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條措施（以下簡稱“二十條”）發布已逾一周，密接和入境人員集中隔離時間由“7+3”縮短為“5+3”、取消次密接、高風險外溢人員“7天集中隔離”調整為“7天居家隔離”……
種種防控措施調整，點燃了無數期待，但也在落地執行中出現了一些困難，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
從政策出發點看，“二十條”能夠明顯緩解各地疫情處置當中遇到的一些瓶頸和障礙，比如隔離資源緊張、隔離房間不足；流調壓力大、流調人員不足等。
但具體執行中，基層防疫人員的擔憂也不少：調整措施難免增加“漏網”的風險，釋放的病例數可能會更多，醫療可能麵臨壓力。
隨著“二十條”落地，一些早期的變化已經開始浮現。我們找到了7個不同處境的普通人，有人在香港等候入境，有人作為密接卻未被集中管理，有人漂泊在外一個多月，有社區工作者成為承壓最大的角色，有隔離點工作人員24小時隨時待命，而來自縣醫院和方艙醫院的兩位醫生，都在為接下來一兩周可能出現的醫療壓力未雨綢繆。
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支援方艙的醫生：方艙病人快收滿了，醫院也騰出了空病房
不久前，我被臨時抽調到了一家方艙醫院支援。那會兒，疫情還沒有現在這麽嚴重，但逐漸擴大的趨勢已經開始顯現，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感染高峰，不少醫生都被抽調去了方艙醫院支援。
現在，我們這裏的抗疫相關醫務工作者都忙到飛起，早上8點到晚上10點是常態，領導經常開會到淩晨2、3點。
目前，各區的方艙醫院都已經開啟並嚴陣以待，用來收治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患者。如果出現重症和危重症，則會被送往定點醫院進行救治。
這段時間以來，疫情形勢並不樂觀。我所在的方艙醫院，在“二十條”出台之前就已經基本收滿了感染者，而我的原單位在這兩天甚至還專門騰了一棟樓來做收治準備。
在疫情上升時期，我們擔心感染人數會在秋冬季持續上升，而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許會發展成重症危重症。
另外，我們還非常擔心醫院會發生院感，尤其是急診、ICU和心內科這些科室被病毒突破，那將會非常麻煩。隨著社會麵防控手段的放鬆，現在一方麵不能發生院感，一方麵也不能推諉患者，醫院麵臨的壓力空前的大。
我所在的方艙醫院，不管是帕西洛韋還是阿茲夫定，防止輕症轉歸重症危重症的藥物都已經做好了儲備，並且已經給一些有重症危重症因素的患者用上了。
在方艙醫院，我遇到了不少無奈的事情。絕大多數感染者，依然對被感染有很強烈的恐懼。
比如有一些輕症患者，吵著鬧著要我們給他們使用治療手段。其實對於這些患者，基本不需要醫學幹預，在方艙醫院多休息幾天他們就能痊愈。
我們是醫生，但在方艙有時也要承擔一些補充流調的工作。感染者們此前大都接受過好多次流調了，輪到我們打電話時，時常會遇到語氣不善或不耐煩的情況。甚至被當成是騙子。我們院區用來做流調的手機號碼，都是同事們自己辦的電話卡，已經因為被患者舉報為詐騙電話被封號了好多個了。
北方某縣醫院院長：一旦疫情衝擊醫療係統，或許我們還會改成方艙
“二十條”執行了一周多，外界擔憂的醫療擠兌，我們暫時還沒有感受到，反而有不少病人，主動離開了醫院。
我們這裏有些市民不敢出門了。大家會擔心出門路上遇見誰，萬一是陽性患者，或者是陽性的無症狀感染者，被感染了不劃算。
老百姓擔心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感染後財產的巨大損失。今年上半年，我們縣裏陽性病例較多時，出現陽性病例的房間會進行全屋消殺等情況，市民難免擔心。
