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聲”的中國自由派：向左轉，齊步走？(圖)

曾引領思潮的中國自由派

自由派在中國語境下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泛指對國家權力和政府政策懷有疑慮，倡導憲政、競爭性多黨民主製、法治、市場，宣揚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群體。某種程度上講，中國自由派非但不同於西方社會的自由派定義，反而融合了西方左和右、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價值訴求，內部構成比較紛繁複雜和多種多樣。

當代中國自由派興起於改革開放之初。藉由思想解放、反思文革、引進西方思想文化的社會環境，啟蒙自由主義迅速傳播和成長，短時間內就在公共輿論空間中占據主導地位，成為一些學者眼裏的“八十年代的共識”。自由派積極介入中國公共事務，有人翻譯西方思想文化作品，出版介紹人文社會科學最新發展的書籍，如《走向未來》叢書；有人重新發掘以中國學者胡適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義以及顧準、陳寅恪在專製、嚴酷學術環境下堅守學術尊嚴的精神；還有人針砭時弊、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和製定，推動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除去比較教條或偏執的少數之外，知識分子總體傾向自由主義，將自由主義視為中國的出路，一些自由派甚至被公共輿論賦予道德光環，成為不少人眼裏的“社會良心”。

被視為中國新權威主義代表學者的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蕭功秦曾有文章回憶稱：“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全社會對文革災難的反思，知識分子率先呼喚人的尊嚴、價值、自由、啟蒙與思想解放……八十年代是一個以民主啟蒙為知識分子共識的時代……當時全國各地紛紛出現的各種沙龍，校園裏舉辦的各種講座，民間社會也出現的種種思想學術討論，幾乎都是同樣的話題：那就是反對極左的路線回潮，思想解放與啟蒙，要求政治上發展民主，積極支持經濟開放與政治改革。人們的價值趨向均出奇的一致，我們可以把改革初期知識分子中的這種思想狀態稱之為同質性、板塊性、反體製的逆向性思潮。它本質上屬於反對文革專製的自由主義思潮。”

究其原因，一是對於反右、文革那個極左時代的反思和反彈。正如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係教授趙鼎新在《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一文所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者“對西方的經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想並沒有多少了解”，“他們提倡自由主義主要是因為1976年之前一次次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以及文革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使他們對一度受到高度認可的共產主義信仰產生了懷疑，對強大的國家權力產生了強烈的恐懼”，“他們的‘信仰危機’以及對國家權力的排斥在社會上，乃至在黨內有很大的共鳴，因為大量的老幹部在文革中也是受害者”。

誠如斯言，中共建政前三十年所出現的接二連三政治運動、反右、文革，給不計其數的民眾、知識分子乃至官員造成了空前傷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秩序幾乎臨近崩潰邊緣，中共建政取得的合法性麵臨巨大拷問。有鑒於此，文革結束後，不論社會上還是中共黨內，都普遍產生反對個人崇拜、倡導黨內民主、完善法製的呼聲。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以防止個人專斷、恢複民主集中製為主要目的。同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講話，直指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製、領導職務終身製、形形色色的特權等五大製度弊端。而以限製和規範國家權力著稱的自由主義觀點，恰好契合了當時的社會氛圍。

二是自由主義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與改革開放的方向存在重合交叉之處。不可否認，在一些人看來，自由派的部分主張超出了中國現實國情所能允許的範圍，過於理想主義，但若將自由派的訴求限定在恰當區間內，比如市場化、多元化、開放、保護公民權利和財產、法治等，則與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政治發展構成重疊共識。這也使得自由派一度與中共形成合作關係，共同推動國家走向開放多元和現代。

三是國際環境的影響。從世界範圍來看，社會主義國家建政後普遍存在貧窮和專製問題，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持續不斷，甚至釀成極其嚴重的政治災難。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社會主義思潮的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一落千丈，處於低潮和窘境。與之相對的是，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水漲船高，成為很多人眼裏的普世價值。當時的美國總統裏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都非常推崇新自由主義，將之運用於治國政策，推動其占據國際話語優勢。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正是在此背景下爆發，影響著當時遠遠落後於西方的中國，衝擊著幾千年以來始終未能擺脫專製主義和人治的中國人的政治認知。不少人將自由主義視作“曆史的終結”，認為中國遲早要成為一個自由主義國家。

上述三種因素的合力下，自由主義迅速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公共輿論獲得主流地位。用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房寧的說法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自由主義“被普遍地賦予了真理性和正義感”，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一次影響巨大的“移情”現象，當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完美理想破滅之後，人們需要另一個完美理想填充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世界，當然，這個新的“理想國”就是“西方”。

