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政治之下，知識人如何自處？

恐怖政治的一個後果，就是會讓那些具備“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識人罹患政治抑鬱。除非死亡或變成瘋子，政治抑鬱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治愈。即便在恐怖政治消失之後，也會留下巨大的心理創傷。《情感堵塞》一書顯示，恐怖政治和壓力體製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傷害，人們變得自卑、沒有安全感、猜疑、失望和虛無。

王小波說過，知識分子的長處就是講理，如果遇上一個不理智的時代，知識分子的長處無法發揮，就毫無作用。當恐怖政治蔓延到整個社會，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人們普遍感到精神壓抑，這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知識人難有作為，也沒有人對他們提出過高的要求。

但是，在人類曆史上，暴君從來不缺少知識人幫忙幫閑。例如，納粹的附逆者海德格爾，就被稱為希特勒的“超人”。

通過衝鋒隊等暴力組織威脅選舉，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煽動，高效的組織方式和創造性的宣傳手段……納粹逐步興起，在選舉中多次勝出。1933年1月30日上午，希特勒宣誓就職德國總理。很快，納粹對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等其他政黨進行鎮壓和迫害，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在德國各州，納粹黨人迅速奪取權力，同時推進德國一體化。很快，納粹控製了文化領域，包括音樂、藝術、哲學、媒體、出版等等，無不在納粹的掌控之下。

恐怖政治遍布於德國社會，一些知識分子開始選擇流亡。

1933年4月7日，擔任德國總理兩個多月的希特勒根據3月23日《授權法》賦予他頒布法律的權力，以政治或種族原因為由，頒布了所謂《重設公職人員法》，宣布解聘所有與納粹主義原則不相符合的公職人員，具體條文如下:“1.凡屬共產黨或共產主義輔助組織的成員；2.凡在未來有可能從事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共產主義性質活動的人；3.凡在迄今為止的活動中不能證明自身會隨時、無保留地支持這個民族國家的人；4.凡屬非雅利安血統者；這樣的公職人員都將解聘。”與此同時，在興登堡總統的直接幹預下，該法還宣布了三項例外條款，即“非雅利安血統者中，隻有三種人能免於解聘: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線戰士，1914年8月1日以前就在為國家服務的公職人員，或是一戰中陣亡將士的父親或兒子”。此前，德國大學教師一直屬於在專業上自我管理並擁有法定資格的部屬公職人員，因此也在該法範圍之內。[1]

《重設公職人員法》公布的同一天，弗萊堡大學的納粹大學生張貼海報攻擊猶太人，具有民主思想的校長命令將這些海報除去，納粹德國的教育部長伯恩哈德·魯斯特馬上將其撤職。經過納粹教授們的推舉以及大學內外的施壓，哲學家海德格爾4月27日正式當選為弗萊堡大學校長。

海德格爾1889年9月26日出生於一個中產階級下層家庭，比希特勒小5個月。他成長於巴伐利亞小鎮，家裏沒錢送他上大學，於是，他進入一所耶穌會神學院。1909-1911年，他在弗萊堡大學繼續學習神學，之後轉向哲學研究。在一戰的最後一年，海德格爾參軍入伍，在德國做辦公室工作。1917年，他與艾弗裏特·佩特裏結婚，不久生下兩個兒子。一戰結束後，他跟隨埃蒙德·胡塞爾做研究。1923年，胡塞爾幫海德格爾在附近的馬堡大學獲得了教職。海德格爾對這個機會滿心歡喜，在那裏工作了五年，其間與自己的學生漢娜·阿倫特發生了婚外戀。1927年，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出版，並大獲成功。1928年，胡塞爾從弗萊堡大學退休，他熱心推薦海德格爾為自己教席的繼任者。[2]就這樣，海德格爾任教於弗萊堡大學。在政治上，他至少從1931年末就公開支持納粹，而弗萊堡大學校長的職位也是他積極爭取而來。[3]