市民現在都覺得連花清瘟、中藥水，甚至是漱口水、維C有用，自己在家預防，不是重病沒必要到醫院。願意到縣醫院來的病人，就更少了。
一家醫院的住院人數從900多人，減少到700多人；我們醫院從800多人，減少到500多人。除了在家裏治不了的病，比如冠心病、心絞痛或者一些合並性的疾病，其他的病人就不到醫院來了。
作為醫療機構負責人，我難免會擔心。縣裏的核酸檢測頻率並沒有降低，但次密接人員解封了。
如果社會麵陽性多起來，肯定會波及到有基礎病的患者。如果有一個人，既有基礎病，又被感染了新冠，怎麽辦？如果這樣的情況多起來，縣裏的醫院就不夠用了。
我們縣裏已經有了一些新冠感染病例。縣裏在做一些準備工作，現在縣裏有兩個傳染病醫院，一個是縣裏固定的傳染病醫院，另一個是由一個衛生院改造成的第二傳染病醫院。
在今年上半年，受疫情衝擊，我們醫院被臨時改建為方艙醫院，有一個月的時間。方艙結束後，院內的被褥全部焚燒，很多醫療儀器在消殺後也毀壞了，不少地方的天花板都掉下來了，我們剛裝修好，夏天才重新開業。
縣裏還有兩個較大的隔離點，今年9月之前就建好了，兩個隔離點加起來有1000多間房。最近，縣裏正在給1間房裏放3張床，到時就能容納3000個無症狀或者陽性患者。這也是應對的措施。
但如果一旦後麵疫情衝擊醫療係統，或許我們還會改成方艙醫院，這個循環會再來一次。
張毅，街道工作人員：一周前被派去隔離點支援
我的一天從淩晨3點被鬧鍾叫醒開始。
密接的核酸檢測結果一般會在淩晨3點出。如果沒有陽性，他們次日就可以轉為居家隔離。
正常我會提前一天，把第二天要“解離”的人員名單發給街道，街道去核實這人是否符合居家隔離的條件。符合，就正常“解離”拉回家，再加3天居家隔離。不符合，就在隔離點待滿8天。
“二十條”出來後，密接隔離“7+3”變成“5+3”。那天我們淩晨4點多睡的覺，7點就起來接著幹，緊急解除隔離了一批人。
如果有一批密接者要來這裏隔離，我們在係統裏會先收到單子，問一下“街鄉”（街道、鄉）預計人什麽時候來，比如他們說淩晨三點來，之前大家都找地方休息一會兒。我街道的同事就在做防疫工作，3天隻睡了10多個小時。
密接者來的時間不一定。派單有流程，“街鄉”那邊通過社會麵篩查發現“陽”了一個，這棟單元樓的人就成密接了，他們會在係統裏向疾控申請發起轉運。疾控審批，單子就派到我們這來了。收到單子後，醫療組會判定以我們現在的條件，哪些人能接還是不能接。
隔離點裏還有隔離區，隔離區內外是不接觸的。我們辦公室裏有監控大屏，密接從下車到入住全過程都可監控。所有密接都穿著防護服，但還是可以看出來，這個“大白”走路慢，而且需要別人扶，肯定是個老人。我們會通過對講跟區內負責醫療的同事叮囑一下。對方知道是老人，就會問得細一點。
辦公室裏有兩部座機、一部公用手機，居民有什麽訴求可以隨時打。他們最常問的是什麽時候能出去。“解離”日期能算出來，我隻能一個一個回答。
有個人一開始脾氣很好，但是因為核酸結果遲遲不出，脾氣逐漸暴躁。他40多歲，陪兒子隔離。他兒子是密接。他是今天走的，本應該昨天走。昨天白天還很淡定，到晚上就逐漸不淡定了，一個小時打一個電話，一直打到晚上10點多。
“我們進來容易，出去難。我跟公司那邊也隻請了8天假，現在晚了一天，萬一出去再關我3天。我工資怎麽辦？孩子這麽小，還要上學，到時候成績落下怎麽辦？”他在電話裏說。
到晚上10點多，他話就不那麽多了。明顯感覺他聲音疲憊，估計是被他兒子鬧騰的。他這孩子十一二歲，正是鬧騰的年紀。
我們也隻能跟上麵反饋，核酸檢測機構我們也聯係不上。我們和區裏反饋，醫護那邊通過衛健和疾控反饋，兩邊都催，都沒用。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他的核酸結果為什麽出那麽慢，反正最後是出了。
在隔離點工作一直得繃著這根弦。24小時待命，手機也不能靜音，辦公室、宿舍之間完全兩點一線。
