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新品冬帽引發的風波，李寧公司新近發布了聲明，致歉那些受到“困擾和冒犯”的人。而這些人即使想看看李寧的正式反應，可是也早早地不準備接受李寧的歉意。其中一些人，將李寧家的帽子爭議視作大是大非的問題，他們似乎咽不下這口氣。
事發原委很簡單，李寧的新帽子被認為形似侵華日軍的軍帽，進一步地，李寧公司的某位日籍華人高管被掛出來——兩相結合，致使那些疑慮深重的人得了證據，認定李寧是精日公司，是在打擦邊球，挑釁曆史定論，傷害民族感情，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寧方麵一開始並不準備向這種“解讀”低頭，電商總經理和執行董事分別在各自社交媒體上發圖，展示笠形盔在中國的曆史淵源，委婉地自證清白。總經理馮曄更配發圖說，說消費者的“中國文化沉澱少”，“教育知識的傳承少”，這番說辭火上澆油。
對李寧的討伐逐漸匯聚為批評和批判兩個流向，前一種批評算是客氣的，多為自由主義者持有，他們認為李寧向來以國貨自居，本次遇到滑鐵盧，屬於玩火一樣的被反噬，是咎由自取。這類意見分子對風波作壁上觀，頗有幸災樂禍的意思。
較之上述，後一種批判的嗓門顯然更大，憤恨難平，毫不掩飾誅心之論。李寧家的帽子成為這些人重溫標準曆史觀的最新案例。這樣的案例積攢了一長串，從趙薇的旗袍事件到“眯眯眼”模特風波，再到蘇州和服事件……李寧帽延長了“罪證”清單。
讓這個清單成為可能的，是一種在輿論場上日益激進的民間對日情緒。這種情緒相當廣泛，它成為40年代生人直至新世代20後所共享的認知，借助於社交媒體平台的階層穿透力，經緯交錯令其日夜發酵，熏染後的視野籠罩大眾，強化偏狹的流行思維。
如果僅僅把本次風波看成李寧公司的過錯，不論是說它活該被反噬，還是說它就是居心叵測，批評者都將自己摘出來，虛假地以為事不關己，隻要炮轟李寧即可。某種意義上，這是自保式、“捉壞人”的視角，放棄了理解事件的最重要角度。
李寧帽子這類風波之所以發生，關鍵的動力是民間大眾在文化審查上日益濃烈的興趣。而這種積極性之所以能被釋放出來，一大原因在於社會本身的羸弱，獨立性與包容性式微，單一的文化趣味取代多元共生的價值觀，大眾審查與社會貧瘠相互強化。
批判中一個突出的觀點，準確說是不耐煩或厭惡，出現在李寧公司高管的自辯之後，它說“隻想做回純粹的消費者，而不是品牌的被教育者”。這當然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宣言，因為就在它拒絕李寧的文化普及時，卻指責李寧帽的設計用心。
有人說對李寧帽的不滿，乃至於對馬麵裙之類所謂“文化挪用”的反擊，體現了文化上日益自信的堅定。這種判斷恐怕也是不確。尤其是在東亞的文化圈中，捍衛文化之舉往往暴露了慌張的文化焦慮，特別是在史觀介入審美事件的情況下。
不合時宜的李寧被分發了一頂“大帽子”，這不是所謂消費者的“反抗”，也不止於對品牌的軟性懲戒，它富含大眾名義的審查意味，邏輯性地將個體納入對象範圍，正像蘇州和服事件展示的那樣。這恐怕才是類似事件的要害，一種看似無意識的蓬勃野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