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自11月11日“二十條”（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優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學精準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出台後，各地都做出了不同反應。
既有石家莊嚴格落實後的“有序放開”，也有北京朝陽區撤掉大量核酸點、卻依舊要求持24h陰性證明進出公共場所的“搖擺不定”。在我身處的廣州，則有番禺區，一天2次更改核酸檢測通知的“反複橫跳”。
測→不測→測，廣州番禺區小區一天“兩變”的通知 丨 圖源微博
各地政府的防疫政策如夜行魍魎捉摸不定，中央文件也如水上浮萍著不了地。
而無論是否“放開”的風口將至，每一個個體當下需要麵對的，依然是混亂無序的生活。比如正處於風口浪尖的廣州。
根據官方數據統計[1][2]，10月22日至今，廣州本輪疫情本土感染者數量累計達到約5.76萬例。其中，約九成感染者出現在海珠區[3]，多數集中於康樂、鷺江片區的城中村——這被認為是廣州最大、最密集的兩個城中村片區。
其中，康樂村背靠全國最大的紡織品交易市場“中大布匹市場”，約一平方公裏的麵積，擠滿了超十萬人口，ta們大多是服裝產業工人。
“待在這裏是沒有希望的，很多人隔離了二十多天，堅持到最後還是陽了。”居住在康樂村，三十多歲的服裝工作室老板張虹說道。
這周，我采訪了7位康樂村居民，聽過最多的話是“沒有希望”。自10月23日被紅色圍擋物理封禁以來，ta們中的很多人已經熬了二十多天，明天卻依舊不明朗。
數字背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和ta們無法捍衛的日常。“二十條”於ta們而言，是一個遠方的、空洞的詞匯，重返“舊生活”，還是一種遙不可及的願望。
失序：封控下的康樂村
“情況有些失控”
“握手樓的條件很差，兩個人在過道相遇，一個人甚至要側身讓位。”在張虹看來，這是村外人難以想象的畫麵。
另一位被封在村內、三十多歲的紡織工人林佳補充道，“這裏的房型基本都是集體宿舍或單床房，在裏麵封一個月，沒有做飯工具，隻能靠速食支撐過日子，特別難受。”
城中村是城市的褶皺。自九十年代城市擴張以來，廣州出現大量城中村，至今已有139個。它們是城市化進程中，難以處置的夾縫地帶，緩解了階層分化，容納了大量外來務工人群和底層人民，又長期麵臨“影響市容”“安全隱患”等指責。
這裏的樓房間距狹窄，相鄰兩棟樓的同層住戶，打開窗戶便可以握手，因此被稱為“握手樓”。城中村封閉、狹窄、混亂、人員混雜的特點，在疫情期間被放大。
握手樓中的“一線天” 丨 圖源網絡
本輪疫情初期，康樂村的情況還算可控。“（康樂西）當時大家還比較自由，工人可以開工，村民也能出門買菜，按照大區域劃分來管理，大家經常擠在一起做核酸。”工人林佳說。
直到十月底，他隱隱感覺到情況“有些失控”。康鷺片區開始實施網格化管理，彼此之間用隔板隔開，各種亂象開始出現。
首先是核酸檢測無法覆蓋全員的問題。規定的“上門核酸”，後期則演變成同一層樓的居民一起下樓去做，感染風險增加。城中村有些居民沒有手機，防疫人員通知時，隻是在樓下拿喇叭喊。如果在檢測時間沒有下樓，村民則需要自己測抗原。“但這個抗原不代表官方，無論抗原結果如何，最後都需要核酸複查來確定。”林佳說。