我在隔離點工作了一個多月的時候比較煩躁。煩躁是慢慢積累起來的，偶爾感覺很煩，會想到怎麽還不出去。可能這也是個逐漸的過程，慢慢地發現自己已經接受了現實。
花花，街道社區工作者：當地疫情大爆發，隔離資源不夠用，所有的壓力都到了社區身上
“二十條”發布的當天，我們這裏就宣布積極響應政策，解除所有次密接的集中隔離。這或許也和近期疫情大爆發有關——我們這兒的隔離酒店幾乎住滿了，大量密接快要沒地方集中隔離了，解除次密接的隔離，可以給密接騰出位置。
對密接的“7天集中隔離+3天居家健康監測”也已經調整為“5天集中隔離+3天居家隔離”，但基層因為防疫壓力，還是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比如，不少負責隔離點防疫工作的“隔離酒店工作專班”，開始在集中隔離的起始天數上作彈性調整。
流調總會存在時間差，比如，一位密接在1日跟陽性病例有過接觸，但工作人員可能直到2號才能經流調溯源聯係上他，在3日把他送去集中隔離點。以前實行7+3時，大家默認從密接的暴露時間開始計算應隔離時間，也就是從1日開始計算。密接在8日就能離開集中隔離點，實際隔離5天。
現在改成“5+3”後，一些隔離點的人認為集中隔離5天時間太短，為了降低傳染風險，改從密接進入隔離點那天，即3日開始計算應隔離時間。換句話說，密接還是要在8日才能離開隔離點。
我能理解，隔離點這麽決定，有近期疫情形勢險峻的背景在——很多病例在集中隔離的第5天、第6天才檢測出陽性。因為沒有具體規定起始點，區一級防疫指揮部也沒有規定，這就給政策的落實留下了不確定性。
但這樣一來，所有壓力全部轉移到了像我這樣的社區工作人員身上。不管隔離了幾天，根據流程，集中隔離結束後，隔離點會出具一份書麵文件給當事人，讓當事人轉交街道，要求街道對其進行後續的3天居家隔離管控。
實際的情況會很複雜：如果當事人居住的地方不符合“單人單間單衛”的構造，整戶同住的人都要一起居家隔離。另外，根據有關部門的規定，居家隔離應當享受帶薪休假，但很多居民在此期間隻能拿到底薪，或者需要用年假、加班時長來抵扣。
疫情已經三年了，對於集中隔離時間的計算，居民們打聽起來並不難，很多運氣不好，被集中隔離過4、5次的“老隔離戶”，對隔離政策更是門兒清。
實際隔離時間被延長的人中，總有非常抗拒的人，但他不會找隔離酒店投訴，所有不滿的承擔者最終都是離居民最近的我們——社區工作人員。
我曾一天接到過來自一個人的10個投訴電話，不斷解釋不斷道歉。也試圖找領導反映情況，申請為他解除居家隔離，但領導不敢擔責。和隔離酒店溝通時，他們的態度也很不好：“我不管街道具體怎麽執行居家隔離管控，反正我們按要求出了居家隔離的文件。”言下之意好像在說，你們自己看著辦，如果出了問題，與我們無關。
徐榮海律師：出差還是不方便，女兒問，“爸爸，我和和單親家庭有什麽區別”
我是一名律師，經常要到外地出庭辦案。
11月12日下午，我從某市的低風險區出發，乘高鐵到達鄰省的一個城市。因為行程碼上有省外行程，要走“省外通道”出站。在那裏掃完健康碼、做完落地核酸後沒多久，我的健康碼下方出現了一行紅字——“社區健康監測未滿5天”。
這一天是“二十條”落地的次日，我遭遇了和上個月一模一樣的情形，沒有絲毫變化。
這個省的防疫政策規定：隻要是外省人員前來，哪怕來自低風險地區，哪怕是綠碼，隻要跳出這行紅字，到達後5天內，理論上可以自由出行，但公共交通、商場、公園，所有需要掃碼進入的地方都對你關上了大門。
對於出差辦事的商旅人員，這樣的政策很不方便。上個月，我按照慣例在開庭前2天來到這個城市，準備參加庭審。因為“社區健康監測未滿5天”，法院不讓進，我不得不把庭審材料交給我的委托人，讓他自己出庭辯護。
這次我吸取教訓，提前6天抵達這裏。12日下午落地後，我注意到了防疫“二十條”的新聞。我意識到，這裏的防控政策並沒有隨著“二十條”的出台而調整。
