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天，美術指導石海鷹再次見到馮小剛是在維多利亞港。
馮小剛那會情緒低落，每天也在不知道幹嘛，隻來回調電視的台。有一天，電視裏播了高倉健的電影《致親愛的你》，比他最緩慢的電影還要慢三倍，商業片、大製作和大票房這些事兒他都幹過，但這部電影裏的高倉健——即使沒在說話他也想看他。他看完，轉過頭說，人呐，心裏頭無理可論的時候，就會去找一種溫暖。就是那次，石海鷹聽他講了《隻有芸知道》原型張述的故事。馮小剛講了四個小時，窗外維多利亞港的光影由明到暗，石海鷹想，這個人的處境已經這麽倒黴了，原來電影還是占了一個很重的位置。
在講述裏，張述的故事更豐富，全都是愛。但故事發生在加拿大，石海鷹反對他去那兒拍，因為兩國關係，不希望他再受到聲討。馮小剛說，海鷹，你看維多利亞港，海麵暗了，一會兒陽光又從雲縫兒裏頭出來了，晚上別走，一起吃飯。馮小剛怕自己生病，怎麽抵抗這個，“不看手機，不好的東西就屏蔽掉。”他告訴自個，要用特美好的東西排毒。
不久後，在溫哥華一家中餐館外的路邊，知道馮小剛近來過得不好，張述準備了一肚子安慰的話，還沒開口，馮小剛說：“我想把你和羅洋的故事拍成一部電影，它應該會是一部使人相信愛情，珍惜生命，覺得暖心的電影。”“行。”“本來不太想問你這些事兒，但為了電影，我要問你一些細節。”“沒問題。”
張述答得既短又快。就好像一種聲音被聽懂了，說完兩個男人都哭了。
“這個電影真的沒有野心，跟過去拍那些電影不一樣。”馮小剛後來說。
他說：是落座入定還是起身謝幕
能拍電影是特別愉快的
在新西蘭奧克蘭克利夫登郊外山頂一棟房子外麵，有一大片烏雲終於飄走了。馮小剛從導演椅上彈起來，用那種熟悉的緩慢頓挫的語調喊：“來！這陽光是最後的瘋狂啊！”
那時候沒幾個人知道這部新電影開拍了，也沒什麽人關心。直到新西蘭總理接見劇組的消息傳回國內，才有電影局領導的電話打過來，“導演，您在新西蘭拍電影呢？拍什麽電影啊？”
“就一愛情電影。”他答到。“也是今非昔比。當初我們《芳華》開拍那天，在我們那後院兒擺兩大長溜兒桌子，大轎子車拉著媒體這幫哥們兒來。這回我們是悄沒聲兒的。”
預算也沒有想象中那麽充足，在國內拍很富餘，但在這器材租用費是國內的2.5倍，群演費用是10倍。“那會兒花錢大手大腳慣了”，在這兒緊緊巴巴。一周休息兩天，第六天，加錢，第七天，加錢也不能拍了（因為沒人來）。有一次，他告訴副導演，讓那群眾演員說句話表示一下“驚訝”。“導演，他張嘴說一‘Oh
my god’，700紐幣（約人民幣3300元），讓他說嗎？”
“做驚訝的表情。”他神情一頓。
來探班的同事從北京給劇組捎了幾個大箱子，大捆電線、音箱、四盒煙彈、十幾盒針管眼藥水、安眠藥、電視那麽大箱子的姨媽巾、四大捆看上去綁架人很厲害那種黑色膠帶……六條0.5的中南海是給馮小剛的，他欣喜地拆開一盒，“這兒32紐幣（約人民幣150元）一盒煙。”他戒過煙，後來又抽起來，因為“除了抽根煙沒什麽事兒能自己徹底說了算”。
