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FISHER2022年12月13日
1979年11月的新聞發布會上，當月在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劫持為人質的60多人中有13人參加了這次發布會。這些人在幾周內獲釋，但另一些人被關押了一年多。 KURT
STRUMPF/ASSOCIATED PRESS
布蘭妮·格林納被俄羅斯當局拘留近一年後獲釋，這再次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提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處理人質外交時，最不壞的選擇是什麽？
人質外交的做法近年來變得愈發普遍，涉及監禁外國人，通常是以虛假或誇大的罪名，目的是從這個人的政府那裏獲得讓步。
對於受害國政府而言，讓步可能會鼓勵敵對國家劫持更多人質。但堅持下去會延長人質的痛苦，並讓海外公民覺得不能指望他們的政府會竭盡全力保護他們。
這兩種選擇都會招致國內的強烈反對，要麽是鷹派對政府對外國對手行為的默許怒不可竭，要麽是公民看到自己人——例如人們喜愛的籃球明星格裏納——被遺棄在遙遠的牢房裏受苦而憤怒。
但格裏納的獲釋——莫斯科以此換回了軍火商維克托·布特——可能會在追求這種做法的俄羅斯、中國、伊朗和朝鮮當局中引發類似的疑問。
這個疑問就是：人質外交有效嗎？還是說，劫持人質的國家的外交關係、全球地位和旅遊收入受到的損害最終會超過逼對方做出一點點讓步所獲的的利益？
布蘭妮·格林納周五抵達聖安東尼奧。她從俄羅斯拘留所獲釋是通過涉及軍火商維克多·布特的囚犯交換實現的。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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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納的案件中，現在下結論可能還為時過早。很難從俄羅斯受到的外交和經濟損害中分清哪些來自格林納事件，哪些是由於入侵烏克蘭和與西方對峙。
莫斯科最初的要求不為人知，因此不清楚換回布特是代表勝利還是失望。盡管備受矚目，布特自2008年被捕以來一直處於休業狀態，並已計劃於2029年獲釋。
從最近的人質外交曆史來看，隻能說其有效性是不確定的。這並不意味著敵對政府就不會去嚐試了，尤其是在絕望的時刻。但這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麽它相對於海外的數百萬西方人而言很罕見。
人質外交時代？
自從有現代大眾媒體來宣傳受害者的困境以來，一些政府就一直在嚐試人質外交。正是這個原因讓這種做法產生影響，在目標國家內製造政治壓力，將單個公民的命運變成頭等大事。
但在現代的大部分時間裏，它仍然很少見。所有政府都有公平對待外國遊客的動機，即使隻是為了確保本國公民在國外也能得到類似的待遇。
在1967-69年發生過一次這樣的事件，有時被稱為此類事件的首例，中國當局拘留了大約20多名英國遊客和外交官，要求英國當局在香港事件上做出讓步。英國滿足了部份要求，釋放了數名支持中國共產黨並在香港騷亂期間被拘留的抗議領導人。
在中國被拘留兩年多的英國記者安東尼·格雷在1969年10月到達倫敦。 BETTMANN/GETTY IMAGES
十年後，伊朗關押了數十名美國外交人員一年多，以向華盛頓施壓，要求其引渡伊朗被推翻的獨裁者。雖然伊朗未能達到其主要目標，但這一策略對當時的總統吉米·卡特造成了嚴重的政治損害，而伊朗的革命領導人能夠描繪自己在勇敢地對抗可恨的美國人。
中國和伊朗都麵臨著國內動蕩和廣泛的國際敵意，對於沒什麽可失去的政府來說，這凸顯了劫持人質做法的名聲是這些政府保留的策略。
自冷戰結束以來，它的使用有所增加，通常是由沒有超級大國支持的流氓國家來激怒其他國家和迫切希望製約美國的戰爭威脅。
1990年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時，他的政府俘虜了數百名外國公民，以阻止西方大國的幹預。
幾年後，隨著核計劃緊張局勢的升級，朝鮮開始定期拘留美國遊客，通常一次拘留數月。
伊朗也被認為是主要肇事國之一，例如，在美國主導的有關該國核計劃的談判中，伊朗拘留了華盛頓郵報記者傑森·雷紮安一年多。
