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時期非常之人非常任命，當中國頭號官媒新華社1月5日公布了香港中聯辦主任的最新人事消息後，外界的普遍觀感便是這三個“非常”。
具體來說，“非常時期”說的是香港已經持續了七個多月的反修例運動，以及由此而暴露出的積重難返的問題與矛盾；“非常之人”是香港回歸至今還未曾有過地方省份一把手出任中聯辦主任的先例，何況駱惠寧還曾先後擔任過兩省省委書記；“非常任命”則說的是駱惠寧剛在一周前被任命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個星期後又擔此要職，實屬罕見。
中共罕見任命駱惠寧擔任香港中聯辦主任，信號意義不容低估。（VCG）
不過“非常”和“罕見”之外，駱惠寧的任命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因為香港回歸至今已經積累了太多問題，被發展與繁榮掩蓋掉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也已經被忽略太久，尤其是至今仍在持續延燒的反修例風波，更是將香港拖入了對立與撕裂的深淵。香港要想再出發，非得來一場刮骨療毒的改革不行，非得突破現有條條框框才行。
正如我們此前分析的，“封疆大吏”出身的駱惠寧，不僅曾在安徽、青海、山西三地擔任過是省領導，而且還在山西塌方式腐敗之際臨危受命進行官場重塑，足見中共高層的信任，以及駱惠寧本人的能力。
但駱惠寧的“非常任命”是既是因應於香港自身變局的安排，卻又不僅僅是，因為香港自身的“小氣候”之外，還有一個國際的“大氣候”，而且香港又注定脫不開這樣的“大氣候”。從這個層麵來看，北京如此安排，也意味著中共已經不再局限於香港本身，轉而開始跳出香港來布局香港了。對香港而言，也已經在各種或偶然或必然因素的裹挾下，成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前沿陣地。
之所以偶然，是因為反修例風波本身是帶有偶然性的，回過頭來看，可能誰也不會想到修訂《逃犯條例》這個小浪花，會最終成為這樣一場海嘯；而之所以必然，在於香港背後是中美，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股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較量，所以不管香港願意還是不願意，都不可避免成為大變局的前沿陣地。而反修例風波的偶然發生，不過是催化劑，加速了中美兩個大國的碰撞與對抗。
中國在變，美國在變，世界也在變，而且是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可是處於夾縫中的香港卻沒有怎麽變，依然奉行著近乎原教旨的資本主義製度，依然相信政府無為而治才是最好的治理，所以依然樂此不疲地將“香港連續二十五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當做耀眼的成績輪番拿出來炫耀，卻不曾意識到，當香港的“不變”與世界的“大變”發生碰撞，尤其是在中美新冷戰的大背景下，故步自封的香港要麽成為中美博弈的“棋子”並最終淪為“棄子”，要麽徹底丟掉以往“平台資本主義”的優勢，成為一座再平常不過的城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在接受多維新聞記者專訪時就表示，不管全球化，不管外麵的機遇怎麽樣，也不管中美之間怎麽僵持衝突，香港目前來看就是要跟內地區隔開來，這其實挺悲哀的。因為一旦“一國兩製”出現平台危機，港人就再也沒有生存的根據和依靠了。那種想象中的泛西方世界，其實也很難真的接納香港。
持續延燒的香港反修例運動，正在將昔日的東方明珠拖入深淵。（Reuters）
美國固然可以在利用完香港這個“棋子”後拍拍屁股走人，可北京卻很難真的對香港不管不顧。所以回到北京對於中聯辦主任的任命問題上，要想改變現狀，讓壞事變成好事，帶領“高燒”中的香港再出發，必須有所作為，不拘一格降人才，駱惠寧的“非常任命”正是因應這一現實需要的大動作。
目前世界範圍內的動蕩與大變局每個人都有切身感受，美國與伊朗的對抗甚至讓越來越多的人擔憂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可本身作為“前線”和“戰場”切身體驗著動蕩與變局烈度的香港，卻鮮有人認為習近平掛在嘴邊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自己相關，也不認為不久前那份十九屆四中全會的紅頭文件圍繞香港部分的表述究竟暗含著怎樣的長遠布局。無畏固然值得稱道，但若是無知所以才無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華客網:中聯辦罕見“換將”背後：香港已成為大變局前沿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