最嚴重的，則是轉運過程中的漫長的排隊。三十多歲的紡織工人李婧和她丈夫確診2天後，等到了轉運的通知。讓她沒想到的是，等待ta們的，是三天的原地排隊。在她提供的視頻裏，等待轉運的確診居民拖著行李，蜷縮在由防控隔板和鐵欄杆圍成的狹小空間，隊伍看不到盡頭。
“前兩天一直沒有車來，昨晚我們一直排到淩晨兩點，實在堅持不住了，就回宿舍休息。第二天起來，看到一些朋友在淩晨四點等到了轉運車。”李婧倍感無奈，“沒有人進行具體的組織和通知，問大白也不知道。就在這裏苦等，也不發吃的和喝的，前天有老人家還排隊暈倒了。”
陽性病人排隊等待
老人暈倒接受醫治
據了解，目前康鷺片區的轉運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轉運到方艙治療的確診患者；一類是轉移到地方市酒店，進行返鄉前隔離的綠碼人員。但不管是哪一類，等待的時間都很漫長。
“很多人待在這裏二十幾天，本來是陰性，到最後也成陽性了。”四十多歲的服裝加工廠廠主李江河這樣說。
剛轉移到清遠隔離的李江河在11月18日淩晨兩點收到通知，淩晨五點上車，八點到達隔離點。在他看來，這算是一次“順利”轉運。事實上，大多數轉運時間長達5、6個小時，“還是因為床位空不出來。”
同時，轉運時間大多集中在夜晚，“白天的時候醫務人員要進場消殺，沒辦法進行轉運。”李江河解釋道。除了廠主身份外，他也是這次疫情的誌願者，在村內負責藥品配送。
康鷺片區網格劃分圖丨圖源海珠分局指揮中心
對於隔離在家的村民，物資供應上，也出現了缺少食材與藥品供應，配送人員不足的問題。
據村民介紹，政府每隔三、四天會上門送物資，一次送兩到三天的量，但以速食居多。
紡織工人林佳和妻子、兩個孩子一起居住。在他11月17日發給我的視頻中，一家四口一次收到的食材有四顆娃娃菜、三袋紅薯和一根玉米，其餘均是水、泡麵、自熱米飯和罐頭。“前兩次的（食品類）物資隻有速食，量也相對少，我家小孩生著病，沒法一直吃速食。”他說。
四人份物資 丨 圖源受訪者林佳
張虹也反映，自己老公的肚子總感覺空空的，大多數時間還是靠家裏的餘糧：“一天餘糧一天泡麵。就是一餐吃飽一點，一餐吃少一點。”
林佳和張虹的情況已經算好。住在集體宿舍的居民，屋內沒廚房。李婧一般兩三天才去樓下的公用廚房開一次火，“不能總吃速食，吃多了自熱米飯像在吃橡膠。”
而藥物補給幾乎沒有。林佳家裏前兩天測出兩個陽性，“小孩目前還在發燒，但隻能靠家裏（之前儲備）的藥。”
一開始，也有人提議在網上采購物資，集中送到康鷺片區最大的出入口7號崗亭，再由誌願者送到村內不同的網格點。但隻持續了三天，就送不進來了。“即使送到七號崗亭也拿不到，總是卡在最後幾百米，具體原因不太清楚。”張虹說。
處在一線的李江河，為物資送不進來的問題提供了答案，“康鷺片區是城中村，巷子多，地形複雜。外麵的誌願者不熟悉情況，一天隻能送三五單，內部誌願者一天能送七八十單，但一不小心就會感染，人手缺乏。”
李江河負責藥物配送，配送的具體流程跟網購物資相似，但有時候一天忙到晚也忙不過來。采訪他的時候是晚上十二點。他剛剛結束了一天的工作，語氣無奈地告訴我：“即使是從早忙到晚，最後也會發現有很多未接來電。”
康鷺區配送指南 丨 圖源受訪人李江河
對於城中村居民而言，反映問題、獲取信息的渠道也十分缺失。
12320、12345、街道辦的電話“基本都打不進去，”即使偶爾接通了，“對方答應會反饋，最後還是推給居委會。也會有人冒著（被感染的）風險去居委會門口敲一敲、喊一喊，但居委會的回答經常是‘能力有限、人手不足’。”林佳說。村民們也嚐試過谘詢誌願者，但誌願者的職責不同，隻知道自己負責範圍內的事情。
城中村實施網格化管理後，建立了微信群。“（群二維碼）是我們去做核酸,工作人員給我們掃的。**一個網格裏有好多群，這些群的職能也不清楚，也從來沒有工作人員在裏麵說過話，很多信息都是我們自己在網上看的。網格化這麽久，具體怎麽管我們還是不清楚**。”