1933年5月1日，海德格爾和卡爾·施米特同一天加入納粹黨，海爾格爾的黨員編號是3125894。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爾作為弗萊堡大學新校長，穿著全套的軍事製服發表了一個很長的就職演說。他在演講中宣稱，第三帝國是“是為德國建立一個知識的和精神的全新世界”，國家社會主義的建設“現在已經成為德國大學唯一的最重要任務”，海德格爾讚揚希特勒的目標，並把大學納粹化標榜為“最高形式的國民勞動”。[4]他宣告，學術自由將不再是德國大學生的準則，因為它隻起消極作用，不是真正的自由。[5]海德格爾引用了納粹黨的黨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歌詞被印在他的就職典禮儀式說明書上，還印了說明，這些歌詞要“在大學領導者的演講之後被演唱”。[6]他告誡學生們要“忘記過去的魏瑪民主，追隨新總理阿道夫·希特勒！”[7]海德格爾宣稱，“元首，唯有元首本人，才是現在和未來的德國現實，以及德國的法律。請記住：從今以後，遇事要有決斷力，行動要有責任感。希特勒萬歲！”此後不久，海德格爾還不遺餘力投入對大學的改革，他的雄心甚至膨脹到試圖與其他誌同道合的大學校長合作，從而成為全國大學體係中的領軍人物。[8]他在德國各地舉辦宣傳性講座，講座結束之際總不忘高呼“希特勒萬歲！”[9]

海德格爾還給希特勒發送電報，解釋自己如何熱心支持“讓大學和納粹黨保持一致”。納粹黨人羅伯特·瓦格納當選巴登地區州長後，海德格爾發電報祝賀。[10]他還用不實的指控向州政府告發同事、化學家赫爾曼·施陶丁格並協助政治警察調查，因為警察沒有采信這些指控，施陶丁格也申辯自己的工作對國家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得以留任。[11]1953年，他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1933年10月發給弗萊堡大學各院長的一份備忘錄中，海德格爾以一種不加掩飾的直率闡述了他在納粹體製下的“教育哲學”：“從我接受校長職位第一天以來，(我履行校長一職的)明確原則和本真的(但願逐漸可以實現)目標，始終是這個國家社會主義國度的力量和要求基礎上，實現學術教育的根本轉變。……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在這個國家裏，我們的民族命運才是壓倒一切的。”[12]

海德格爾《全集》第十六卷充分顯示，這位哲學家當年將風行一時的納粹種族意識形態，深刻地內化為個人思想。擔任弗萊堡大學校長期間，海德格爾積極遊說巴登邦文化部長，企圖設立一個“種族研究與遺傳學”講座。海德格爾認為，“新德國的指導架構”應該奠基於“遺傳”與“健康”的原則，而這兩大原則又倚賴一個民族的政治與曆史發展。他進一步指出：為了國家的“健康”著想，安樂死的可行性應該被認真考慮。[13]

就任校長期間，海德格爾積極執行納粹的反猶政策，他發布了“巴登法令”，把所有非雅利安人教授和大學資深職員停職。為此，他六親不認，對自己的恩師胡塞爾恩將仇報。

海德格爾發布“巴登法令”後，胡塞爾於1933年4月收到一封信，通知他從名譽教授的位置上執行“休假”。作為校長，海德格爾有權取消這一決定，但他沒有這樣做，而胡塞爾在基爾大學的兒子格哈特也因為這一法令停職。[14]

海德格爾委身納粹之後，他的弟子伽達默爾很快步其後塵。伽達默爾的老友、黑格爾專家理查德·克羅納因宗族問題被基爾大學解聘，但伽達默爾卻興衝衝地接下他的遺缺——盡管隻是臨時性質。希特勒發動公民投票，表決德國是否退出國際聯盟，從此不再受國際法規範。在自傳中，伽達默爾勉強承認自己曾經在1933年11月，簽署一份由德國大學教授發起、在國際流傳的支持希特勒的請願書。這一行為，實際是為成立初期、舉步維艱的納粹政權賦予高度的合法性。1936年，伽達默爾為了學術前途自告奮勇，進入一個納粹營隊接受“再教育”。他還曾經加入“納粹教師聯盟”。和他的老師海德格爾一樣，事後，伽達默爾對此絕口不提。[15]

海德格爾是希特勒的“超人”。

海德格爾改造德國大學的設想，和他對現代性的批判，特別是對當代科學技術畸形發展的批判緊密相連。他對高校的改革基於其一貫的反現代文明思想。在與納粹合作時期，海德格爾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為革命運動的純潔性而鬥爭。但是，納粹革命成功，成為執政黨之後，其革命色彩逐漸淡化。而海德格爾不能容忍革命隊伍中泥沙俱下，他的學生鮑姆加登是一個有實用主義色彩的美國研究專家，1933年和納粹接近。海德格爾揭發他“無論如何不是一個納粹主義者”，他提醒納粹黨的領導人，不要被那些表麵上服從黨的路線的人所欺騙。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海德格爾的揭發沒起作用，鮑姆加登照樣升遷，直到成為哥尼斯堡大學哲學係主任。[16]而海德格爾的教育改革，措施之一就是用軍體活動和勞動鍛煉衝擊正式的教學活動，這遭到一些教授的反對。納粹德國的教授們競相向希特勒爭寵，埃裏克·楊施和恩斯特·克裏克等人十分嫉妒海德格爾，夥同弗雷德·羅森堡一起幹涉海德格爾這個後起之秀，而巴登地區的教育部長則指責海德格爾追求一種“個人的民族社會主義”。[17]