奧托·瓦姆比爾是多年來因非法入境和煽動叛亂等指控被關押在朝鮮的許多美國人之一。他於2016年被捕，在獄中身受重傷，被送回家時處於昏迷狀態，不久後去世。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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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案例存在於灰色地帶，因此很難準確衡量這種做法的普遍程度。華盛頓有時會向敵對政府做出讓步，例如，釋放敵對政府真心認為是間諜或政治麻煩製造者的美國人。
明目張膽的人質外交案例仍然很罕見，可能每年出現一例左右。相對於數以百萬計旅居國外的西方人來說，這隻是個很小的數字。但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會深受震動，從而產生了這一全球性挑戰日益嚴峻的錯覺。
到2020年，華盛頓已經擔憂到讓國會通過一項法律專門定義這一現象，並製定應對程序的地步。
次年，學者丹妮爾·吉爾伯特和蓋爾·裏瓦德·皮歇在一項學術研究中警告稱，“人質外交可能會成為對西方國家安全的更普遍威脅。”
這兩名作者的依據是大國對抗的加劇和國際規範的弱化。他們還特別強調了一個行為者：中國，其實力使得它越來越多地采用這種通常與較弱國家相關的策略，尤其令人擔憂。
但中國的經曆也突顯了劫持方麵臨的風險，甚至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
不良動機
2018年，中國當局逮捕了兩名加拿大人，隨後指控他們犯有間諜罪，朝著將人質外交行為常規化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
外界普遍認為，此舉旨在向加拿大施壓，要求其釋放可能因欺詐指控而被引渡至美國的中國電信業高管孟晚舟。
但加美官員拒絕讓步，允許孟晚舟案件繼續審理，而兩名加拿大人則被拘禁了近三年時間。
去年，抵達加拿大的康明凱（左）和邁克爾·斯帕弗（左三）。他們於2018年在中國被捕，被廣泛視為中國要求加拿大釋放華為高管孟晚舟的籌碼。 CANADIAN
FORCES, VIA REUTERS
在博弈論中，人質是一種資產，潛在買家隻有一個：即人質的本國政府。如果其政府拒絕交易，賣方隻會給自己徒增成本。
隨著案件審理的拖延，加拿大領導人麵臨政治上的強烈反對，但最終的結果證明，北京所引發的憤慨後果更為嚴重。
事件發生時，加拿大一直在尋求與中國達成全麵貿易協議。加拿大也是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中唯一考慮讓孟晚舟的公司華為開發其5G蜂窩網絡的成員國。
但不管能帶來多少經濟上的好處，加拿大選民和議員都對與中國做生意的想法感到不滿，最終兩層合作皆成空。曾尋求與北京建立友好關係的加國領導人開始呼籲通過國際合作來對抗中國。
數以十億計美元的貿易損失，中方領導人多年來努力建立的外交關係也毀於一旦，這可能超出了他們為孟晚舟去年最終獲釋所預期的代價。但就在逮捕兩名加拿大人的一刻，除了默然承受打擊，北京基本無能為力。
人質外交必然包含這樣的風險。對於劫持方來說，潛在好處通常很少且固定，比如在國外被捕的公民獲釋。但壞處是無法預測，代價也可能很大。這就好比在100美元的賭注中押上了自己的房子。
北京以前也嚐試過這種行為。2014年，中國官員逮捕了兩名加拿大人，可能是為了阻止加拿大向美國引渡一名被控間諜罪中國商人。但兩年後，這名商人還是被美國羈押，而兩名加拿大人回到了祖國。
盡管如此，政府進行人質外交並不一定是有效或明智之舉。哪怕有適得其反的擔憂，但還是幾乎沒什麽能阻止這樣的嚐試。那些感覺四麵楚歌的政府——比如一個孤立而偏執的莫斯科——尤其可能有冒險的意願。
北京倒是沒有如一些人擔心的那樣廣泛采用這種做法，表明其可能從與加拿大的兩次摩擦中吸取了教訓。但就目前而言，它還沒有徹底放棄。
2020年，中國官員私下警告華盛頓，如果繼續起訴被控為中國軍方從事非法工作的在美華人科學家，中國國安部門可能會逮捕在華美國人作為報複。
兩年過去了，北京並未兌現其威脅——至少現在還沒有。
Max
Fisher是一名駐紐約的國際新聞記者和專欄作家，曾在世界各地報道衝突、外交、社會變革和其他主題。他撰寫的“解析”專欄探討重大世界事件背後的想法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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