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突發疫情之後，登上熱搜榜的是多個與媒體報道相關的話題。
在“澎湃新聞”報道了《三亞暴發疫情，酒店趁機漲價？回應來了》等數篇與三亞滯留旅客相關的新聞之後，《海南日報》客戶端等媒體相繼轉發一篇“怒懟”澎湃新聞的文章，批評澎湃新聞“竭力地帶負麵節奏”，指責其不顧疫情防控“大局”，報道狹隘且不專業。
隨後，#海南日報#、#海南日報怒懟澎湃新聞#等話題相繼引發熱議，微博相關詞條的閱讀量加起來已經破億。
很多人可能一直都有這樣的困惑，即媒體為什麽總是喜歡報道負麵新聞？
這個問題，在新聞傳播學界恐怕早已討論得耳朵起繭，但從這次媒體怒懟事件引發的爭議來看，值得我們從傳播功能、媒介規範理論的角度，再認真探討一下這個議題。
今天的分享，來自知名傳播學者劉海龍在節目《生活在媒介中：傳播學100講》中錄製的一期番外。在劉海龍看來，現在一些媒體的確存在規範失範的問題，但我們更需要在意的是，新聞傳媒業作為一個整體，能否在一個長期的過程中，不斷去更好、更全麵地反映事實。而如果一個社會對媒體存在普遍的敵意，最終損害的可能是我們自身的利益。
01. 報刊的有機運動：真相是一個過程
前不久三亞突發疫情，滯留旅客眾多，“澎湃新聞”連續多天報道了三亞當地的情況，其中一則報道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就是“成都一家13口滯留三亞酒店，住一晚上萬，吃一餐7000塊”。（目前該文已刪除）
很快便有自媒體發布文章對“澎湃”的報道提出了質疑，認為其“有意挑起對立，居心叵測”“博眼球賺流量”等等，《海南日報》客戶端隨後也轉載了相關文章，引發更廣泛的討論。
根據後續其他媒體的采訪跟進，新聞當事人回應表示，實際上當時的報道的確有點誇大了，“每頓飯700元一個人是誤解”，因為酒店有不同的餐廳，住客其實可以自主選擇，不是每天必須每個人都要吃700元一頓的餐。
也有一些網友去調查了，酒店700元一頓的餐到底包含什麽，這裏麵有龍蝦，各種海鮮自助，可以自由暢吃，所以700元價格還算公道。而滯留7天將花費“18萬”也是一個總體粗略的計算，包含食宿費用加總在一起算出的。
所以這則新聞很快被證實，在采寫過程中確實存在問題，采訪者並沒有做到很好的核實。記者隻是聽了被采訪對象的一麵之詞，沒有對他所說的房費、餐費問題做進一步的調查。從媒介規範的角度，新聞采訪者沒有做到三角互證法。
也就是說，采訪者沒有去比較不同來源的信息，來評估受訪者闡述的真實性。媒介規範裏通常都會強調，做新聞不能僅聽一麵之詞，必須具備一定的質疑精神，不能聽什麽就信什麽，要從幾方不同的信源去核實、做交叉驗證。
因為有的時候，受訪者可能也是在利用媒體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誇大某些事實。記者要意識到，在這個時候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你不能夠完全相信，或者假設其中的任何一方就是絕對正確的，必須要進行事實的核查。
這背後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真相的問題，媒體是不是隻能夠報道百分之百的真相？在新聞傳播裏麵，其實大家也有共識，因為真相本身不是一個結果，真相是一個過程。今天看到的真相，明天也許就會被推翻。
《華盛頓郵報》
真相的背後永遠還有更多的真相。馬克思也提出過一個觀點，在新聞學裏非常有名，叫做“報刊的有機運動”。他的意思是說，隻要新聞媒體不斷地在運動，今天的報道，明天還會繼續報道，而且除了一家媒體報道以外，其他的媒體也都在不斷地參與報道，這個時候真相總會有機會被一點一點地揭示出來，我們總歸會慢慢接近真相。
此次事件中，“澎湃”的報道最開始的確是有問題的，是不規範的。但後來很快有其他媒體跟進，糾正了“澎湃”報道的一些問題。所以，對於新聞媒體在報道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技術性問題，可以試著用更善意的態度，而不是但凡出現任何一點點差錯，就去大加指責新聞媒體。
其實我們要看到的是整個新聞媒體業的表現，不是一家媒體，而是很多家媒體，不是在一個時間點，而是在一個長期的過程中，有沒有可能去更好地反映事實。
對媒體報道的回應，往往也會產生負麵的效果，比如現在公眾說起媒體，就很容易帶有一種潛在的敵意。