在此情境之下，海德格爾空有一番雄心壯誌，他無法在國家級的層麵發生作用。1934年德國大學納粹化完成後，黨的領導機關主導性的傾向是恢複大學正常的教學秩序，而海德格爾用政治衝擊業務的做法與之不符。就任校長期間，他的“哲學付諸實踐”遭遇了重重挫折，納粹對此了無興趣。任職不到一年，海德格爾就辭去了弗萊堡大學校長職務。

在納粹政權內，衝鋒隊的領導人羅姆是最激進的革命者。德國學者維克托·法裏亞斯認為，海德格爾屬於羅姆一係。[18]納粹奪取政權之後，羅姆革命熱情不減，成為納粹黨內的一個隱患。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下令血洗衝鋒隊，槍殺羅姆。自此，海德格爾對納粹“不再抱有幻想”，他發現，納粹黨的政治還不夠革命，還不能造成存在史上的一個新時代。[19]

離任校長職務之後，海德格爾還簽署了支持希特勒的申明，並遊說當局批準他在柏林成立一個哲學學院。1936年，海德格爾卸任校長已經兩年，他以前的學生卡爾·洛維特在羅馬與他邂逅。海德格爾別著納粹胸章，向自己的學生解釋《存在與時間》中的觀念何以激發了他對政治的參與。[20]

海德格爾既想依靠納粹來抗拒那個民主社會和技術社會，又想在納粹的庇護下保留一點學術的自由。從思想上說，海德格爾是納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隻是在具體行動上，即一些具體做法上與納粹有分歧。當然，與施密特相比，海德格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種單純的思想工具，這是他迅建地對納粹運動感到失望的原因。因此，他在納粹社會中的地位遠不如施密特來得重要，以至於**1944**年作為完全無用一類的第一個大學教師、作為“所有被征召的教師團體成員中年紀最老的人”被派往法國去挖戰壕。[21]

盡管如此，對納粹不再抱有幻想的海德格爾沒有在理念上和納粹分道揚鑣，在身份上也沒有擺脫納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海德格爾都是納粹黨員，並且始終定期交納黨費。[22]

1945年，法軍占領弗萊堡。清除納粹委員會對海德格爾正式起訴。海德格爾倍感憤慨，之後又煞費苦心地為自己辯解。最終，海德格爾被歸為納粹的“同路人”，而且經舉薦獲得了弗萊堡大學榮退教授身份，保留教學資格。但是，弗萊堡大學民主理事會對此提出抗議，海德格爾趕緊請出自己的老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出來作證。最終，弗萊堡大學被迫禁止海德格爾從事教學，但允許他保留榮退身份，一段時間施加的經濟製裁也被撤銷。但是，他需要和另一家人共享住所。“盡管海德格爾受到的懲罰微不足道，但他還是因此消沉。隨後一段時間，他在巴登韋勒豪斯巴登療養院治療抑鬱症。麵對以德國民族之名進行的大規模屠殺，海德格爾從未畏縮過，但一到自己的學術地位受到威脅，他就不堪情緒壓力而崩潰了。”[23]

不久海德格爾康複，他和妻子四處求援，得以重返學術界。隨後，他和已經享有盛譽的漢娜·阿倫特恢複了聯係，阿倫特幫他進入了全世界的出版界。而法國哲學家薩特等人也對他給予了幫助。海德格爾篡改了他參與納粹政權的醜陋往事，他“小心翼翼地編輯和刪除罪大惡極的作品和演講，然後把自己打扮成無辜的抽象哲學家的形象”。他成功逃脫了懲罰，並且“在戰後德國暢通無阻地安享光彩奪目的職業生涯。”[24]他也從未為自己委身納粹犯下的過錯而道歉。當海德格爾帶著納粹校長的可恥印記重返教席時，他的同事譏諷他說：“君從敘拉古來？”[25]諷刺他獻身納粹，希望用哲學引導政治。[26]