他成名以來從未如此慎重地去處理諸多細節，上上下下哪哪都要“想到了”。不久前有一場賭場的戲，新西蘭賭場裏的大轉盤，上邊有七個國家的國旗，賠率不同，押中國是一賠十，押英國一賠一，美國是一賠五。他考慮半天，最後和賭場商量，把所有的國旗都換成了動物的圖案，熊貓、企鵝、大象、鯨魚……
他想起當年拍《集結號》，劉震雲去劇組探班，蠱惑得整個劇組覺得劇本的結局該改了：穀子地應該在冬天坐在煤礦的工具室裏，咬著凍饅頭凍死，嘴上還掛著霜。張涵予說：哥，必須穀子地給凍死！馮小剛給編劇劉恒打了個電話。回頭開會，還是按既定方針辦。散了會了，沒勁。劇組裏好像每個人都對他挺不滿意。
但現在每個人都小心翼翼。資本的壓力、公司業績的壓力，都是他當下要背負的東西。行業卻盛極而衰，投資銳減，很多同行開不了機。他覺得在經曆入行以來電影行業最大的一次調整，他想其他行業大概也如此。“現在這個階段，你有公司你有責任，很多的人在跟著你幹，你退休了他們怎麽辦呢？是吧？但是我希望能夠幹得別有壓力，幹得輕鬆一點，別去較勁了。”
不過，徐帆一句話讓他輕鬆了點：哥，咱就踏踏實實過咱一老百姓的日子，你大不了就不拍片子了，咱掙的錢都賠出去也沒事兒，有點兒錢咱就能活。
“車，走走走……哢！”他終於壓不住火兒了，“我們導演、攝影已經比拍電視劇都快了，但是我們的製片部門能不能做到這車說走就走？光都沒了！我都懶得罵人了。”他撂下對講機一個人到門口轉悠，雨又忽然下起來。攝影指導趙小丁一轉念，“這雨能不能拍。”“要拍就拍純夜景的。”馮小剛讓自己的焦躁與製片組的忙碌保持著一個不至於爆發的距離，這在以往是極少有的克製。沒多久，他莫名地又愉快起來，對著窗外無遮無攔望不到頭的草地，“這國家挺平和的。人就得知足，這多好啊……生為牛和羊在這兒也真不錯，沒有野獸，蛇都沒有。”
他過去的每一部電影，在上映之前的時候，都要著一份急，“那都不是人著的急。”
現在他覺得拍電影是特別愉快的。著急，很具體，沒時間了，這個戲沒拍好，該要出太陽的時候他下雨了，該下雨的時候他他媽陰天了。一旦老天爺給了你一點好臉兒，你特別愉快，那著急，預算的事兒，你在現場著的那急，生的那氣，是隨風而過的。一收工，回去一喝酒，哎呀，高興，今兒我跟你嚷嚷你別生氣啊。它跟你生的另外一種氣完全不一樣，著的急不一樣。這個是苦中有樂，甚至是苦不及樂，他給你帶來的快樂是更大的。
馮小剛與趙小丁在等光
圖 | 劉洋
好像每個人都想保護他
像往常一樣，當馮小剛決定去拍一部電影，但凡遇到的人都會聽到他繪聲繪色地講起那個故事。那時還是一個為亡妻實現生前願望的老頭兒的故事。
最早聽到故事的是陳道明和葛優——這兩位都與初戀白首至今。三個人喝著酒，聽故事的人開始抹眼淚，64歲的陳道明頭發已經白了，是馮小剛腦海裏那種蒼孫的樣子。“道明，你來演這個。”“那沒我的活兒了，”
62歲的葛優說，“你隨便找一個角色讓我演，哪怕打醬油呢？”葛優聽了故事，覺得難過，但心裏不是涼的，反倒有些溫暖。
後來馮小剛思量著還是要拍一些追憶，演員就需要又能演老又能演小，便想到了黃軒。陳道明一連給馮小剛發了好幾封信，反複念叨著，“他們年輕人能體會這一層麽”，“演不出這一層來怎麽辦啊？”反複囑咐著，“讓黃軒去體驗生活”，“讓他跟張述泡在一起”。
