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倖存者和作家普里莫·萊維常常被問到一個問題：猶太人為什麼不反抗？在《休戰》的後記中，萊維回答了這個問題：並非沒有反抗，集中營里確實發生過一些小規模的起義。但對大部分人來說，反抗是極為困難的，德國人已經創造出一套完美而狡猾的屠殺系統，而且反抗會遭遇殘酷的報復。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囚犯既缺乏政治組織的經驗，也不具備反抗的政治意識，「面對壓迫應當反抗」的觀念已經被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消滅，在當時是只屬於少數精英的政治意識。
這些是年輕的讀者們最經常向我提出的問題。因此，它們一定源自於某些特別迫切的好奇心或需要。從樂觀的角度來看，當今的年輕人感到自由是一個人無論如何不可或缺的特權之一。結果，對他們而言，監禁的觀念立刻與逃跑或反抗聯繫在一起。此外，許多國家的軍事條例都規定著，戰俘應該嘗試逃跑，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機會，藉此恢復他作為一名戰士的地位。而《海牙公約》規定，不得懲罰試圖逃走的戰俘。浪漫主義文學（還記得基督山伯爵嗎？）、流行文學和電影不斷將逃跑的這一概念強化為一種道德責任。在這些藝術作品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監禁的英雄總是一個正面人物，總是試圖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環境中，而這些嘗試無一例外地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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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囚犯那不自由的境遇視為某種不正常的、不適當的事情——就像一場疾病，只有通過逃跑或反抗才能治癒——這種看法也許是好的。然而，不幸的是，這種觀念完全不符合集中營里的真實情況。
比如，只有幾百名囚犯試圖逃出奧斯維辛，而在這些人中只有二十多人成功越獄。逃跑是困難而極度危險的。飢餓和虐待讓囚犯身體虛弱，而且意志消沉。他們被剃光了頭髮。人們可以立刻認出他們的條紋囚服。而他們的木鞋讓他們不可能快速、安靜地行走。他們沒有錢，而且，一般都不會說當地的語言：波蘭語。他們在當地沒有關係，也不熟悉當地的地形地貌。最重要的是，納粹對越獄事件會進行殘酷的報復。任何試圖越獄的人如果被抓住都會被當眾絞死，在點名的大操場上，常常在死前遭受可怕的折磨。要是一場越獄被納粹發現，逃跑者的朋友都會被當作同謀，關在禁閉室里餓死。其他所有囚犯則被迫站上二十四小時。有時，甚至會把「罪人」的父母抓起來，關進集中營。
© Erich Hartmann | Magnum Photos
黨衛軍哨兵如果殺死了一名試圖越獄的囚犯，可以得到特別假期。結果，黨衛軍哨兵往往槍殺並非試圖越獄的囚犯，只是為了獲得假期。這一事實人為地誇大了試圖越獄的囚犯人數的官方統計數字。正像我前面說過的，真實數字很小，幾乎都是一些雅利安血統（用當時的術語來說，就是非猶太人）的波蘭囚犯。他們的家鄉離集中營不遠，因此，他們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地，而且可以肯定群眾會為他們提供保護。在其他集中營，情況也基本相似。
至於說集中營中缺乏反抗，這並不完全符合真實情況。首先，我們必須銘記那些發生在某些集中營中的起義：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布爾（Sobibor），甚至比克瑙，奧斯維辛的附屬集中營之一。這些起義的規模不大，但正像華沙猶太人隔離區的起義一樣，證明了起義者傑出的道德力量。這些起義都是由具有某些特權的囚犯所計劃和領導的。這些囚犯因此比普通犯人有著更好的身體和精神條件。這並不令人吃驚——只是從表面看，它似乎有悖於「受壓迫最深的人奮起反抗」的觀念。即使在集中營之外，鬥爭也很少由「下層無產階級」發動。穿破衣服的人並不反抗。
《索爾之子》劇照