遭遇重重困境的中國自由派

近年來，昔日引領中國公共輿論的自由派，迅速陷入窘境，在內外夾擊下頹勢盡顯。

2013年初，《南方周末》發生新年獻詞事件，事後《南方週末》編輯部人事頻繁調整，報道尺度被收窄。（Reuters）

首先，近年來中國自由派遭遇到“六四”事件以來最嚴厲的政治管控壓力。過去幾年，中國政治的一個突出變化是大範圍強化中共“黨的領導”和決策層尤其是最高領導人的集中統一領導。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中共一改前些年在政治經濟社會治理過程中“黨的領導”遮遮掩掩態度，明確提出“黨政軍民學，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對其眼裏有可能威脅和衝擊到既有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的自由派，予以嚴厲管控和防範。這一變化投射到公共輿論上的直接結果是，三權分立、多黨競爭製、普世價值、民主選舉等一係列自由派話語，明顯被迫減少；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網絡大V和媒體的公共空間，被大幅度擠壓，甚至被屏蔽、關停。

2018年，香港端傳媒刊發了一篇重磅文章《全麵審查時代：中國媒體人正在經曆什麽？》，以20多位受訪者口述的方式還原了中國媒體人所遭遇的言論收緊，得到了大量具有自由派傾向的媒體從業者的共鳴。這篇力作盡管讀後給人一種悲觀、灰暗之感，卻也是實情。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廣州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陳純曾分析指出，近年來自由主義言論在輿論場上的式微“主要根源在於公權力的全麵打壓，而打壓高潮則是2015年：《慈善法》出台、709律師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數被封等”。的確如此，近年來大批自由派大V被噤聲，共識網、《炎黃春秋》被封殺，互聯網媒體時政原創內容遭“一刀切”，深度調查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自媒體被批量整頓乃至關停的消息傳出，自由派在公共輿論的陣地幾乎已經喪失，並由此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自由派在公共輿論場的頹勢。

曾任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杜導正，參與創立和負責的《炎黃春秋》雜誌，以敢言著稱，但2016年雜誌管理層遭撤換，原製作班底宣布《炎黃春秋》停刊。（VCG）

其次，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不再一家獨大。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快速發展帶來的實踐經驗以及自由主義內在局限性的日益暴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自由主義，一度有著啟蒙自由主義共識的知識分子，開始分化，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施派等思潮隨之興起，並在知識界、公共輿論上與自由主義形成分庭抗禮之態勢，使得自由派主張遭到相當程度的製衡。正如陳純所言“原本屬於‘自由主義者’的那個群體，在這個過程中日益萎縮”，知識分子群體內部出現“大分裂”。

過去一些年，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斷發展，中國由一個積貧積弱的落後國家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增強了一些人的自信，讓他們不再像早年那樣推崇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轉而思考、提煉中國經驗。前些年海內外知識界熱議的“中國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產生。連“曆史的終結”提出者、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亦坦承：“唯一確實可與自由民主製度進行競爭的體製是所謂的中國模式。”

與之相對的是，自由主義在中國實踐過程中的局限性不斷暴露。近年來已由自由派學者轉為儒家的秋風曾於2011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紀》上刊文《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指出，“中國自由主義者缺乏理論的自覺，缺乏設定理論議題的能力”，“中國自由主義背負了太多常識，容易錯誤地幻想：憑藉這些常識，就可以解決自己在中國所遇到的全部問題”，“中國自由主義始終無法深入到理論的世界中，無法在中國經驗中發展出完整的自由主義理論體係”，“而中國自由主義理論上的貧弱，麵對迅速變化的現實時設定理論議題能力的匱乏，乃是其在學院、學術界，乃至在觀念世界和政治世界中逐漸喪失魅力、甚至被邊緣化的根本原因”。今天的秋風盡管備受爭議，但他的這種說法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符合不少人的認知。

秋風還提到，自由派的經濟自由主義觀點，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存在大量內部人私有化、權貴私有化現象”，“要承擔一定責任，至少是理論上的責任”，“他們急於消解國有部門”，“而最快捷的私有化當然是權貴私有化”，“經濟自由主義從經濟係統整體效率改進的角度，對此予以默許，甚至給予一定的支持，因為這起碼實現了私有化”，“這一過程也擴大了貧富差距，尤其嚴重的是，這一過程總是伴隨著普通工人在沒有得到充分補償的情況下大規模下崗，從而製造了新的城市貧民群體”，導致一些民眾怨言四起，經濟自由主義失去了“在公眾心目中的榮耀”。曾因批評重慶市委原書記薄熙來主政時期的知識分子投機而為人熟知的自由派人士榮劍，同樣在《中國自由主義“第三波”》一文裏提到中國自由主義處在一種尷尬境地，“在許多新左派人士看來，中國當下的主要製度性問題均是因為引進了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而致”，“自由主義被看作是權貴們的天然盟友”。