馬克·裏拉認為：“人們在閱讀海德格爾後期著作的時候，無法擺脫這樣一種印象:盡管經曆就在那裏擺著,他卻始終無法直麵哲學與政治、哲學激情與政治激情之間的關係。對他來說，這不成其為問題，他隻是一時糊塗，以為納粹建立新國家的決心，與他個人重建西方思想傳統並藉此重建西方存在的崇高決心是相容的。海德格爾認為自己是納粹主義的受害者，因此,他令人驚訝地對厄恩斯特·榮格說，如果希特勒能被帶來向他道歉，他就會為自己的納粹曆史道歉。[27]

海德格爾無疑是為自己推脫責任而狡辯。作為一個著名的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腦袋難道不是長在自己的身體上嗎？他投靠納粹，難道不是他自己做出的選擇嗎？他對希特勒和納粹傾注了熱忱和希望，希特勒和納粹就一定要按照他的意願，將其哲學理念運用於政治實踐嗎？納粹革命沒有按照他的哲學方向去發展，他就沒有錯誤嗎？他的反猶主義言論，吹捧希特勒和納粹的演講及文章，難道不是為納粹張目嗎？他就任大學校長期間，積極驅逐猶太教師，難道對這些人沒有造成傷害嗎？

海德格爾在戰後受到的懲罰太輕，這是他怙惡不悛的主要原因。在他死後引發的分析和爭論，至今仍然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有學者認為，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的親合性並非是他校長任期以後就放棄了的暫時的親合性，而是自始至終都與其自身的哲學思想聯係在一起的恒久的親合性。不僅他的早期思想就堅信納粹主義代表德意誌民族的未來，他的後期思想也堅信想象中的納粹主義代表德意誌民族的未來。在與民族社會主義的深遠而持續的聯係中，海德格爾扮演了一種出賣理性、不負責任的角色。在他的態度中，有些東西是由反常意識而發生，這不僅僅是表明他的性格的軟弱，而是表明他的思想的軟弱，盡管其技巧精湛，卻令人可疑；此外，這也表明哲學本身的軟弱。毋庸諱言，認識現實永遠是哲學的一種高傲的要求。但是，如果納粹主義變得卑鄙無恥，而且，它事實上是我們時代裏絕對邪惡的主要例子，那麽海德格爾的民族社會主義信仰就在認識現實這一點上遭到了可恥的失敗。不僅如此，盡管他花樣翻新，總是利用不同的手段，但他通過對納粹主義的始終不渝的忠誠，頑固地堅守了這種邪惡。[28]

海德格爾認同納粹的意識形態，但無法認同納粹在現實中的施政措施。他想另搞一套，把自己的哲學思想貫徹於納粹的現實革命運動。但是，這與納粹黨人的想法不合。海德格爾讚成最具革命精神的衝鋒隊領袖羅姆，但羅姆卻在6月30日的長刀之夜被希特勒清除。可以說，海德格爾在現實政治中的地位和行動力，配不上他將哲學實施的雄心壯誌。在納粹的權力結構中，一個大學校長的職務太低，所擁有的權力無法讓他大展雄圖。在哲學領域，海德格爾是大師；在納粹政權中，他微不足道。以海德格爾的抱負，或許隻有戈培爾的地位才能將之付諸普遍的行動和實施——然而，他畢竟不是戈培爾——即便他是戈培爾，或許也不會改變其失敗的命運。

哲學界地位的崇高和現實地位的低下，哲學思想的自傲和哲學實踐的受挫，使得海德格爾對納粹的附逆成為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劇和笑話。就任校長期間，“海德格爾毫無政治經驗，很快陷入大學裏司空見慣的關於聘任事務的糾葛，不敵巴登教育部官僚的手段，遭到褐衫學生的嘲笑，他們認為海德格爾不過是個空想家而已。”[29]可以說，在納粹的政治舞台上，海德格爾連配角都稱不上，隻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醜。他事後的冥頑不靈，更增加了小醜的悲劇性。