在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或政治犯佔大多數的集中營，這些政治犯搞陰謀的經驗被證明極為有用，而且常常導致相當有效的保護活動，而非公開的反抗。不同的集中營，不同的時間，他們的手段也不盡相同。比如，他們成功地敲詐或賄賂黨衛軍，控制他們那任意妄為的力量；或者暗中破壞德國軍工業的生產；或者組織越獄；或者通過電台與盟軍聯絡，向他們通報集中營里駭人聽聞的情況；或者改善患病囚犯的治療條件，用囚犯醫生替代黨衛軍醫生；或者「引導」篩選的進程，把那些間諜和叛徒送進毒氣室，而拯救另一些囚犯的生命（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這些囚犯的性命有著特殊的重要性）；隨著戰線逼近，準備——甚至以軍事方式準備，抵抗納粹對集中營的大清洗（事實上，納粹往往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在猶太人佔大多數的集中營，像奧斯維辛地區的那些集中營，無論積極或消極的抵抗都特別困難。這些集中營里，大多數囚犯都缺乏最基本的組織或軍事訓練。他們來自歐洲各國，說著不同的語言，因此相互之間無法溝通。因為他們的生存條件更加殘酷，也因為他們往往在猶太人隔離區經歷了長期的飢餓、虐待和羞辱，所以他們比其他囚犯更飢餓、更虛弱、更疲勞。而最終導致的結果是他們在集中營里那可悲的生存期非常短暫。總之，他們是流動的人口，一面不斷大批死去，一面新的囚犯不斷到來。在這樣一種退化而流動的人類群體中，反抗的種子難以生根發芽是可以理解的。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那些剛剛下火車的囚犯不反抗，而是等幾個鐘頭（有時甚至要幾天！）後走進毒氣室？除了我剛才已經介紹的，我必須在此補充一點，那就是德國人已經完美地創造出一套如惡魔般的狡詐而靈活的大規模屠殺系統。在大多數時候，新到達的囚犯並不知道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他們。納粹以冰冷的效率接待他們，卻並不兇殘，邀請他們脫掉衣服「淋浴」。有時，他們會分發肥皂和毛巾，並答應在淋浴后提供熱咖啡。事實上，毒氣室偽裝得就像一間淋浴室，有水管、龍頭、換衣間、掛衣鉤、長椅等等。要是囚犯們表現出哪怕一點點知道或懷疑他們即將來臨的命運的跡象，黨衛軍和他們的爪牙就會運用奇襲戰術，以極端的殘暴進行干預。這些納粹黨徒叫喊著、威脅著、踢打著，甚至開槍、放狗。這些狗經過專門的訓練，可以把囚犯撕成碎片。而這些囚犯則是困惑的、絕望的，因為五到十天在封閉車廂中的旅行而變得虛弱不堪。
《奧斯威辛：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劇照
事情就是這樣，而有時被人們提起的說法——猶太人因為膽小懦弱而不反抗——卻是荒唐而帶有侮辱性的。沒有人反抗。有一個例子足以證明這個事實，我們不能忘記，奧斯維辛的集中營經過三百名蘇聯戰俘的考驗。這些戰俘年富力強，經過軍事訓練和政治灌輸，而且沒有孩子或婦女拖累，即使如此，他們也沒有反抗。
還有最後一點，在今天深深地植根於西方文化之中的觀點：人們在壓迫面前不能屈服而應該反抗，在法西斯主義橫行的歐洲，卻並未得到廣泛的接受，尤其是在義大利。它是政治活動家那狹小圈子裡的產物，但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立刻孤立、排擠、恐嚇和摧毀了他們。你一定沒有忘記德國集中營的第一批成千上萬的受害者。事實上，他們正是反納粹政治黨派的骨幹成員。缺少了他們的貢獻，敢於反抗和敢於組織反抗這個被人們廣泛接受的理念要在很久之後才開始出現，而這主要歸功於德國在一九四一年出人意料地撕毀了一九三九年九月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進攻蘇聯之後，歐洲共產黨人投身於反對納粹主義的鬥爭中。總之，指責集中營里的囚犯不反抗，主要是一個歷史視角的錯誤，要求這些囚犯具有當時僅僅屬於精英階層的政治意識，儘管它在今天幾乎是人們的共識。
本文作者普里莫•萊維 ( Primo Levi，1919—1987）
義大利猶太人，作家，化學家，奧斯維辛174517號囚犯。1919年，萊維生於義大利都靈；1943年，他因參與反法西斯運動被捕，后被遣送至集中營。戰爭結束后，他回到故鄉都靈生活。在此後的人生中，他從事工業化學這一行當30年，同時作為一位作家，寫作了「奧斯維辛三部曲」（《這是不是個人》《休戰》《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以及其他建基於其化學家身份和大屠殺倖存者經歷的小說、散文和詩歌作品。1987年4月11日，萊維從他出生的房子墜落身亡。《巴黎評論》對萊維的詩歌如是評價：「他的詩歌擊敗了西奧多·阿多諾的宣言——『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