林佳對此很焦慮。他的家人測出核酸陽性後，一直沒人通知轉移，隻能在家等待。
“衝卡”：每天都在發生
“即使是陽性也比封在這裏好”
不受重視的群體、“有些失控”的管理、缺乏保障的物資、等不到的轉運車，似乎一直在挑戰城中村居民的承受閾值。
多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大約11月5號起，“衝卡”這一行為頻繁發生。“每天都有人衝卡，每個崗亭和關卡都會**發生。**”李江河說。
“衝卡”大多集中在等待區域，時間也多為晚上。每次參與人數大概“幾十個人”。而衝卡的原因很多：“就是有時候等待太久，太著急出去，就推搡關卡，把隔板給推翻了。還有的人是被關了二十多天，條件很苦，突然一下子陽了，又沒及時送出去，就情緒崩潰了。”李江河說。
11月18日早上4點轉運時，李江河剛剛親曆了“衝卡”現場：領頭的人朝防疫人員喊：“我現在殺人的心都有！”旁邊的居民跟著起哄：“你們把我們關住，什麽時候把我們放出去？”更過激一點的，“直接拆棚子和防護杆”。
他不確定“衝卡”是否有組織，“或許會有一些人組織，但是是因為ta們不了解情況，就想著鬧一鬧引起注意（來解決問題）。”
張虹也了解到“衝卡”的情況。她對這些村民的行為表示理解，“在居民眼裏，即使是陽性也比封在這裏好。至少陽性可以出去隔離，物資或許有保障，在這裏是沒有希望的。”
據多位受訪者描述，除了條件差、等待時間長，還有一些較為具體的事情刺激ta們的情緒。“有一次看群裏的視頻，有老人抱著發高燒的小孩衝出去，跪在關卡麵前懇求，但工作人員說上級指令不能違背，視頻裏的醫護人員也沒有及時聯係。”
爺爺下跪求放行 丨 圖源抖音
規模較大的衝卡發生在11月13號和15號，在橋南新街和鷺江十字路口。據社交平台流傳的視頻顯示，橋南新街的衝卡行動甚至掀翻了警車，最後招來了特警。
這次衝卡的具體起因已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現場氛圍十分瘋狂”。
據李江河描述，“大家紛紛推倒水馬（路麵的塑料圍擋），要求解封。除了拆隔板、工作棚和大聲抗議，肢體衝突也時有發生。”談及那時的失控場麵，李江河還是後怕，“大家都失去理智了。”
身為村民誌願者的他，兼有兩層身份，“像我們這種誌願者，隻能一點點幫忙安撫老鄉們的情緒，我知道的，他們真的也不容易。”
大部分衝卡都是小規模，很少起大衝突，且大部分都會被勸導疏散，“有些比較過激的人可能會被送到派出所教育，但很快也能回家。”李江河說。
11.13晚橋南新街
11.15鷺江十字路口
3 村內村外：加劇的地域衝突
“湖北人毀了廣州。”
居住在握手樓裏的租戶，幾乎全是來廣州務工的製衣工人。其中，康鷺片區的人八成來自湖北。在工人的反抗與失序的管控下，一時間，矛盾焦點從疫情防控轉移到地域衝突。
康樂村、鷺江村地理排布|圖源騰訊網 細鵬攝
部分本地人認為，湖北人不服管教，“毀了廣州”——“衝卡”行為是“造反”和“無理取鬧”；從方艙解除隔離卻因封控無法回村、流落街頭的居民，是不服管教後的“活該”。
部分網友對康鷺人民的指責 | 圖源微博
據廣州自媒體“越秀山邊”報道和受訪者自述，部分來自江西、福建的服裝行業務工人員，在隔離點複陰後卻沒有“風險解除證明”，無法返回城中村，也有居民出來後“怕封控區更危險”，於是隻能選擇“相對舒服的廣州大橋”作為臨時居所。
然而，在11月17日，廣州大橋橋下被封，高1.9米的水馬依次立起，防疫人員也開始在附近24小時不間斷巡邏。這群滯留者再一次無家可歸。據網傳微信記錄，封鎖原因是“影響市容”和周邊居民的投訴。在微博評論區中，來自廣州的、認為這群外地滯留者“沒聽從安排，自作自受”的評論不在少數。
