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愛玲上世紀六十年代生平唯一一次訪問台灣所留下的文本對比，梳理數十年兩岸的關係演變和心路曆程。這是否能為目前的台海僵局帶來一些不同角度的理解與反省？德國漢學家呂恒君進行了一番嚐試。
美國重要政治人物佩洛西訪台，一石激起千層浪，台海及太平洋局勢驟然緊張。一方麵，台灣一度被大陸軍演全麵包圍淪為“孤島”，眾多農漁牧產品遭到出口製裁；另一方麵，美日歐等國與地區則紛紛（或擬將）派出使團訪台，而印太海域甚至出現17國聯合軍演。
有趣的是，六十多年前，另一位知名女性也曾自美國訪問台灣，盡管沒有引發什麽政治風暴，但卻留下一篇頗令後人深思的文字：那便是張愛玲和她的“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
1961年冷戰時期，張愛玲從美國啟程訪問台灣，在停留一周之後離赴香港。1962年返回美國之後，其雖再也沒有踏上過華族土地，但其於1963年以英文出版的訪台見聞“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與八十年代以中文重寫的《重訪邊城》，卻又存在著巨大的敘事差異。在當下局勢動蕩的迷惘時期，探究其中，或許亦能獲取一些觀照或啟示。
冷戰時期的“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
張愛玲1961年的訪台，是由美國駐台領事館新聞處處長理查德·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促成，這也是其平生唯一一次到訪台灣。在此之前，美國重要政治人物麥克阿瑟將軍、副總統尼克鬆與總統艾森豪威爾等均已來訪過這座“孤島”；張愛玲雖未以具體文字留下訪台的前期心路，但究其生平，無疑懷有複雜的心緒：
自50年代初從內地經由羅湖橋而逃亡“自由世界”香港之後，其反而遭受麥卡錫主義影響，三次被香港警察疑為“間諜”而遭傳喚；而於遷台的國民政府而言，本是對其與汪偽政府文化高官胡蘭成的婚姻及無關民族大義的市民文學不屑一顧，但其在香港期間兩部為香港美國新聞處而作的小說《秧歌》與《赤地之戀》，卻又先行順利進入韓國、台灣等“反共前線”。因此，此時張愛玲的赴台，除卻一向對政治與國是的冷靜距離，還有彼時身為美國作家賴雅夫人、並且終於美國尋得安定庇護的強烈身份感。
在這雙重距離之中，張愛玲對台灣的觀察完全出於西方視角，是一部缺乏語言交流功能的觀看型“默片”。在影像學中，其從屬於“詢喚與臣服”、“政治與倫理”的觀看：台北將軍套房裏的臭蟲、床單上的斑斑點點是冷冷地嘲諷“集基督教和儒家信仰於一身的新生活運動發起者”（國民政府），但在“露出（福爾摩沙）傳統的本來麵目”的花蓮，一開首則震驚於“這裏的賣淫業可能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明目張膽”、以及臉頰上紋著刺青的“灰色幽靈似的”山地婦人、像“吉普賽人似的”衣衫襤褸的土著人小孩，以及“相當多的年輕人居然還在講著日語”等等。
在這篇英文遊記中，張愛玲全程把台灣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福爾摩沙”首見於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製圖家Lopo
Homem於1554年所製定的地圖，屬於殖民者以命名的方式將東方納入西方認知框架的規訓工程。雖然“台灣”自清朝起已成為正式稱謂，甚至日本殖民期間也一直沿用，但張愛玲卻采取徹底傳統的西方視角，無視國民政府早已於1950年在聯合國安理會正式促成“台灣”(Taiwan)為國際通用慣例（見1950年9月29日聯合國87號決議：S/RES/87）。
而這種充滿刻意性的西方視角，在開首描述台美關係之時使用的“orient”（東方）一詞，更加得到強化：
譬如，當其被一位“模樣精幹、西裝整齊”的男士誤以為是美國總統尼克鬆夫人時，其詫異道：“尼克鬆夫人為什麽到福爾摩沙來，即使現在無論是誰都到東方來看看”；而當得知“這個人精神不太正常”，“常在機場附近轉悠，想見美國名流時”時：“我笑了，感到福爾摩沙對外界渴求的巨浪，尤其是美國——它唯一的朋友，因此某種程度上也未免不是敵人。”
寥寥幾語，張愛玲不僅敏銳地捕捉到台灣的孤立心態以及對美國的依賴渴求，同時也對這種近似病態的關係保持了一貫的懷疑。並且，上述“福爾摩沙”、“東方”等稱謂，無不令人想起薩義德
(Edward