所有參與或沉浸到這個故事中的人都是多年摯友，是“親愛的人們”，馮小剛將經曆他內心最為舒服的一次拍攝曆程，他覺得拍一部暖的、人情世故的電影，更接近自己的本性。周圍的人在以不同的方式深度參與進他的生活，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片場，徐帆覺得最近這一年，好像特別劇烈，特別可怕。她老是在擔心，一年多來，馮小剛去到哪裏，徐帆都盡量陪著，即便如此她仍然沒有安全感，擔心他對自己不周全。她把每天的藥分好放在小盒子裏，時間一到，用紙巾遞到馮小剛麵前。在片場，看到馮小剛要抽煙，一顆喉糖就塞進他嘴裏。
近幾年，徐帆的戲少，更多在陪小女兒，一般不會到片場。但這一次也來了，還出演了角色。馮小剛發現，拍幾場戲，能讓憂心忡忡的妻子再次心無旁騖。戲裏需要喝酒，她就真的喝，連拍三條，每條喝幹四杯紅酒，她喜歡那種“幹”的感覺，心一下子飛起來了，像個男人一樣。
馮小剛發信息問她怎麽樣了，她喝高了：“馮小剛，我不知道我為什麽，什麽什麽都得依從你，但是我隻知道你說什麽我就得去做，我為什麽呀。我就是太愛你了，是錯還是對我不懂，我哪都不去了，我要睡覺了，你快忙。你大爺。”
馮小剛與徐帆在《隻有芸知道》片場
家人現在都圍在他身邊。馮小剛的大女兒馮思羽電影係畢了業，寫《英格利士》的作家王剛告訴她，“你爸爸在這個風口浪尖裏頭，他要經曆這些事兒，你就拍他幾年。”她就每天拿著機器拍，但始終沒坐下來跟父親談談。
馮小剛也沒跟女兒怎麽聊過電影，“她也一直在找劇本，但是她特別喜歡癡迷這個是枝裕和。一直就劇本弄弄弄，我讓她給我看，她也不給我看。”
直到2018年底，孟晚舟事件發酵，劇組開會分析形勢，討論是否還要去加拿大取景。有人提議去英國，馮小剛覺得歐洲的景致和發生在北美的故事不是一種味道。也有人建議和徐崢在籌備的電影一樣去俄羅斯取景，馮小剛一拍大腿，“他媽的不如不拍了”。當時馮思羽人就在隔壁。
後來有一次在路上，馮小剛說著就火了，說你該拍的你都不拍，不該拍的，沒事兒我站在那兒抽煙你瞎拍半天，有什麽用？“一個重要的決定，日後在紀錄片裏可能很重要，但你在隔壁的屋子聊天。我也想過把你叫過來，但我很期待是你自己過來。你沒來，我也沒叫你，那你作為這個紀錄片的導演就損失了一塊。”還有，我現在罵人這段，怎麽不打開鏡頭蓋來拍？從此鏡頭總懟在最近的地方。他就很滿意。
拍完一天的戲，馮小剛喜歡小酌幾杯。當地中餐館老板和老板的母親都是他的影迷，送了一瓶當地產的白葡萄酒“長相思”。他喝著就“喝美了”，想起了陳凱歌，“我們說‘喝美了’，凱爺呢，會說‘我漸次地高興了起來’。”
“其實我最想拍的就是我、道明、國立、葛優一起演的電影，朋友在一塊就好……”馮小剛說。
他像個喜歡熱鬧的老頭兒開始回憶往事，“凱爺跟葛優說：葛爺，你和我的老同學藝謀拍了《活著》，又和我拍了《霸王別姬》，但這一出兒不算，你是配角兒。倘若你我再合作一部你是主角兒的，你猜怎麽著葛爺，那才叫功德圓滿。——這是在我和徐帆結婚那飯桌上說的話，1999年9月19號，上午9點。”