被水馬圍起來的廣州大橋
大橋被封後，流浪者無處可去丨圖源網絡
疫情防控政策似乎成為一堵高牆。牆內牆外，分別是曾一度因包容著稱的“老廣”，和被現代化放逐的廣州“異鄉人”。這是廣州的城中村第一次被如此公開、強烈而赤裸地邊緣化，ta們成為被遺棄的“孤島”。
李婧已經離開家鄉湖北，來廣州生活了十幾年，“雖然工作很髒很辛苦，但這麽多年還是有感情”，“這麽一搞，太失望了”。
張虹雖是廣東人，談到這些情況也不免激動：“利益衝突時，ta們（城中村居民）當然會選擇反抗。”
她停頓了一晌，歎了口氣，“隻是希望能得到政府關注，解決問題，居民其實很怕被廣州遺忘。都是老百姓，何必呢？”
城中村的融合與改造一直是各市的難題。疫情加速了階層與地域間，不同人群的分裂。當本地人開始站在高位發表指責，城中村長期費力營造的“融合”也蕩然無存。
撤離：疫情下的城中村民，去向何方？
“離開了康樂，不知道能去哪裏。”
11月13日，康鷺片區的村民收到了一封“疫情遣返告知書”，要求綠碼、陰性的外鄉人員在周邊地市進行隔離後，有序返鄉或投靠親友。這是疫情以來，康鷺片區城中村居民的第一次大規模撤離。
遣返康鷺片區務工人員的告知書 丨 圖源網絡
告知書中也提到，“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過近30年的發展，康鷺片區已經成為全國聞名的來穗務工人員的創業港。”
服裝產業，是康鷺片區城中村的經濟命脈。據統計[15]，行業高峰時期，這兩片區的商鋪約2.3萬間，多為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光是康樂村，就含製衣廠、倉儲企業5200多家，養活了大量來自外地的工人。
其實，早在這次疫情前，離開廣州的工人已經越來越多。這幾年，隨著疫情發展，城中村賴以維係的服貿經濟也日益式微。
李江河從湖北老家來到廣州開服裝加工廠已經十幾年了，當時和他一起來的幾十個老鄉，如今隻剩下不到30人。“前幾年經濟好，手下的工人旺季一個月能賺兩萬塊錢，最拚的時候工人隻睡四五個小時，就算淡季也能賺個萬把塊”。
而隨著經濟下行，“一對夫妻一個月才能賺一萬塊”，是旺季工資的四分之一。製衣工人劉貝，證實了李江河的說法，“（我）現在每天工作12個小時，不休息也隻能賺6500（元）。說實話，很想離開這裏。”
城中村居民雖然多年生活於此，卻始終如無根浮萍。“我們（外來人）雖然是這邊的生產主體，但真正的產權還是在本地人手上。如果真有什麽變動，ta們押金、租金一退，機器設備一清，我們就什麽都沒了。”李江河說。
然而，即使不會永遠留下，受訪者都一致認為這個“亞洲最大的服裝基地”不會那麽輕易散掉。
短時間內，ta們還是會選擇留在這裏工作。
因為，“離開了康樂，不知道能去哪裏。”
蕩秋千的婦女 出品
“蕩秋千的婦女”於2022年11月8日成立。在這一年，我們經曆了自己所處平台的坍縮，失去了一片陣地。現在，我們重新聚集在一起，準備把秋千蕩起來。
作為一個由女性青年人自發組織的寫作團體，我們受過一些人文社科教育，相信民主、自由、科學與女性主義。
我們不掛靠任何機構，沒有內部審查，不自我定義，寫作我們自己想寫、想看的東西。
在虛無的深淵中遊泳，以尋找存在；
在壓迫的結構下呼吸，以重尋自主的精神；
重新定義蕩婦，相信“相信的力量”。
如果你也相信，就一起把秋千蕩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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