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段泳：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
采訪汪段泳並不容易，這位上海外國語大學教師正在阿富汗做田野調查。趁他回到首都喀布爾休整有網絡期間，我們通過視頻進行對話。
汪段泳的研究方向是中國的海外利益，主要關注海外投資與海外公民安全兩部分。從2011年起，他陸續到非洲、北美、南亞等地十多個國家進行田野調查。由於疫情之下回國不易，他已在海外漂泊了兩年多。
近些年，海外田野調查越來越成為熱詞，茂密的山林、清澈的河流、乖巧的動物，再配上當地民眾樸實的笑容，一張張高顏值照片仿佛暗示一切都那麽歲月靜好。
那麽，濾鏡之下的真相到底是什麽？
南非國父曼德拉有篇著名演講《自由之路無坦途》，而汪段泳喜歡說“田野之路無坦途”。
在接受完這次視頻專訪後，他又要進山了。
“隻要沒有肉眼可見的汙濁，
泥塘裏的水也要喝下去”
自2021年11月從巴基斯坦進入阿富汗至今，汪段泳已四赴當地，陸陸續續生活7個多月。在這個山地和高原占國土麵積80%的古國，他的陸地行程已超萬公裏，足跡覆蓋大半個國家。
采訪中，汪段泳一直在為田野調查“去浪漫化”：“我有時會和同行交流，你有沒有被當地人敲詐、欺負、虐待過？有沒有被歹徒拿刀劫持過？有沒有在貧民窟路邊攤買過吃的？有沒有在荒郊野外喝過土坑裏的髒水？如果都沒有，就我個人經曆而言，我們對田野調查的認識或許不太一樣。”
還是以阿富汗為例，經曆了幾十年戰亂，這個人均GDP500美元的國度，基礎設施超乎想象的差。除了幾座主要城市外，其他地方道路車速超不過每小時15公裏，一路顛簸後，車輛出故障成常態。
最險的一次是走山路時，越野車刹車完全失靈。周邊荒山野嶺人煙稀少，最近的修車點也在百公裏外。“求援脫困的時間遠超預期。盡管車上有飲用水和食品，但還是不夠。”他說，這時就不能太講究，隻要沒有肉眼可見的汙濁，泥塘裏的水也要喝下去，“最重要的是保持體力能幹活。如果還要保持國內衛生習慣，就田野工作而言是不適合的。”
即便回到喀布爾城內，生活也相當艱苦。阿富汗長年電力缺口達50%以上，最近由於經濟形勢惡化，向外購電能力進一步下降。即便條件較好社區，從淩晨一直停到下午也屬正常。此外就是做飯，它的意義早已超過填飽肚子，“經驗告訴我，在海外哪怕能燒出一個不糊鍋的中國菜，也就可以在當地華人圈迅速拓展人脈了。”說到這裏，汪段泳笑了。
就在我們對話的那天，喀布爾又發生爆炸。阿富汗目前是全球恐怖襲擊風險最高的國家，“沒有之一”。
誰也不希望遇到危險，但在海外田野調查中，很難避免不可控的風險。“到現在沒出事隻是運氣好而已。”汪段泳坦言，很多時候危險往往是“擦肩而過”，不能指望永遠能“順風相送”。
因此，即便越來越多人給田野調查戴上耀眼光環，但汪段泳堅持認為，田野調查隻能作為個人選擇，而不應該作為學術要求。這位經濟學博士看來，每個人的行為都要有明確邊界，不要產生“負外部性”，“我以前沒有、現在也不願，將來也不會以派往風險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的方式來培養學生。”
田野調查就像斷案
這些年，汪段泳的田野調查既是驚險之旅，也是發現之旅。
11年前，他開始第一次海外田野調查，去非洲礦產大國，也是最亂國家之一的剛果（金）。“在那裏的50天時間，打破了我之前對非洲的所有認識。”在之後10年間，他去過埃及、蘇丹、吉布提、烏幹達、安哥拉、尼日利亞等國，總共在這塊炎熱大陸生活了4年，“與當地人打交道是必須的，即便心存恐懼。經驗告訴我，努力想辦法，不少情況下還是能實現交流的。”
同樣的，阿富汗之行也讓他對這個古國有全新認識。他舉了個例子，剛到喀布爾幾天，他就被路口檢查的塔利班警察扣留並帶到小黑屋。之後他通過交流發現，這位警察是當地一所名校的農學畢業生，還參加過國際學術會議。這與外界對塔利班的固有印象不同，汪段泳於是壯起膽子和對方聊了起來。