再者，曾經奠定自由主義風靡世界的國際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第三波民主化非但已經成為過往，還暴露出水土不服問題，相繼出現民主倒退問題。曾被西方譽為民主裏程碑的“阿拉伯之春”也折戟沉沙，造成恐怖主義四起的“阿拉伯之秋”和國家動蕩。以今年在庭審中因心髒病驟然死亡的埃及前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為例，他在“阿拉伯之春”背景下成為埃及現代史上的首位民選總統，結果他上任後把埃及帶往“政治伊斯蘭”方向，試圖將自己塑造成新的“法老”；
經濟治理更是一敗塗地，在他執政末期，埃及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有接近5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或臨近貧困線，社會抗議此起彼伏，最終僅僅執政369天，就在軍方的最後通牒和超過1，400萬民眾的抗議聲中倒台。這種動蕩不僅出現在埃及，還不同程度地發生在敘利亞、利比亞等伊斯蘭國家，衝擊著自由主義公信力。

西方內部也發生了2008年金融危機、占領華爾街、黃背心運動、右翼民粹主義卷土重來、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等問題。毫無從政經驗、備受爭議的特朗普，竟然被美國人選為總統，令許多視美國民主為典範的自由派大跌眼鏡。特朗普上任後一反美國作為自由民主扞衛者的普世主義形象，打出“以美國優先”的口號，毫不掩飾的利益導向，以反自由主義、反建製的重商主義、民族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為信條，完全顛覆了美國自由主義的聖殿形象。而特朗普大打貿易戰，深度介入國際和市場的一些行為，更是背離了自由主義者的經濟自由化論斷。英國脫歐所暴露出的英國民主弊端，既讓英國政治陷入一團糟，又令自由主義形象嚴重折損。

理性認識自由派

中國自由派的遭遇，會帶來兩個方麵的影響。一方麵中國社會多種思潮的興起和世界範圍內自由主義麵臨的挑戰，有助於世人重新認識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倡導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單純從價值層麵來說，的確具有普世意義，符合人類曆史發展的方向和人性。關於這一點，從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到福山，都是從人性本身來解釋的，他們認為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屬性在於人類有一種尋求“承認”的需要和衝動，而自由和民主恰恰能從不同層麵滿足人類這一天性。正因這樣，如榮劍所言，“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確已經形成了豐厚的土壤”，“自由權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和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已經深入人心，不可阻擋”。

自由主義主張的市場經濟同樣是人類社會偉大的經濟製度設計，能充分激發人的創造力，極大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但目前中國自由派麵臨的一個根本性爭議是把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意識形態化和教條化，忽略了中國曆史傳統、文化根基和現實國情。在市場經濟上，自由派同樣存在爭議，有淪為原教旨市場主義的風險。有鑒於此，中國自由派要解放思想，要看到理論的局限性和適用性，應設法將自由主義所倡導的並日益得到國際社會公認的價值與複雜的中國現實國情結合。

另一方麵，當前中國公共輿論監管部門對於自由派的嚴厲管控，已經被普遍認為超出了合理限度，造成了知識界的普遍焦慮，限縮了社會活力和公共輿論監督空間，不利於全麵深化改革、國家長遠發展。要看到，中國自由派固然有其認知盲區和爭議之處，但他們當中多數人還是基於推動社會發展和國家進步的向善初衷來建言，他們也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和取得的成績，甚至本身就是改革開放的獲益者。他們的主張盡管可能有失意識形態化，但其倡導的一些觀點、價值，是契合中國改革的方向，也在全社會擁有廣泛人性基礎。對他們的嚴厲管控，顯然不利於凝聚人心，也會激起很多人的擔憂。事實上，當前中國社會之所以那麽多人焦慮走回頭路，甚至在高層反複釋放積極信號和政策的背景下還不放心，一個根本原因是近年來對於公共輿論尤其是自由派的管控備受爭議。因此，為了最大限度團結知識分子，推動國家進步，北京要更自信地有序開放公共輿論空間，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華客網:“消聲”的中國自由派：向左轉，齊步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