海德格爾將靈魂出賣給納粹，在當時顯然並非唯一的選擇。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比海德格爾年長6歲，兩人曾在很長時間裏維持友誼。在納粹統治期間，雅斯貝爾斯一直待在德國。由於他娶了猶太妻子斯格特魯德，這讓他成為一國之敵，納粹認為他有汙點。他抵製過一切納粹化的舉措，1937年被提前退休，1938年丟掉了工作，還被禁止發表任何作品。作為朋友，海德格爾對此沒有做出任何隻言片語的反應。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作為猶太人的雅斯貝爾斯夫人斯格特魯德時刻擔心被驅逐，夫婦倆常常將用於自殺的毒藥丸帶在身邊。[30]

雅斯貝爾斯在1937年被解雇前後已經在思考幾套流亡方案了。他最初的想法是到瑞士蘇黎世大學接替弗萊塔克教授的職位，但最終沒有成功。1938年，雅斯貝爾斯收到私人邀請，詢問他是否有意去伊斯坦布爾大學任職，此事傳到巴登的文化部長那裏，他讓人告訴雅斯貝爾斯，申請不會被批準。1939年，雅斯貝爾斯有幾次可以離開納粹德國的機會，但他均予以拒絕。學者李雪濤認為，究其原因，其一是由於他不諳熟異國的語言，對外語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恐懼心理；其二，他也擔心鄰國政局的搖擺不定，再有就是他可能會有的菲薄收入。其實最讓他難以割舍、魂牽夢繞的是這片德意誌的土地。[31]

留在德國，讓雅斯貝爾斯夫婦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時刻擔心被送進集中營。到戰爭結束時，斯格特魯德的名字果然出現在蓋世太保的驅逐名單上。幸運的是，美軍及時抵達。[32]

戰後的雅斯貝爾斯突然變成了名人，他在納粹時期受到的排斥使他一夜之間成了德意誌民族良知的代表。對於這點，他起先感到非常難受，認為這是一種虛偽的諂媚。他懷疑這突如其來的榮譽，對他來說，就像“生活在虛幻之中”，他想脫離這種生活，
“他渴望逃避那‘被阿諛逢迎的假名聲’，回到靜寂的工作中去，而這才是他真正的使命。”[33]

在留守的知識分子中，雅斯貝爾斯堅守了知識人的良知和底線，
與海德格爾的賣身求榮形成了強烈反差。而以身殉道的哲學家和音樂理論家庫爾特·胡貝爾，則更為勇敢。

庫爾特·胡貝爾1893年10月24日生於瑞士庫爾城，父母都是德國人。四年後，他隨父母返回德國，1917年，胡貝爾獲得博士學位，3年後在大學教書。1938年，胡貝爾就任柏林大學民俗音樂研究所教授。但是，這意味著他要創作納粹主義宣傳資料，他拒絕將民俗音樂變成納粹的讚歌，結果被罷免職務。但納粹允許他重返慕尼黑當教授，卻禁止他出版作品和發表新作。納粹毀掉胡貝爾職業生涯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為他抵抗暴政，二是因為他一瘸一拐，還有語言障礙，不是“優等民族”的一員。胡貝爾要求加薪養活家庭，但被納粹拒絕：“我們隻提升公務員的物質生活水平。”[34]

在政治上，胡貝爾既非左派，也非猶太人，而是民族主義保守人士，相信傳統的神聖性和民族的重要性，對德國文化成就深感自豪。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將希特勒視為德國價值觀念的破壞者。康德是胡貝爾在思想上抵抗納粹主義的主要武器之一，他一有機會就講授康德。蘇菲·紹爾等學生們領悟了他的情感，並且開始了理想主義行動。他們成立了非暴力組織“白玫瑰”，胡貝爾後來也加入了這一組織，成為白玫瑰中唯一的教授。有時，白玫瑰的成員還到胡貝爾家中開會。胡貝爾加入小組之前，白玫瑰已經在德國南部和其他地方的大學散發了五張傳單，呼籲德國人民反抗納粹的壓迫和暴力。1943年初，胡貝爾撰寫了第六張傳單，呼籲德國人民反對納粹黨，反對希特勒。他們印了1萬份傳單，到德國各地散發。結果，蘇菲等人2月18日被抓捕後砍頭，而胡貝爾2月26日被逮捕，7月13日被絞刑處死。後來，蓋世太保還要求胡貝爾的妻子為“斷頭台上的磨損”支付相當於兩個月薪水的賠償。[35]

