之一的被調查者如是說。這可能不是強奸發生的概率相差甚遠，而是有些人遭到強奸而不自知，或者根本不知道如何拒絕就發生了。
伊藤詩織表示，在日文裏很難找到明確表達拒絕的詞。對男性，對長輩，要使用敬語；而真的想拒絕時，隻能演變為爆粗口。
遭到山口性侵時，她無法找到合適的詞語表達，所以隻能用英文說“fuck off”（滾開）。“所以哪怕是語言，我都覺得我們被限製了。”
另一些受害者知道是怎麽回事，但閉口不談。她們不會告訴任何人，朋友、親人、警方，都不會。
一方麵是因為，她們知道即使強奸犯被起訴和定罪，有時也不會入獄服刑。日本法務省的數據顯示，有大約十分之一的強奸犯獲得了緩刑。
另一方麵，她們擔心自己的正常生活。發聲之後該怎麽辦？人際、家庭、工作都會受到影響。社會對於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讓無數人選擇沉默。
當然，最可怕的還是報案的過程。對於受害者來說，報案、做筆錄等於一遍遍將惡心的記憶重現。詩織說，在偵查過程中，她必須不斷回憶和敘述性侵過程。
但她別無選擇，對她來說，隻有說出真相才能活下來。
熬過了前半段，後麵還有漫長的起訴舉證的過程，這個過程充滿危險。因為對方和她的身份，實在太過懸殊。
詩織不止一次被人提醒，一旦觸及到媒體界大佬山口敬之，之後在日本做記者恐怕就是不可能了。
詩織能不清楚嗎？
但她說：“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我也是很想逃離、不去想這件事。但是當時，他有一句話激怒了我，他說：‘你生氣起來還是很可愛的啊’。那一瞬間，我感覺我的控製權好像被奪走了。”
所以，她堅持上訴。
經過兩個月的調查後，警方其實是搜集到了大量證據：酒店監視器畫麵、出租車司機證詞和伊藤詩織內衣上山口敬之的DNA。
證據確鑿、嫌疑人即將落網？事情沒有那麽順利。2016年，檢察官竟然以證據不足為由，對此案不予起訴，對山口敬之的逮捕也不了了之。
由於山口和多名政界人物往來密切，這起案子被懷疑受到了某些上層人士的壓製。
伊藤詩織沒有辦法，她幹脆做出了一個更加勇敢的決定。2017年，她以真實姓名對山口敬之提起民事訴訟。
詩織創造了曆史，這是日本第一次有女性願意以公開身份的方式控訴權勢性侵。
她說，民事化讓“整件事情變得透明，不像以前那樣層層包裹住”。
2017年5月29日，伊藤詩織在日本司法記者俱樂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事件，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很大反響。
之後，一位出版社的編輯聯係到她，問她是否可以把自己的經曆寫成書。那時她並沒有想成為某個符號，某個領袖，她隻希望趕緊回歸正常生活。
但在和女編輯聊天的過程中，她開始明白：“即使記者招待會能發出一些聲音，但是和自己靜下來去寫這樣一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還是不一樣的。”
在女編輯和其他女性友人的鼓勵下，她開始寫作，把一切一切的黑暗麵，都寫進了書裏。
這種事情當然不是出版社想要攤上的，所以這名編輯頂住壓力瞞住出版社到最後一刻、保證這本書可以順利出版。
在公開身份、出版書籍後，來自日本民眾的批評沒完沒了地騷擾著詩織。
“被強奸了怎麽還笑得出來？”
“她在記者會上穿了白襯衫都沒扣好扣子，一看就是個蕩婦。”
她想要回歸平凡生活的願望，是永遠無法實現了。
日本民眾的匿名謾罵和恐嚇也像雪花一樣飛到她眼前，她的照片也被掛在網上。
很多人還直接挺山口敬之，說他不是犯罪者。山口敬之也公開表示，自己和伊藤詩織有發生性關係，但不是性侵她。
山口在文件中說，他要她躺回去，然後坐在她的床上，開始跟她發生關係。他說她當時是清醒的，沒有反對或抵抗。
在《紐約時報》的采訪中，他也堅稱：“沒有性侵犯，那天晚上沒有發生犯罪活動。”
山口甚至以侵犯名譽為由，對伊藤詩織進行起訴。
這些壓力如同潮水般幾乎要淹沒了她。詩織為了保護自己，辭去了在日本的記者工作，以獨立記者的身份離開日本旅居英國。