在這次事件裏，就流傳有一張來自“三亞武漢滯留同胞群”的截圖，有網友就在群裏表示，別拉記者進來，記者都是為了流量。類似這樣的說法，不僅很傷記者的心，也有失偏頗。這類回應對於整個新聞界能否更好地報道，更好地為社會提供服務，同樣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
當然必須承認，今天由於新媒體技術以及一些政策原因，很多資深的、優秀的記者，可能紛紛跳槽到其他行業，一定程度導致了今天新聞行業缺乏經驗的記者比較多，所以可能容易出現類似在報道中間核實做得不夠的問題，致使整體新聞質量的下降，也讓受眾對新聞內容和質量產生了種種異議。
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如果一個不加任何考慮就對媒體存在普遍敵意的社會，可能也是不健康的。因為對於媒體的普遍敵意，最後損害的還是公眾自己的利益。
02. 媒介的監測環境功能：為什麽媒體經常傳播“負能量”？
對於媒體，我們還是應當抱持一個積極、理解的心態來看待他們的報道，但這同時也對媒體提出了一個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需要在報道中做到更加專業，提供更精確、更全麵的報道。
反過來，麵對其他媒體一些負麵的或失實的報道，官方媒體最好的回應方式其實是提供事實，做出恰當的回應即可。如果用比較情緒化、缺乏專業性的信息和文字作為回應，那麽起到的隻會是副作用。
這種做法也很可能會讓普通民眾對新聞功能產生一些誤解。這裏就涉及到，媒體為什麽喜歡報道“負麵新聞”，或者說媒體是不是就隻能報道“正麵新聞”？
在傳播理論裏麵，有一個非常經典的大眾傳播的“功能理論”，是由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提出的。他認為，媒介有三個主要的功能，一是環境監測，二是協調社會（溝通聯絡）的功能，三是文化傳承的功能。
在這三個功能裏，第一個功能就說到了，媒介是要去監控環境的變化，就像雷達一樣不斷地掃描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麽。普利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如果國家是一條船，記者就是站在船頭上的瞭望者，他要隨時注意發生在海平麵上一切最新的事情”。
《局內人》
這其實就說明，媒介的作用在於讓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最新出現的一些事情。什麽是最新出現的事情，或者說哪些最新出現的事情，是最值得被報道的？
媒介就像是一個哨兵，我們看到在動物界也存在這樣的現象，一群動物在吃草，這時候就會有幾頭動物在旁邊，警覺地看著周圍的環境有沒有捕食者進入，如果有，它們就發出信號，其他動物就開始逃跑。
所以哨兵的功能是什麽？就是監控周遭環境有沒有危險。人類最早也是這樣，當大家住在山洞裏的時候，洞口就會有人站崗放哨。我們現在能看到在一些機構單位門口也有哨兵，他們也是在密切地關注著周圍環境的變化。
環境變化之中，哪一些是更值得關注的？顯然，如果很正常、一片祥和，這是不值得被哨兵額外關注的，要關注的是那些有可能會對我們造成危險、對我們的安全帶來威脅的最新變化。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安全的需求是僅次於生理需求的人的基本需求。所以對於大眾媒體來說，他們在進行環境監測、環境掃描的時候，第一個要關心的就是那些可能對大家造成不利影響的負麵的信息。
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大眾媒體喜歡報道“負麵新聞”，其實這就是它的功能。如果媒體僅僅報道正麵的信息，那麽媒體就沒有完成它的功能。
媒體環境監測的基本功能看上去是負麵的，但實際上是正麵的。
另外媒體報道負麵新聞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對現實進行監督。報道負麵的事件，實際上是要讓大家看到這樣的事情不能做，媒體其實是在幫助樹立一種社會的價值規範。
如果大家還記得，若幹年前，廣東佛山小悅悅被車撞倒後遭受反複碾壓，最開始從她身邊路過的十幾個人都沒有去救她。但這起事件被媒體報道後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大眾也積極參與這類社會問題的討論，在路上看見倒地的受傷的人，是不是可以“見死不救”。