另有一些知識人，或許沒有胡貝爾的勇敢，也沒有像雅思貝爾斯那樣抵製納粹。但是，他們並沒有像海德格爾那樣主動邀寵。納粹的文化清洗運動開始以後，大批知識人流亡國外。到1933年底，有才華、有聲望的作家留在德國的寥寥無幾，19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劇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或許是個特例。處於巔峰期時的豪普特曼因其打動人心、展現貧困與剝削的劇作而享有盛名。在希特勒成為總理時，豪普特曼已年過七旬，早已過了創作巔峰。其時他繼續寫作，用行納粹禮以及唱《霍斯特·韋塞爾之歌》的方式，極力公開表達擁護之意。但他沒有成為納粹黨員，他的自然主義劇作經常因為所謂的消極態度而遭到納粹黨的抨擊。有位匈牙利作家於1938年在拉帕洛與他見麵時，聽他發了一大串關於希特勒的牢騷。豪普特曼憤懣地說，希特勒毀了德國，不久還會毀滅世界。匈牙利人問他，既然如此為什麽不離開德國。“因為我是個懦夫，你明白嗎?”豪普特曼惱怒地大聲說，“我是個懦夫，你明白嗎?我是個懦夫。”[36]

胡貝爾撰寫傳單，呼籲德國人奮起反抗納粹的暴政；雅斯貝爾斯抵製納粹化的措施，失去公職被邊緣化；格哈特·豪普特曼對納粹虛與委蛇，卻知道自己懦弱；海德格爾賣身求榮，助紂為虐……納粹恐怖統治下的德國知識人，有著不同的而選擇。如果說，胡貝爾令人敬佩、雅斯貝爾斯保持了良知和尊嚴，格哈特·豪普特曼的做法可以理解，那麽，海德格爾的選擇可謂無恥之尤。在公共領域，無論學者們對海德格爾委身納粹和事後拒不道歉作何解讀，他為納粹張目，反猶主義的言論，就任校長期間的惡行，都是永遠無法洗刷的汙點。在私人領域，他對胡塞爾恩將仇報，在雅斯貝爾斯遭難時冷漠無情，又可見其人品極其低下。

在人類的曆史長河中，恐怖政治並不少見。對知識人而言，如何安身立命就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希特勒上台後，大多數德國知識分子選擇了流亡，以避免遭到專製權力的迫害。留在德國的知識分子，也因為不同的選擇，書寫了自己的人生。如果說，大多數人缺乏胡貝爾那樣的勇氣，那麽，雅思貝爾斯對良知的堅守也值得嘉許。即便是豪普特曼這樣的“兩麵人”，也好過喪失基本是非判斷，墮落無恥的海德格爾。

人性經不起考驗，但個人責任無法全部推脫。海德格爾逃過了法律的懲處，卻逃不過曆史的裁決。

[1]李工真《文化的流亡》66頁，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2]伊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143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馬克·裏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16頁，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4]伊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139-140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5]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國的到來》449頁，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6]伊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15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7]李工真《文化的流亡》66頁，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8]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國的到來》451頁，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9]馬克·裏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16頁，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0]伊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152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1]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國的到來》450頁，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12]理查德·沃林《學術與政治：海德格爾的“納粹問題’’》，《開放時代》2000年11期。

[13]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誘惑》113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4]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153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5]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誘惑》113-12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6]單世聯《黑暗時刻：希特勒、大屠殺與納粹文化》49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

[17]伊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156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8]單世聯《黑暗時刻：希特勒、大屠殺與納粹文化》497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

[19]單世聯《黑暗時刻：希特勒、大屠殺與納粹文化》497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

[20]馬克·裏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17頁，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1]張國清《卡爾·施密特：海德格爾和納粹關係的參照點》，《開放時代》2000年第7期。

[22]倪梁康《一時與永恒——海德格爾事件感悟》，http://www.aisixiang.com/data/26993.html。

[23]伊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306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24]伊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310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25]馬克·裏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31頁，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6]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三赴西西裏島敘拉古，希望規訓皇帝，但徒勞無功。

[27]馬克·裏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21頁，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8] T．羅克莫爾《雅斯貝爾斯與海德格爾：關於哲學與政治的關係》，《世界哲學》2013年第4期。

[29]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國的到來》451頁，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30]李雪濤《相顧應盡一生期》，《現代哲學》2011年第6期。

[31]李雪濤《雅斯貝爾斯對德國戰爭罪責的認識》，《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1期。

[32]伊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31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3]李雪濤《相顧應盡一生期》，《現代哲學》2011年第6期。

[34]伊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27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5]伊馮·謝拉特《希特勒的哲學家》286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6]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國的到來》441頁，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