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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反對封控,我們反對的是什麽?

封控結束已近兩周,如今疫情正在反複。身邊越來越多的人感染了奧密克戎,感冒藥、口罩、抗原檢測盒再度脫銷——我們感歎仿佛一夜之間又回到了三年前病毒剛剛爆發的那個冬天。感染病毒的朋友正在被高燒和全身疼痛所折磨,很多體弱的老年人甚至因為感染而麵臨著生命危險,因而也有朋友感慨,往日那些嚴格的封控手段實在“用心良苦”,一些對封控的反對“不免衝動”。

兩周前,我們確實反對了封控。我們反對的到底是什麽?

其實從來沒有人反對過作為有效防疫措施的合理封控,人們反對的是“一刀切”地使用封控手段,從而造成了比疫情本身更加嚴重的人民生命健康和尊嚴上的傷害。

新冠疫情傳播與發展的三年以來,各地人民一貫積極地配合著防疫和封控政策;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出現過對李文亮等醫生不公正地處罰,出現過紅十字會對抗疫物資令人驚愕的處置方式,但因為整體疫情得到控製,反對聲音並不能成為主流。

時間來到了2022年。作為重要經濟城市的上海迎來了三個月的全城封控。起初,沒有明顯的反對聲音。但是很快,急病的老人、孩子、甚至醫生本人因為“未檢測核算”的原因被擋在醫院之外,無力地等待著死亡的降臨;封控在家的居民和勞動者收不到足夠的食物,甚至被一道粗暴的鐵鏈鎖在房間裏;一邊是新鮮的食物被莫名遺棄,一邊是變質的、長滿淋巴的肉類被送上了家門——相應的保供企業,甚至還在廣開分部,籌劃上市……人們害怕的不再是病毒,而是感染病毒後必須要麵對的方艙隔離:不知道在何處的方艙,不知道條件如何的方艙,不知道是不是傳出死亡消息的方艙。

反對聲早已在發出了,隻是還未遍及全國。我們很快發現上海的種種鬧劇在全國並非孤例,許多城市隻是在媒體信息中很難上到頭條而已。但那些最沉痛的事件還是闖入了我們的視野:內蒙古塞滿轉運學生的火車,貴州深夜滾下懸崖的轉運大巴,鄭州富士康員工徒步離開。還有烏魯木齊那一夜的火光。

原本隻是失去自由而已,三年間我們一直斷斷續續地失去自由。對很多人來說,在生命與健康麵前,自由有時是可以讓步的;所以三年來對封控的反對聲音從未達到兩周前的地步。可當人們放棄自由,認真接受所有安排之後,其生命與健康仍然隨時可能被奪走——不僅僅是在新聞上的全國各地,更是自己切切實實的生活感受。於是壓抑的憤怒才會在一夜之間爆發,從人們的心中湧上了街頭。

因此,從來沒有人單純地反對“封控”,從來沒有人追求一種隻是作為口號的“自由”。人們要求的是盡可能地減少病毒與非病毒對自己日常生活的幹涉。這本身就是應當得到保衛的權利。

因此,問題也從來不在於“封控”和“不封控”,而是這兩種措施的效果。所謂效果,就是人民的生命與權利有沒有得到保障。

“封控”的時代,應該考慮重急病患者的緊急就醫需要;“不封控”的時代,同樣應該考慮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保障這部分患者的需求。“封控”的時代,不應該有護士因為核酸問題遭拒診而失去生命;“不封控”的時代,不應該有年僅23歲的規培醫生帶病工作,去世在工作崗位上。“封控”的時代,沒有足夠生活用品的勞動者不應該被鐵鏈粗暴地鎖住家門;“不封控”的時代,不應該要求員工“不得私自做核酸”並且“承擔企業停工停產的損失”。不管是哪個時代,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始終應該將人民群眾的生命與權利放在首位。

互聯網可以很快失去記憶,但我們不能。因為我們肩抗著重擔,需要穿過各式各樣的迷霧,保護自己、家人、朋友,所有我們在意的人。以及我們自己溫熱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