“他需要工作。”和他合作過幾部電影的宣傳策劃任國源說，“這次他其實夾帶了一些東西，能看到這個電影的孤獨感，就是應該是他的一些心境，他是有這種孤獨的心境在。”
好像每個人都想保護他。首映禮候場那會兒，劉震雲和張國立到了，一直摟著他。
2015年，多倫多電影節後，馮小剛發了個朋友圈：“別了多倫多，匆匆地來又匆匆地走了，來來去去間頭發就白了。”
圖 | 盛誌民
60多歲一老頭
某天晚上收工回到剪輯台前，發現沒有素材可剪了，馮小剛開始做片尾字幕。他本想寫：謹以此片獻給我們的朋友張述和羅洋。但張述覺得不妥，擔心因此樹立敵意，你誰啊，還謹以此片獻給你，使不得。馮小剛想著，那就“謹以此片獻給美好的愛情”吧，打電話和編劇張翎商量。“哎喲，我求你了，你這太雞湯了。”“那怎麽改呢？”“先把‘獻給’拿掉，謹以此片紀念一段相濡以沫的愛情。”“這躲開雞湯了嗎？”“躲開了。”
歲數大了，有些東西就不一樣了。兩年前，他在朋友圈裏說：“人老了，記憶力不行了，上午刷了兩回牙，洗了兩回臉，醒了洗漱完又回床上眯了一覺，起來忘了，又刷了一次牙，然後回憶洗過臉沒有，想不起來了，為保險又洗了一回。”
現在，本命年之後感受強烈，他發現他放棄講理了。“這理啊，沒有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一萬個人就有一萬個理，你覺得站在理上，別人覺得他站在理上，他的理對你來說可能是不講理，你那理對他來說也是不講理，所以不用去講什麽理，你喜歡做這件事兒就去做，你覺得做這個事兒不舒服就遠離它。”
“拍這個《隻有芸知道》，這是因為張述跟我的這個關係，還有他太太，我們都是幾十年的交情，他認識他太太第一天我就認識她。這個是跟我的良心發生關係的事兒，我沒法去猜觀眾到底喜歡不喜歡，電影節到底喜歡不喜歡，電影節怎麽會喜歡一愛情電影呢？觀眾也未見得喜歡你這種愛情。那不管了，我就把這拍完了。如果一個年輕導演想拍這麽一個跟個人情感發生關係的，他也沒有這錢，沒有這實力。既然有這個，我還目前有這個能力，我就拍。”
如今他也會感慨天地翻覆，“一眾新銳導演生龍活虎，摧營拔寨……英雄老矣。”他覺得得心裏放平了想，“人和事兒確實是要翻片兒的，時代在往前走。”
時代確實不一樣了，有次出席活動，他也要為自己13歲的小女兒朵朵要一位頂流明星的簽名。主辦方備好了一摞簽名照，工作人員遞給他一張，他說“能不能弄一to簽”，對方說沒有to簽。他後來琢磨，哎喲，為什麽非要to簽，還被人給拒絕了。後來在電梯裏遇到那位明星本人，他也再沒好意思開口。
之前有人給他算命，他學那人的話：“現在肯定是走下坡路，沒有上坡路可以走了，但下坡路別走得太陡了，別給自己礅著，慢慢走。”
吃夜宵時閑聊，馮小剛對我的畢業論文感興趣。我說寫的是清朝的遺老們在民國裏辦雜誌、結詩社、互相唱和的事兒，不過他們大多數是當年得風氣先、推動過維新變革的人。他問，為什麽想寫這個？說因為對被時代拋棄的老頭兒們感興趣。他又問：那他們的結局如何。我告訴他，沒跟溥儀去滿洲的大多體麵終老，胡適那一輩兒的知識分子也算尊重他們，但心裏大概不好過，寫詩都是恒河的沙子數不盡落寞、為誰粉碎到虛空什麽的。他停下筷子沉默了片刻。