“他主動介紹阿富汗農業發展情況。我讀碩士時也學過農學課程，這次阿富汗之行前也做過功課，就指出對方一些錯誤。”汪段泳回憶，等聊到興頭時，這名警察還請他為自己寫封來華深造的推薦信。
名校學生為何會當塔利班警察，背後有沒有這個國家深層次的原因？每段類似的小插曲，往往能為了解這個神秘國家打開一扇窗戶。於是，隨著田野調查步步推進，當越來越多的“違和”被發現，離真相或許也就越來越近。
有種觀點認為，田野調查就像斷案，是一種證實或證偽的現場應用。具體而言，導致一個事件發生的因果鏈條理論上有很多種，但真實世界中起作用的隻有幾種甚至一種，“很多情況下，隻有貼近現場觀察，才能發現究竟哪種在起作用，或許還能發現事先未知的新因果鏈。”
采訪中，汪段泳還提到個小故事，十多年前他在剛果（金）做田野調查時，關注某個中企在當地項目。在查閱資料和實地走訪後發現，研究這個中國項目的都是歐美人。在當地，汪段泳訪問了一位比利時女博士生。當被問及“害不害怕”時，女士淡定回答：“我在這待了一年半，直到現在我們還能在街頭咖啡館見麵聊天。”
汪段泳很是感慨，如果想做真正的區域國別研究，那在對象國的物理存在是種“標配”，有的大家在對象國生活了十年甚至二十年，“我在非洲4年、巴基斯坦一年半、阿富汗7個月，遠遠不夠”。
田野調查隻是點石成金
盡管田野調查經曆很奪人眼球，但在采訪中，汪段泳反複強調，千萬不能迷信或神話在海外的那段時間。
他以2016年第二次去剛果（金）做田野調查為例。雖然在當地隻待了10天，但行前圍繞課題讀了167篇文獻資料，涉及國際關係、投資貿易、自然科學等領域；回來後，根據現場發現補充了行業統計資料等大量數據，“艱苦的閱讀和枯燥的數據分析，才是所有田野工作的基礎。”他認為，田野調查更多屬於邊際貢獻，案頭工作與之比重至少需要20比1。
他就此還向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胡彬彬教授請教，後者已從事田野調查近40年。胡先生告訴他，20比1可能說明案頭工夫還沒下夠。按他經驗，再翻一番也是常有的事兒。
由此可見，田野調查從來不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相反，很多時候由於闖入陌生領域，探索過程就是“以無知求未知”，甚至是“摸不著頭腦的摸索”。這一過程中，要想保持充分的常識感來應對不確定性，那準確掌握方法論尤為重要。這也就再次說明，探索和調查並非隻發生在田野現場，而是需要平時不斷案頭積累，以提高自身素養。
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或許，田野調查隻是那“點石成金”的一瞬間。
從這個角度來說，真正的田野調查從不是讓研究走上快速路的終南捷徑，相反它需要準備更多知識、投入更大工作量、延展更長成果生產周期。現實情況是，一邊是田野調查“變現”過程相當漫長；另一邊是在知識半衰期迅速縮短的當下，學術體製要求學人快速成長，田野調查的性價比需精細計算。
“好友反複批評我‘不田野、無文章”隻是給自己低產出找借口，我是同意的。”汪段泳說，11年前的初次海外田野調查或許是誤打誤撞，但沒想到從此就在這條“不歸路”上越走越遠。
好消息是，越來越多的上外師生希望投身海外田野調查，汪段泳倍感期待：“我外已經明確要推動國別區域研究，相信大家會通過田野工作做出更多有價值的科研貢獻。整個學術共同體隊伍的繁榮壯大，也意味著學術生態環境在優化改善。”
采訪最後，我們談到田野調查的學術倫理。汪段泳認為，研究的終極目標還是“活在當下”。所以，田野調查絕不是把他處看作是“人間動物園”或“曆史試驗場”，而是要時刻懷抱同理心與自省精神，視“他”為“我”，以比較研究的視角，通過代入式觀察，發現我們的過去、檢視我們的現在、估測我們的未來。
他引用當代著名人類學家保羅·拉比諾的話來總結——“通過對他者的觀察，來完成對自身的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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