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被降級後的生活：降級等於躺平“軟著陸”？

2019年央視播出的新聞專題片《一抓到底正風紀》首次披露上官吉慶被降級。

在10月9日播出的大型電視專題片《領航》第三集中，揭露了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建別墅專項整治行動的內情，其中已被降為副廳級的西安市原市長上官吉慶再次被點名。他在2016年2月至2018年11月任西安市市長，於2018年11月5日辭去西安市市長職務，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處分，降為副廳級非領導職務。

降級即降低公務員的職務級別，是黨的十八大後常見的一種紀律製裁方式。按照公務員法等法規，國家實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製度，領導職務從國家級正職至鄉科級副職共分為10個層次，廳局級以下綜合管理類公務員職級從一級巡視員至二級科員共分為12個層次，公務員的級別由高至低依次為一級至二十七級。

被降級後的官員心態如何，在職場上有何表現？一名體製內人士告訴記者：“絕大部分被降級的幹部心理上都羞愧難當，級別的降低直接關係到公務員的政治、工作和工資待遇。對於這些幹部，心態調整是大問題。”

降級的“殺傷力”

相較於“雙開”和撤職等處分方式，降級在處罰力度上可能算不上最重，但其震懾力和“殺傷力”毫不遜色。

根據2019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規定》，職級是公務員的等級序列，是與領導職務並行的晉升通道，體現公務員政治素質、業務能力、資曆貢獻，是確定工資、住房、醫療等待遇的重要依據，不具有領導職責。領導職務與職級是確定公務員待遇的重要依據，擔任領導職務且兼任職級的公務員，按照就高原則享受有關待遇。

降級與降職、撤職、免職有何區別？降職並非行政處分或懲戒手段，而是一種任用方式和任用行為。免職則表示被免職人不再擔任原職務，一般不具有懲罰性，是幹部任用的一種組織措施。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分析稱：“免職後起複的操作空間在於免掉的是職務，不是級別。保留原級別，那麽就繼續享受相同的待遇。這就為起複留下了伏筆。”

而降級是更具“殺傷力”的處分方式，對一名體製內幹部的仕途發展及相關待遇有直接深遠的影響。公務員法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將“降級”列為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的六大種類之一，排在警告、記過、記大過和撤職、開除之間，其嚴重程度僅次於撤職。

降級與撤職處分的有效期都是兩年。降級期間不得晉升職務和級別，不得晉升工資檔次；處分期滿不視為恢複原級別、原職務。與撤職不同的是，降級有可能隻降一級，也有可能連降多級。

“級別意味著一些幹部在單位裏論資排輩都能‘熬’到提拔，而降級這樣的處分至少影響一個幹部五六年的發展。這也是體製內一些人避免出錯寧願不幹、少幹的一大原因。”某地級市正處級幹部說。

近年來，隨著反腐高壓持續，一些高級領導幹部遭到降級，甚至被“斷崖式降級”。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黨組成員、副主席劉君是黨的十九大後第一個被斷崖式降級的官員。2018年2月12日，中央紀委網站通報劉君受到開除黨籍、行政撤職處分，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收繳其違紀所得。從副省級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劉君連降四級。此外，還有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原黨組副書記、理事會主任劉士餘降為一級調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鄒展業降為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正廳級）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和常見的降為非領導職務不同，鄒展業雖從副部級降級，但仍擔任領導職務。

如今，降級處分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多個層級頻頻有違紀幹部遭降級。隻是各自根據違紀程度不同，降級幅度有所區別。

降級幹部心態轉變“兩步走”

2022年7月，黑龍江省雞西市原副市級幹部朱德義被查，當時他已退休4年。朱德義曾任雞西市市長，於2013年5月辭去該職，此後近一年時間，他一直處於待安排狀態。2014年年初，因涉嫌嚴重違紀，朱德義的黑龍江省人大代表資格被罷免。2014年4月，他被降級為雞西市副市級幹部。2018年2月，尚不滿55歲的朱德義便退休。

據一些近距離接觸過被降級幹部的體製內人士描述，這些幹部在被降級後的第一個階段一般都是消極對待，原來本是其下屬的工作人員也會犯難和尷尬。“大多時候還是用原來的稱呼和他（被降級領導幹部）交談。有時路上快遇到了，能回避的話我們就回避，避免雙方都尷尬。”一名公務員告訴記者。