判刑無望、人身攻擊、背井離鄉……這次鬥爭的代價，真的太大了。
好在，這個世界上有更多人是站在她這一邊的。
2017年開始，紐時東京分社長Motoko
Rich注意到了伊藤詩織的事件，於是花了大量時間跟蹤報道。
同年12月29日，詩織的故事登上《紐約時報》：她打破了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中文版於2018年1月8日刊登）
當時歐美“Me Too”運動剛剛爆發，相似的時間點，類似的遭遇，詩織被外媒認為是日本這片孤獨土壤裏的女鬥士。
2018年6月，BBC報道伊藤詩織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上映。這起案件沒有冷下去，她的呼聲，持續發酵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
“家醜外揚”後，日本國內才開始逐步正視這位外表柔弱，眼神堅定的女子。
2019年，伊藤詩織已經經曆了兩次上訴被駁回、受到威脅以至於無法在日本正常生活，但她的奮鬥仍然沒有停止。
今年夏天伊藤詩織來到中國，在多個城市進行巡回分享。
她在日本從來沒有麵對過這麽多觀眾和讀者，也沒有如此大的空間講述自己的故事和想法。
回憶起當年的事件，詩織絲毫不後悔：“事情發生後，我受到了很多外界的責備和質疑。但我會自己安慰自己、鼓勵自己，這並不是我的錯。”
伊藤詩織去過台灣，知道林奕含的故事。一個《黑箱》，一個《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她深深知道性侵案的受害者是如何煎熬。
所以她認為，並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會像自己這樣說出來。隻要找到能讓自己感到舒服的方式，無論是說出來還是不說出來，都沒有關係的。
她的選擇是把自己的經曆寫成書、不斷麵對媒體的詢問、不斷自揭傷疤、甚至當麵和山口對峙。伊藤詩織想過放棄，但依然挺了過來。
直到今天，她終於等到了一個結果，能讓自己活下去的一個結果：
《朝日新聞》報道，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今天（12月18日）對伊藤詩織遭性侵的民事訴訟案作出裁決，判決伊藤勝訴，原TBS記者山口敬之賠償其330萬日元。同時，駁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譽的起訴。
針對山口敬之性侵一案，主審法官鈴木昭洋認為，山口與當時處於“酩酊”狀態的伊藤在其沒有同意的情況下發生了性行為，這一表述已經與日本刑法中對“準強奸”的定義相一致。
據報道，山口的供述和他發給伊藤詩織的郵件內容矛盾。
他在郵件中的說法是：當時也喝醉的他無法抗拒在同一空間而且具有誘惑力的伊藤詩織，他認為兩個人都需要檢討自己。這和之前的供述，“兩人發生關係是自願行為”並不相符。
法官嚴重懷疑其可信度，最終認定性行為沒有征得對方同意。
此案前後曆經四年，伊藤詩織終於打贏了這場戰鬥。
轟轟烈烈的“Me Too”運動，在日本幾乎沒有激起什麽水花；而伊藤詩織的案件如同丟進這片死寂湖水的巨石，強迫所有人看到，聽到。
“性侵的案發現場，隔絕的私密空間，被稱為‘黑箱’，而揭開這個‘黑箱’時，暴露出來的則是調查機構與司法體係中的更為巨大的‘黑箱’……”
這是豆瓣讀書對於伊藤詩織的著作《黑箱》的簡介。
如今，這個黑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陽光下，所有人都會記住，這是一個叫做伊藤詩織的記者做出的努力。
站出來，發聲，身為受害者不願博同情，要和對方死磕到底。
“一滴水改變不了什麽，但聚集起來，它能形成海嘯。”
伊藤詩織勝訴，已經形成滔天巨浪。
華客網:她被業界大佬性侵 羞辱忍4年 今終雪恥…(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