Said)所批評的東方主義：一切景象的呈現是陌生、奇特而又原初落後的。而毫無互動關係、全然從“他者”（other）角度進行的觀看，也使得台灣作為“被觀看者”純粹處於西方視角的注視之下，這造成了“台灣主體性”在文本中的缺失。或許正是由於這種疏離冷硬，這部作品在台灣被通行翻譯為《重回前線》或《回到前方》。
八十年代的《重訪邊城》
然而，在八十年代以中文改寫的手稿《重訪邊城》中，張愛玲不僅在內容方麵進行大幅度擴充，對台灣的態度，亦從六十年代的冷淡陌生變成了“細致入微、銳利敏感，以同情的理解來接觸台灣”。
縱觀當時兩岸及國際局勢，不難發現：東西方緊張而激烈的冷戰秩序已趨向尾聲，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浪潮開始萌芽，台灣、香港日益發展成為較為穩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大陸也因改革開放政策而日益擺脫封閉僵化的意識形態。當上述各種動態的“權力關係”發生顯著變化，這也微妙地影響到敏銳的時代作家的敘事脈絡：
“我回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台灣去看看”，自婉轉的開場白起，作者通用“台灣”一詞代替“福爾摩沙”；當被誤認為美國政要夫人時，其加入了委婉的心理分析：“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怎麽讓太太到台灣來？即使不過是遊曆，也要避點嫌疑”；而當得知老是前來機場接美國名人的西裝男“有點神經病”時，作者的理解與同情溢於言表：“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或許正是由於此種“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機場外的大廟前費勁爬階梯的太太，那“裹過的半大腳，梳著髻，臃腫的黑旗袍的背影”令其想起中學同學的母親；當美國新聞處的朋友問起“回來”的感受時，其不再像六十年代一樣予以嘲諷，而是憶起自己於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在扭曲的航線上一瞥南台灣山脈的感受：“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地“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這輩子不會比之更美的風景，因為別的在中國人看來“沒這麽像國畫”。
而隨後，不僅羅斯福路的老洋房、大樹、露天書場等令其聯想起香港或上海；在更本土的層麵，台灣所表現出的風格也讓張愛玲處處聯想起上古華南居民、閩南塑像、南中國的建築及風土人情等。正是在這種時時把南中國特色與中原文化不由自主的強烈對比之中，其表達出的文本潛意識恰恰是以“注”的方式對台灣進行的詮釋：“因為中國曆史上空前的變局，才把時代的水銀燈撥轉到它身上。”
而當作者望著地麵陰影裏的橫條陽光而品嚐當地特產柚子時，酸甜多汁的味道不由令其感慨起在上海吃到的湖南柚子，疑幻疑真的台灣敘事也在一片視覺與味覺的共融交匯之中嘎然而止。與60年代的“默片”相比，這部敘事已然變幻成了一部活色生香、有史事觸動、並橫連地域的“彩色寬銀幕電影”。而在“看”與“被看”的主客體之間，作者營造出各種關係的交匯流通，與台灣曆史文化的共同記憶躍然紙上。
人與時代的選擇
基於以上對比，不難覺察，時代氣氛及政治走向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左右人的感受與敘事方式。而且鮮為人知的是：即使英文版的書寫方式冷硬疏離，完全基於西方視角，卻竟也遭到美國雜誌The
Reporter
罕見拖拒至一年之後。張愛玲推測拒刊的主要原因在於：“這裏（美國）都認為中共不久就會垮，不像我說的那樣彷佛什麽事都不會發生。”
而張愛玲的中文文本，根據其中所引的台灣《光華》雜誌，可以推測寫於1983年左右。除卻日趨寬鬆的時代氣氛，張愛玲也已在美離群索居三十年，並步入生命的最後十年期，勿需再為作品發表迎合美國出版機製或市場營運。或許正因改寫稿的本真率性，作者在世時並未尋求發表，直至其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於2007年偶然發掘。台灣文學界也方才驚訝確知：“Frontier”並非充滿火藥氣息的“前方”或“前線”，而是具備曠闊義域的“邊城”。因為，根據美國曆史學者Frederick