一些被降級的幹部由於“快到退休年齡”等因素從此無心工作。比如山東省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顏世元，從副省級降級到省政協辦公廳任副巡視員。據稱他根本未到省政協報到，而是在家養花養草。當時他已59歲，由於2年之內不能升遷就提前退休了。

某地一部門常務副局長因生活作風問題被人告到當地紀檢監察機關，最後被免職降級成了沒有職務和職級的副處級幹部，從此他便不再關心單位裏的事情，單位裏的主要領導也不給該幹部壓重擔，隻分配一些相對輕鬆的工作直到其退休。

還有幹部被降級到邊緣處室任非領導職務後，感覺過去的屬下不再“笑臉相迎”，導致心理落差太大，在單位連廁所都盡量少去，也不去食堂吃午餐，顯得越來越“自閉”。

“渡過這段時間後，大多數幹部都能認識自己的錯誤，在現在的崗位上認真改正，踏實工作。個別心裏還有委屈的，組織也會繼續關心、教育、開導他。”一名紀檢幹部說。

湖北襄陽市樊城區委組織部原常務副部長劉某，因為參與單位領導大操大辦親屬喪事被免職，由正科級降為副科級。免職降級後，劉某一度感到委屈，情緒消沉。“違紀通報在妻子單位傳達後，我倆抱頭痛哭，我對不起組織，對不起家庭，對不起自己呀！”

樊城區領導相繼找劉某談話。在關心和鼓勵聲中，他堅定了重新出發的信心。後來，這位降級幹部被調到一項目指揮部，他一心撲在工地上，為陷入困境的項目全麵複工排憂解難。

某地級市一名幹部35歲擔任該市住建局副局長，因審批文件把關不嚴造成損失受到警告處分，並從副處級降為科員。此後十幾年，他依然勤勤懇懇工作，成績突出，後被重新提拔為副處級幹部。“他工作很積極努力，業務能力也很優秀，並沒有因為曾經的處分對工作有所懈怠。”該幹部身邊的同事評價說。降級對於體製內工作者來說影響很大，但隻要能調整好心態，再次迎接挑戰，也能幹出不俗的業績。

降級≠躺平≠“軟著陸”

有幹部告訴記者，真正自暴自棄的幹部有但不多。組織處分幹部的一個重要原則是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很多被降級的幹部都經過組織多年培養，要把他們放到一些能改正問題的崗位上，讓其改過自新，重新發揮才幹。

湖北省十堰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鄖生受到開除黨籍、行政撤職處分降級為科員後，仍努力工作。湖北省紀委監委在進行幫扶教育回訪時，發現他對漢水流域民俗文化和明代漢江文化史研究有一定專長。由於違紀案件的發生，其研究工作因經費短缺陷入停滯，該省紀委監委即讓十堰市紀委監委協調，由市財政撥付專款10萬元，支持其開展研究。楊鄖生發揮專業特長，組織撰寫了《漢水流域民俗文化研究》和《明代漢江文化史》兩部專著。

除此之外，湖北省黃岡市文化局原副局長徐某被撤銷黨內職務、行政降級處分後，被安排到武穴市塔水橋村搞精準扶貧，工作幹得有聲有色；鄂州市鄂城區、市醫保局等幾名領導幹部被降級調整後，當地讓他們協助做好信訪維穩、征地拆遷、交通建設等工作，他們也在新崗位上幹出了新業績。

降級不是幹部“躺平”的理由，更不意味著問題幹部能夠“軟著陸”。若被發現新的違紀違法問題線索，仍會被繼續追究。

2019年1月，雲南省監委對雲南省農墾總局規劃統計處原副調研員（中共雲南省委原常委、秘書長）曹建方嚴重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調查。經查，曹建方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巨額財物，涉嫌受賄犯罪。曹建方被取消退休待遇。曹建方曾在2015年被“斷崖式降級”，受到開除黨籍處分，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

2022年7月，雲南省教育廳原廳長羅崇敏因涉嫌違法犯罪，雲南省教育廳已將其違法犯罪線索移交相關職能部門依法辦理。而羅崇敏在2017年就曾因嚴重違紀問題受到開除黨籍處分，降級按副處級非領導職務確定其退休待遇。雖身為領導幹部，羅崇敏卻時常在網上發表一些奇談怪論，屢屢引起爭議。例如發表文章曲解屈原的愛國情懷等。

降級詮釋的是我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即便已經降級，黨員幹部依然是黨員幹部，沒有“躺平擺爛”的道理，更沒有“劫後餘生”的僥幸空間。