為此，我先打了當地的12345市長熱線，工作人員登記了我的情況，讓我等反饋。我又給酒店所在的社區打電話反映情況，對方說他們沒有權限，讓我聯係區裏的防疫部門，但區裏的電話一直打不通。
第二天，區裏給我回了電話，說省裏正在研究新規定具體如何落地，在新規定未發布之前，繼續沿用老規定。之後，我又連著打了2天12345，但一切還是老樣子——直到我到達的第6天（即17日），那行紅字才消失。
疫情以來，因為各地防疫政策不一，類似的不便我經曆過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我10月7日因出差離家，到現在一個多月了，都沒能回一趟家。
10月中，我結束了出差，準備買票回家時，發現我的健康碼彈窗了，意味著無法買到回家的機票或火車票。這很不合理，因為我出差的城市全域都是低風險。
我在健康寶上進行了申訴，同時打電話給我家所在的社區反映情況，同時每天上傳核酸陰性結果、持續申訴。大約一周後，彈窗解除了，但我又要趕往別的地方去出差了。
11月13日，我意外發現彈窗自動解除了，但這時我不敢回去了，擔心回去後就沒法再去外地出差。
雖然這一個多月流連於外地，但我還是比其他人更幸運。做律師這行，沒有坐班要求，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出差辦案，因此我能夠持續工作、獲得收入。
不過，中途有次正上六年級的女兒和我視頻時我抱怨：“爸爸，我現在和單親家庭的孩子有什麽不一樣？”
我有點心酸。我從來沒有出過這麽長時間的差。孩子還小，才上小學六年級，需要父母的陪伴。
阿林，互聯網從業者：作為時空伴隨密接，被通知隻要居家隔離
11月12日，一個尋常工作日的早上8點，還在沉睡的我突然被一連串電話叫醒。電話那頭是疾控中心，“打了一個小時，你終於接電話了”，緊接著問我們，“是不是在11月9號的晚上20點去過xx餐廳？”
這家餐廳服務員確診了，餐廳被列為高風險地區。情況屬實之後，我們被判定為密接，按規定需要集中隔離5天。疾控中心讓我們向社區報備，同時等社區的反饋。
我立馬起床收拾行李，做好了去集中隔離點的準備，一個小行李箱裝了和男朋友兩人的日常換洗衣物。我也給家裏買了些速食備著，但等了一天也沒有電話再聯係我們。
疫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簡單的生活。我買化妝品、護膚品都開始買30毫升的旅行裝，不管在家還是出差外地都很方便。疫情之下，一般出門都不敢去太遠的地方，總擔心有異地感染的風險。
我現在對隔離沒有太大的恐懼，隔離反而是一種可以遠離職場環境的方式。
今天是我隔離的第一天，雖然依舊加班到晚上9點，但是中午我在午睡、傍晚我認真做了晚飯，想休息就休息，誰也管不著我，還挺開心的。
旅港媒體人：“二十條”後，想要回內地的人數翻倍
我到香港短居已有三個多月，“二十條”落地後，因為入境集中隔離天數少了2天，很多人都想要回去了。
回去是要用搶的——申請搖號的人變多了，從4000多人漲到了9000多人。每天早上八點到晚上六點，我就守著健康驛站的搖號係統，登記計劃哪一天離港，從每天1000個名額中期待自己中簽，平均三四天能搖中一次。
如果從香港直飛內地，在目的地隔離，單程機票至少要4000元。而如果先到緊鄰香港的深圳隔離，再從深圳飛去目的地，機票隻要400元，價格相差10倍。
最經濟實惠的方式是坐跨境巴士，但“二十條”之後，跨境巴士班次縮減、黃牛票也水漲船高。
其他交通工具也跟著緊張。從香港到深圳或珠海的“金巴”票，隻有每周二可以搶一次，很難搶，誇張到原價58元的巴士票，黃牛能賣到2000元。
金巴票正好在前兩天收縮了班次，從六個班次減少到兩個班次，相當於每天的運載量從300人到了100人。我猜想，也許是最近國內疫情緊張了，隔離資源不夠用，也在限製一些入境人數。
探索更多來自 華客 的內容
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