Turner等理論，比起意識形態或戰爭狀態的激烈對峙，“邊城”亦包含著地理及文化空間的交界或消融性。
然而，不管“Frontier”在“前線”與“邊城”之間如何轉換，不可忽視的是：在上海新冠疫情封城之中被奉為“潤學”鼻祖而再度走紅的張愛玲，麵對大陸體製，其未在中英兩版文稿之中表現絲毫留戀，而是以曆史的筆觸對民眾的艱難做了大量深刻描述。其在英文版書寫大陸民眾的饑荒與偷渡之時，甚至斬釘截鐵地指出：內地通往香港的羅湖橋“生死攸關”，“你自己親身經曆過才知道它的真實”，因而，“我們當中許多人，因為在外麵無法謀生不得不走回頭路，實在是悲哀的”。
放眼當今台海之緊張局勢，引起直接導火索的雖然似乎是佩洛西的“貿然”訪台，因其在中共眼裏公然違背了《上海公報》的模糊戰略，挑戰了聯合國認定的中國主權；但另一方麵，在當前激烈的台海博弈之中，台灣的民主政經、多元文化等卻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與同情；而台積電、醫療保險製度、以及農協、社團等先進社會因子，亦受到大陸民眾的羨慕或欽佩，甚至還有同為“同胞”、華人或東亞人的向往或驕傲。
而在台灣內部，也有人控訴大陸的軍演隻敢“打自己人”、“拿自己人出氣”、“又不敢拿西方人怎麽樣”，這無意識地暴露出普通台灣人微妙的身份認知；而即使蔡英文在八二三相關講話中以金門炮戰激勵士氣，一位出生台灣金門、在德國消費品名店工作的服務生卻在閑聊中告訴筆者，其並不怎麽擔心大陸會奪去故鄉小島，隻擔心“統一後”大陸“人多”，會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並希望戰火不要影響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同樣斬不清理還亂的是：不管富於爭議的佩洛西訪台的真實目的及效用如何，其官方留影仍是與蔡英文一起立於中華民國創建者孫中山的巨幅肖像之下，而孫中山也一向在大陸被視為革命先驅，甚至在2021年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際被習近平高調講話紀念，聲稱紀念及弘揚其精神；而目前台美借《芯片法案》意欲展開半導體產業更進一步合作，但全球領先、被譽為台灣“護國神山”的台積電，卻是由民族主義保守政黨國民黨的領袖蔣經國親手奠定其基礎，等等。
而在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兩岸重重宿怨、交匯與糾葛之中，回望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借助全球化東風而發展經濟之曆程，台商更是在幫扶大陸的投資及科技創新方麵做出了最為獨特的貢獻。這其中既有發自內心的善意與共情，同時自然也期許這種善意與心血能被尊重並在必要時回饋台灣本身，譬如：在一些不得不參與合作的國際性事務中，希望台灣也能享有必要的空間，不受到粗暴排擠或打壓。正如一位國民黨前駐韓代表多年之前對筆者所言：“在一些國際事務中，縱使大陸坐椅子坐前排，也容許我們坐草地或站立好嗎？畢竟我們也需要實實在在地代表台灣民眾的利益。”
綜上所述，在複雜交織的台海與世界、社會與人類、戰爭與生活等萬象之中，拋卻各國之間的利益較量，台海問題的主要紛爭仍在於兩岸華人的製度之爭與文明之爭。而台海局勢的走向，也絕不隻應局限於以中美台三方為首的軍事角力與兩岸越演越烈的國防竟備，而應著力於該地區發展民主、民生、科技與人類生活樂趣所需的寬鬆氣氛，以及該地域乃至亞太區域各方雙贏、多贏、共贏等長遠策略。
而於當下的中國大陸而言，在重重圍堵反製的國際博弈之中，有效借鑒或引入海峽對岸各黨派及民眾共同探索、生機勃勃的民主體係，並以此作為科技創新、經濟結構改良、社會福利發展等的真正助力器，實為一條最為便捷與省力的體製改良之路；也是突破八九以來的政治改革僵局的史上最富價值的“彎道超車”。張愛玲雖然曾以華美袍上的蚤子比喻人世的荒謬，但卻也同時清醒而堅定地洞見：鬥爭是強大的，但同時也是酸楚的；而人們多是注重鬥爭，卻忽略了和諧的一麵。
呂恒君（Dr. Hangkun
Strian）,德國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國際關係等。文中部分內容見於德國特裏爾大學東亞學係出版的《異口同聲-探索台灣現代文學創作的多元發展》（台北秀威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