形成大規模討論之後，對社會整體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壓力，很多人在看到類似的事情的時候，就很難再漠然。所以說，媒體報道負麵新聞，去監督這樣一些不道德的事件，實際上是在強製形成一種規範，可能會避免這樣的悲劇再發生。
《華盛頓郵報》
所以媒介本身有自己的邏輯和要承擔的社會責任，並不是說，媒介隻有報道正麵的新聞，才是最好地執行了自己的功能。
03. 媒體報道，隻“反映現實”嗎？
我們經常能聽到一種批評的聲音，“媒體為什麽要關心這個事？還有那麽多正麵的事情，你關心這樣的負麵事情會不會產生不良導向？媒體是不是有什麽不良意圖？這會讓年輕人覺得我們國家不好，覺得老百姓素質低。所以媒體要多報道好人好事，讓人民看到希望”。
這種言論的核心意思是說，媒體不應該去報道負麵新聞，它們報道的負麵新聞，會讓人產生一種壞事比好事多的印象，所以這種話的後麵還會跟著質疑，媒體是不是“故意侮辱國家，記者良心何在、居心叵測”等等。
這樣的言論，實際上就把媒體報道內容上升成一種記者的主觀意圖。
這個現象的背後，其實是把大眾傳播的功能和人際傳播的功能混淆在一起了。大眾傳播要關注公眾關心的問題，不是去實現個人利益，所以媒體是有公共性的，不能將其看作單純的“私企”，而許多批評聲音，實際上就把媒體理解為是某幾個人控製的私企。
《真相》
這種看法背後，其實也有一個前提假設，就是把媒體看成一麵鏡子，認為媒體就是應該反映現實，如果沒有很好地反映現實，媒體就沒有完成自己的職責。
這裏值得懷疑的是，第一，有沒有一個關於現實的圖像？如果有這樣一個圖像，才能有一麵鏡子去反映這個圖像。
但是我們能看到，現實是非常複雜的，在不同人的眼裏，大家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樣，就像曆史學家去研究一個曆史過程，會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立場去看待同一個議題，不同人看到的也都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知識本身是有視角的，並不存在一個完全客觀的、關於現實的圖像。
媒體能不能夠反映一個客觀的圖像，在現在的新聞學或者傳播學裏，大家已經產生了共識，媒體實際上是在建構現實，這種建構本身，實際上是對現實的一種挑選性再現，都是有視角的。
而這種視角體現了媒體的價值觀和判斷。在這個具體的事件裏，媒體是去關注普通人的困境，可能的風險還是正麵歌頌，安撫滯留遊客，這就代表著不同的視角，我們不能說哪個更對，哪個更錯，但是用一個完全替代另一個肯定是有問題的。要允許不同的視角存在。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澎湃”作為一家上海的媒體，有沒有權利去關心三亞發生的事情？有沒有權利去報道滯留遊客的狀況？
大眾媒體的目的是什麽？按照《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這本書裏麵所說，新聞的目的就是提供公民自我管理所使用的知識。
今天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已經是我們所說的媒體融合的時代，其實已經沒有所謂“地方新聞”了，因為所有新聞，理論上在所有的地方都能通過互聯網看到。
《黑鏡》
過去的報紙時代，一個城市的新聞，可能由當地的報社報道，主要發行一般都限製在那個城市裏。但在今天，任何一家地方媒體實際上都可以報道全國新聞，這個界限已經消失了。所以不管哪個地方發生的事情，其實都要接受全國媒體的報道和監督。
而且即便部分機構媒體像一些質疑裏說的那樣，是被“某幾個人”控製，但在今天的融媒體時代，還存在著很多的自媒體，媒體的概念早已擴大化了，很難完全控製所有的媒介傳播。
我們也完全可以想象，其他省市的遊客到了三亞，也可以通過自己熟悉的媒體或自媒體來了解或回應當地出現的問題。
所以今天要再去指責說是某個地方媒體別有用心，其實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相反如果全國的媒體都不再關心三亞，對於當地遊客的境況、對於三亞的疫情或者對於三亞的旅遊業都再不置一詞的話，反而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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