那晚看了他當時剪出來的1小時20分鍾素材，那是我看過的最冷清的馮小剛電影。就像他在雨後的片場對新西蘭司機說的那句，“So
silent，everything
cold.”電影的氛圍始終冷冷清清，一段近乎無暇的感情裏，兩個人內心終究有一塊孤獨在各自承受，無法向對方傾訴。我們熟悉他電影裏的熱鬧、詼諧、調侃、諷刺、激情、宏大、回避，但對那份清冷卻很陌生。
就快回北京的時候，他建議我去顧城待過的激流島看看，“明天該是個晴天，想想顧城在那兒怎麽瘋的。”他說，“我們當兵那會兒，顧城、舒婷、趙振開，大家都看他們的東西。那會兒大家一看，哎喲，說寫得好。北島寫得真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他後來為什麽不寫詩了，他得了一次腦梗，寫不了詩了。他是非常隨和的人，詩歌上非常有鋒芒，後來我跟他熟悉了，他是一個絕不妥協的人。”
劉小東給馮小剛畫的像，起名，豹子頭馮小剛，那是2015年
可以不再拍電影
在廣州，《隻有芸知道》的點映活動結束，那個深夜，馮小剛和張述、石海鷹聊起2018年和即將過去的2019年。最後他們不約而同想起青春時光。
“1979年之後那心情啊，就感覺日子特別有意思，哎呀，我們終於可以看到這看到那了，國外的交響樂團不停地來，佐田雅誌來中國演出，我操，首都體育館，每人發一望遠鏡，佐田雅誌送的，一打開，折疊的，唱《青春啊青春》，他那種唱法，哎喲給我醉的，就覺得流行歌兒是這樣的啊，那會兒每天都有新鮮的東西。鞏俐現在的老公，雅爾，用激光弄那個音樂，當時啊我們這種喜歡音樂的每天接受的都是新鮮的……”張述越說越興奮，“那會兒看參考片兒記得麽，全是軍人坐那兒，放的是B級片。”
“海澱影劇院，一會兒皮列鬆，一會兒小澤征爾……在首都體院館排練賣票都全滿場，就穿著灰棉襖、綠棉襖那麽一幫人。”馮小剛也像回到了當年。
不久前，他看了《小醜》，又很不平靜，覺得心給攪亂了。“當導演不能看這種電影，看這種電影，意難平。”他看到有影評說如此冒犯觀眾的電影卻得到了觀眾的肯定，他很高興片子獲得了很好的票房。“我很喜歡這片子，它是走向毀滅的，很厲害。而且，那演員，我覺得那就是上身兒，你感覺這個人他完全把自己當成那個角色，瘦成那樣，拿著煙那手、那指甲也黑的，那傷就像他自己的，抽煙那狠勁兒，就感覺每一口啊，對肺有極大傷害。而且我最感動的，很多人喜歡他那笑，我特喜歡他跳舞，就一個也不會跳舞的人，在進入到某種狀態裏，啊啊啊，跳……喜歡表演的人，看著會被感動。我啊，特別不喜歡暴力，和我性格有關係，但是，這個電影，他殺了人，我願意他把那人殺了。”
最後一次與馮小剛坐定交談是《隻有芸知道》的首映禮開場前。他沒有像平常那樣講故事、追憶往事、越說越熱鬧，而是凝練地談起60歲本命年後自己的變化。
“年齡大了，拍一部少一部，年輕的時候是拍一部多一部。能有個電影，能想出一個故事，和作者聊出閃光的、精彩的東西來，你就會很興奮很愉快，能把它立項通過，能夠組織好資金，最後大隊開拔到這兒，演員也選好了，這都是會讓你覺得很美好一件事兒，很享受這個過程。如果找到一個題材，你確認可以拍，讓你自己有熱情、喜歡，那就把這個過程延長一些。你迅速地把它幹掉了，過癮的時間短。”
發行方希望預告片能剪得更緊湊、更有信息量，馮小剛也不以為意，“這片子你給多你也給不出什麽來，不用那麽緊。發行都很希望你給他做個眼花繚亂的，這個它快剪不了，快剪得有強情節和特別劇烈的事件。這個你快剪，它的味道就沒了。這個電影啊，我說它是杯清酒，清酒啊沒什麽，就喝唄，慢慢喝慢慢喝，喝多了就有點勁兒了，不是那二鍋頭，咣當就上頭了。”任性的勁頭上來，他想要剪一支隻有風聲和樹聲的預告片，音樂也不要，“我就要一最安靜的”。
“我選擇了拍這麽一個慢的電影，大家都快我就慢唄。大家都特藝術的時候，我就拍商業片，賀歲片兒一大溜。大家都開始商業片了，我就開始拍文藝片。大家都快的時候，我就慢。隨大流兒就變成攀比了，你快我比你還快，你一驚一乍我比你還一驚一乍。這裏牽扯到一個誠意的問題，我覺得這麽舒服我就這麽著，別人可能不買賬，但有可能突然就買賬了。你不能追觀眾和形勢，你都有可能被閃著，還不如堅持自己的節奏，拍喜歡的。”
他很知足，拍了很多電影，過去積攢在心裏頭想拍的這些東西基本都如了願了，拍了。“我覺得我做了很多種不同風格的嚐試，我在中國導演裏頭可能算是變化最多的，我能在這20多年裏頭嚐試這麽多不同的類型、風格、題材，很知足的。再一個，你發現你改變不了世界，你改變不了別人，別說世界了，別人對你的看法你都改變不了，相反的，它是能改變你的，每個人都是如此。”
臨去首映禮現場前，工作室的小廚房下了幾碗扁豆麵，吃著麵，馮小剛語速放得更慢了，“生活本來特簡單，在你餓的時候，一碗麵，如果它挺入味兒的，你吃特香，擺一桌子菜也是那樣。你要是想搞的特複雜也可以，費了勁了準備這頓飯。人在愉快的時候，吃碗麵就挺好，不愉快的時候，做了一桌子菜他也不想動筷子。我現在的心態是，拍也行，也可以不再拍電影，就待著，待著哪有高低呀。真心的。我沒有遺憾。”
他相信如果不拍電影，自己可能會快速地衰老，因為太無聊了。他已然能夠感受到身體機能的變化，沒法熬大夜，也沒法喝大酒了。平時工作會議他常常拉著大夥兒不願散場，哪怕大家一起開開玩笑講講段子，今年他常講起的是一個上海的朋友，聚會上用吳儂普通話豪氣地說，“我們今天就點上三瓶啤酒，大家喝它個一醉方休”。他還是喜歡熱鬧。
在很多方麵馮小剛的確比年輕人老舊，對觀眾口味的把握，對類型元素的敏感度，甚至對鏡頭語言銳意嚐試的渴望，但在另一部分則年輕得多，比如談論拍電影這件事兒時本能的興奮和雀躍，工作的效率，長時間凝聚精力和注意力的意誌——在拍攝現場，他身邊的年輕人常常非常勉強才能跟上他的工作節奏。
和朱塞佩·托納多雷（《天堂電影院》《海上鋼琴師》《西西裏島的美麗傳說》的導演）在一起
他也曾和朱塞佩·托納多雷聊起對潮流的看法，後者說，一塊表如果走的不準，那它沒有一秒是對的，但如果它停了，起碼一天當中它有兩次是對的。
《隻有芸知道》首映禮開場前，馮小剛與任國源聊起下一部電影拍什麽，也許可以是一部家庭片，他自己來演家裏的老頭兒。
華客網:馮小剛“被罵”一年終複出 拍亡妻兄弟愛情故事“排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